第六章 為軍事服務的經濟政策
蒙古帝國在半個世紀的時期裏，橫掃東西數千裏，建立了橫跨亞歐的大帝國，靠的不是強大的經濟滲透，而是凶猛的軍事征服。忽必烈在治理漢地以及當了皇帝後，雖然比其祖先更自覺地意識到了發展經濟對鞏固政權的重要性，並在其統治初期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但在其統治的中、後期，對老百姓卻強行聚斂，對擄掠和剝奪更加重視，反映出在其思想深處，仍然繼承和固守著蒙古草原貴族的傳統思想，而且把發展經濟、聚斂財富，用來為其進一步軍事擴張服務。所以，從根本上說，他並沒有把發展經濟作為穩定社會、壯大國力、鞏固政權的根本方針，而是以發展經濟服務於軍事擴張，把聚斂財富作為滿足蒙古貴族的需要，換取蒙古貴族對他支持的重要手段。這種經濟思想，就是使元朝在他統治的後期，很快就走上了衰落之路的根本原因。忽必烈的這種思想貫穿於他所采取的經濟、財政政策和措施的各方麵。
一、為軍事服務的農、工政策
在農業方麵，忽必烈確實實行了一係列鼓勵農業，興修水利的政策。忽必烈本身就是靠治理漠南漢地民戶起家的，他深知發展農業經濟，是獲取中原民心，鞏固蒙古汗國在中原地區統治的根本措施。於是在繼位不久，就“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司”。中統二年，又立勸農司，管理農桑水利。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專掌農桑水利。有元一代所修水利工程，遍及大漠南北、黃河上下，其中規模較大，效益良好的如沁河、漳河、滏河及中興、漢延、唐來等渠的工程，均為忽必烈時期所修。他還組織人力，不止一次地在漠北打井開河，如至元二十五年，發兵千五百人詣漠北浚井，第二年又派遣侍衛軍千人，進口溫腦兒河渠。與此同時，禁止蒙古軍隊變農田為牧場，如中統四年，詔“阿術戒蒙古軍，不得以民田為牧地”。這些政策，的確對恢複多年遭受遼、金、蒙古輪番進攻的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相比之下，實行得最好、效果最顯著的當為屯田。
元代屯田大多都是在忽必烈統治時期設立的。早在蒙哥當政時期，忽必烈就“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陳紀、楊果為參議，俾屯田唐（今河南唐河縣）、鄧（今河南鄧縣）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禦，敵去則耕，仍置屯田萬戶於鄧，完城以備之”。繼位之後，把屯田納入各種管理機構之中，如樞密院管理前後左右中五衛屯田、左翼屯田萬戶府、右翼屯田萬戶府、忠翊侍衛屯田、左右欽察衛屯田，這些屯田都屬於軍屯，分布於大都附近的東安州（今河北安次縣西），南及永清縣（今河北永情縣）東，霸州、保定、滄州、昌平之太平莊、河間、大同、隆興、太原、平陽、益津、香河、河西等等；大司農管理永平屯田總管府、營田提舉司、廣濟署屯田，這些屯田屬於民屯，分布於灤州、武清、崖黃口、濟南、河間、真定、保定等地；宣徽院管理淮東淮西屯田打扮總管府、豐閏署、寶坻屯、尚珍署等屯田，這些屯田為軍民合屯形式，分布於淮東淮西、薊州的豐閏縣、寶坻縣、濟寧路的兗州。另外，腹裏、嶺北、遼陽、河南、陝西、甘肅、江西、江浙、四川、雲南、湖廣等處行省，高麗國、謙謙州、稱海、別失八裏、和林等處也設置了不少屯田。可見忽必烈在東自高麗，西到別失八裏，北自和林，南至江浙的廣大地區內，都設置了屯田。這足以說明他對屯田的重視，有些屯田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如芍彼（在今安徽壽縣南），於至元二十一年收米二萬餘石。樞密院從至元二十三年蒙古軍一萬人的屯田中，除獲歲費之外，糶鈔三千錠。屯田極大地減輕了元朝的經濟負擔。但是，忽必烈之所以十分重視屯田，還因為屯田與軍事有密切關係。屯田，尤其是軍屯，敵至則禦，敵去則耕，與蒙古的探馬赤軍“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元史》卷98《兵誌》。）的性質一樣，既減輕了國家的軍費開支，又可以部分解決士兵的軍餉問題，同時也起到了防禦敵人、保衛軍事重地的作用。
從總的方麵看，由於忽必烈受漢族知識分子的影響，確實施行了一係列發展農業的政策，但他的思想深處，與中國曆史上曆代皇帝重農的傳統，還是有距離的。他雖口頭上稱“司農非細事，朕深諭此”，卻同時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把司農之事並入提刑按察司管理。他所頒布的一些農業政策，沒有超過以前任何王朝所實施的農業政策。
他的農業思想和政策，較之其先輩雖有一定進步，然而他基本上仍然是沿著窩闊台時期農業政策的思路繼續前進，雖有一定進步，但其重點仍在向農民勒索，並把發展農業的目的置於擴張戰爭的要求之下。
蒙古汗國從成吉思汗起就實行官營手工業、商業的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將所俘獲的中亞工匠，帶回蒙古本土，以他們不同的技藝編入不同的手工作坊，並為他們建立“匠籍”。忽必烈繼承了他祖先的傳統，不斷括匠戶，不斷設立新的匠局，如至元二十一年，他從江南括十一萬戶為匠戶。（《元典章》卷18，《記部》四，）“不收繼”。在他的上都，各種官營手工作坊達一百二十餘處，有氈局、異樣毛子局、軟皮局、靴子局、鐵局、泥瓦局、織造局、器物局、葫蘆局、金銀器盒局、尚的局、尚醞局，集聚的工匠有2999戶。（《元典章》卷30，《禮部》三，）“婚配”。由於工匠人身嚴重受政府束縛，其所生產的產品自然由政府直接壟斷，這本身就帶有奴役的性質。
忽必烈時期，各種商人有很高的地位，“斡脫”製仍然十分盛行。他成立了斡脫局、斡脫所、斡脫總管府，發放高利貸，收取羊羔息。斡脫資本，主要由政府發放，少數由官僚、士人、百姓籌措，但商人從中牟利，特別是“官商”，得利最多。商人還享有與僧道、也裏可溫、答失蠻等的同等優待。他們還可以買辦鹽引，不預苦役，貨幣不納稅錢等等。他們還擁有承擔為政府收取賦稅及壟斷茶、鹽、醋、酒等經營的特權。他們為忽必烈聚斂民財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一些政策，不管其目的如何，對發展生產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而忽必烈的賦稅製度，其掠奪性就十分突出和明顯了。
二、具有掠奪性的賦稅政策
忽必烈時期的主要賦稅有兩項：科差和稅糧，另外還有俸鈔、商稅、額外稅、和雇、和買、椿配等。
忽必烈時期，對投下分封製，即蒙古貴族被封予土地和農戶的農奴製，又進行了改革和限製，極大地削弱了中原農民對蒙古貴族的人身依附。按窩闊台時期五戶絲製規定：投下州縣（即屬蒙古貴族的地區）“每戶出絲一斤，並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並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元史》卷93《食貨誌》一，）“科差”……忽必烈對此進行了改革，定二五戶絲製，規定“每戶科絲二十二兩四錢，二戶計該絲二斤一十二兩八錢。其二斤即係納官正絲，內正絲、色絲各半。外將每戶剩餘六兩四錢攢至五戶，滿二斤數目，副本投下支用，謂之二五戶的。以十分明之，納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80）……這種二五戶絲製與五戶絲製比較，投下絲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貴族從中書省驗數支取，改變了過去就征於州郡的辦法，這對蒙古貴族的特權，無疑是又多了一些限製。但同時，較過去對投下戶的料的征收，增加了將近一倍，政府所收絲料也增加了一倍，隻是增加了投下州郡百姓的負擔。對一般民戶，也規定“每十戶輸絲十四斤”，隻是將包銀由原來的白銀四兩，減為白銀二兩。對於絲料和包銀的交納日期，卻不斷提前。中統二年，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中統三年，又令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平定江南之後，科差製被推廣。至元二十八年，製定《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進一步保證了國家對科差的征收權，所征的料、包銀，除了保證政府開支、歲賜之外，大部分充軍費。
忽必烈所征稅糧主要針對農業地區，稅糧的征收南北異製。北方既有丁稅，也有地稅，而南方隻征地稅。北方的丁、地稅分三種情況征收，第一，對僧、道、儒、也裏可溫、答失蠻等征收地稅，白地每畝一升，水地五升。第二，對軍戶、站戶按畝征，其中四頃以內免征，四頃以上按畝征。第三，對普通農民征收丁稅，不計所種畝數，每丁二石。至元十七年，又令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繳參戶，第一年五鬥，第三年一石二鬥五升，第四年一石五鬥，第五年一石七鬥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的輕齎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雖然不斷變化征收辦法，但稅額隻增不減，最高的丁稅從二石增至三石，加之包銀、絲料，北方人民的負擔比唐初的租庸調還沉重。從忽必烈對北方人民所實行的賦稅製度來看，不僅數量增多，而且把宋代原有的兩稅法（以畝為主征收）製度，改為相當於隋唐的租庸調製度，這是經濟史上的倒退，也充分反映了北方地區在經曆長期戰亂後的衰敗。對於南方，從至元十五年征服之後，到至元十九年，“除江東、浙西之外，其餘獨征秋稅。”至元十九年，忽必烈才下令“令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時隔不久，“又令輸米三之一，其餘並入鈔以折”（以上均見《元史》卷93《食貨誌》一，）“科差”……從表麵上看，忽必烈對南宋原來地區，依宋舊製，征地稅，但總以鈔、綿、絹等折合，這之中又多了一層剝削，其聚斂性質不言而喻。忽必烈取得江南後，把江南看做是他的糧庫，每次軍事行動，都要從江南征調大量糧食。此外，大漠南北的糧食供應，都來自江南，他啟用張清等負責南糧北運、修築運河等，都是為了把江南的糧食運往北方。然而由於他連年征討，致使國庫空虛，運河的修複也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