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財大臣
阿合馬、盧世榮、桑哥是元朝初期忽必烈重用過的三位人物，他們主要是以貪財聚斂、網絡私黨、禍亂朝綱等罪行而著名元朝曆史。他們相繼在忽必烈身邊“理財”三十餘年，也就是說，忽必烈在位的大部分時間，是由這三位人物相繼為他“理財”的，他們與忽必烈時期的經濟政策、財政製度、內外貿易等，都有直接的和重要的關係。對這三個人的評價，直接關係到對忽必烈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涉及對忽必烈個人用人、理財、治國思想的評價。
蒙古建國後，並無完整的財政稅收政策。成吉思汗時期，在蒙古人內部，完全沿用蒙古草原部落製度時期以農奴製為基礎的“差役”和貢奉製度，而對被占領的地區，主要是通過搶掠、封賞的辦法，將占領地區的財產、人口、土地按領主的等級瓜分、占有，各領主再根據自己搶占的多少，上繳中央汗廷一部分。以後隨著蒙古占領區的擴大，在農業地區逐步改變單純掠奪、破壞的做法，開始采取一些保護農民生產和居民安居的措施。窩闊台時期，隨著滅金戰爭的勝利，中原大片領土逐漸轉入蒙古統治者之手，同時大批契丹人、女真人及漢人歸附於蒙古，在他們的幫助之下，蒙古統治者逐漸建立起了初步的財政和稅務製度。在窩闊台時期，對蒙古財政和稅務製度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的，首推契丹人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曾任金宣宗時留守中都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蒙古攻克金中都（後為燕京，即今北京西南隅），應成吉思汗之召，歸附蒙古，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窩闊台繼位後，又為窩闊台所重用，耶律楚材亦為窩闊台出謀劃策，並參照遼、金舊製，製定了蒙古國的許多規章製度。在窩闊台滅金後，麵對蒙古國財政空虛軍用不繼的情況，蒙古貴族中最守舊、最愚昧的貴族，如像中使別迭這種人竟然提出“漢人無補於國，可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建議。耶律楚材等針對這種說法，建議窩闊台“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助”。窩闊台聽後十分欣喜，遂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議，並命他按他的建議施行。耶律楚材根據他當時掌握的中原戶口數字，最初規定漢族農民以戶為單位，每戶科粟二石；西域人多從事商業，以丁出賦，繳納商稅。他向當時的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陽、真定、東平、北京、平州、濟南等處派出十路征收課稅使，去按規定征稅。他所派遣的這十路征稅使，都啟用懂得征收賦稅、清正廉潔的漢族士人充當，僅用時一年，“十路鹹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中”（《元史》卷146《耶律楚材傳》）……窩闊台十分欣喜。耶律楚材任中書令後，始逐步為蒙古統治者在中原地區，初步建立了賦稅和財政製度。
至忽必烈即位後，基本上仍沿用著窩闊台以來，由耶律楚材初步建立起的賦稅和財政製度。但忽必烈時期，他所統治的地區，畢竟有了很大的變化和發展，而且忽必烈時期，軍需更加擴大，官僚機構日益龐雜，中央財政開支更加膨脹。在這種情況下，也需要更加嚴密、有序而又能收取更多賦稅的製度和新的方法。麵對這種形勢，忽必烈更加重視賦稅和理財的工作，一批以用各種合法手段、更多收取百姓財物為能事的“理財”官員湧現出來，並受到忽必烈的長期重用。
一、任用阿合馬
中統三年（1262年），忽必烈任命阿合馬為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負財政賦稅之責。阿合馬是中亞費爾幹納一帶的突厥人，幼時為蒙古軍掠至蒙古，在弘吉剌部按陳（阿勒赤）那顏家為牧奴。中統初，按陳那顏之女察必被立為忽必烈的皇後，阿合馬入後宮為察必之侍臣，因其辦事勤謹，善解人意，狡黠多謀，被忽必烈看中，並被委以重任，讓他想辦法開辟增加國庫收入的門路。
阿合馬上任後，想出的第一個生財門路就是在鈞（今河南開封）、徐（今江蘇徐州）等州，開發鐵礦，興辦冶鐵業，將當時新括戶3000戶撥去專門從事該項事業。中統四年開始，一年之內竟得鐵1037000斤，鑄農具20萬件，為國庫換得糧食4萬石。又在東平（今山東東平縣）等地組建巡禁私鹽軍，巡查私販食鹽的活動。由於食鹽是每一個人都要消費的物品，所以利潤十分豐厚，且中國許多地區，食鹽產量並不豐富，所以它也是涉及國泰民安的大事，因此對食鹽的生產和銷售，從漢代起，就曾多次實行官營，禁止私販。自耶律楚材建立稅法，從窩闊台時開始，蒙古在中原地區加強了對食鹽生產的控製和稅收。窩闊台二年由河間（今河北河間縣）稅課所置辦鹽場，撥灶戶2376戶生產食鹽，所產食鹽由政府賣與鹽商，每袋為一引，每引四百斤，賣銀十兩，年產約34700引。此後官辦鹽場日益擴大，又設有山東鹽場、大都鹽場、遼陽鹽場、四川鹽場等，所產食鹽數量也有很大增長。管理鹽政的機構，也屢有變更，蒙哥二年（1252年）改河間課程所為提舉滄清深鹽使所，專管鹽政。至中統元年，又以宣撫司提領滄清深鹽使所。這時，政府雖有專管鹽政的機構，食鹽不得私販，但由於鹽利甚豐，所以食鹽私販的活動十分嚴重，國家收入因而減少很多。就以河間鹽場來說，“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解鹽以故不售，滄清深鹽使所鹽課減至7500兩”。為了增加中央政府財政收入，阿合馬的第二項措施就是在主要產鹽區的東平等地，建立巡查私鹽的專門軍隊，同時還規定，在鹽場區不問僧道軍匠均征收鹽稅。
阿合馬理財僅兩年時間，竟為中央政府增加多項收入，深得忽必烈的歡心。至元元年八月，又加阿合馬以中書平章政事之職，給以榮祿大夫之銜，專管財賦。至元三年，專門設立治國用使司，管理財賦，並由阿合馬兼任。從設立此部門最初的活動看，對增加當時中央財政收入，還是起了良好的作用。如開采別怯赤山的石棉、紡織防火布，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很先進的技術。至元七年，會治國用使司，改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為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並立。尚書省職權較之治國用使司，擴大了許多，“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省谘中書聞奏”，阿合馬也隨之逐漸掌握了用人大權。但尚書省隻維持了兩年，至元九年並於中書省，竟以阿合馬為中書省平章政事。阿合馬實際上不僅擔負理財重任，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中央行政權力。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正式大規模伐宋，軍費浩繁，理財一事更為重要，也更加倚重於阿合馬。隨著伐宋戰事的順利進展，江南大片領土歸於元朝，阿合馬建議，在江南各地統一貨幣和實行鹽法。宋代所用交鈔，分大鈔、小鈔兩種，大鈔以貫為單位，分一貫、二次、三貫、五貫、十貫，小鈔以百文為單位，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等五種，均與銅錢一並使用。南宋末年，鈔法敗壞，不能繼續使用。元統一江南後，也不擬再使用交鈔，用元鈔代替宋代交鈔，勢在必行。雖然有一部分朝臣反對，忽必烈還是支持了阿合馬的建議。在換鈔的過程中，江南老百姓當然也受到了一定的損害。在江南推行鹽場，最主要的仍是禁止食鹽私賣，這對江南老百姓，特別是一般鹽戶的損害，是十分大的。此外，對江南的藥材買賣，也加以限製，百姓不得私相貿易。
至元十二年以前，由於征收稅賦項目和數量日增，曾將專管稅賦的轉運司撤銷，地方稅賦鹽鐵諸事交由各地總管負責。到至元十二年，阿合馬又以“國用不足”為由，建議恢複轉運司，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員為轉運使，負責稅賦及鹽鐵諸事，並直接向中央負責。忽必烈允準了這個建議，並由阿合馬委任自己的親信為各路轉運使，實際上完全控製了全國的財政。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又命阿合馬通過轉運司廣貯糧秣，管理國家在各地所設糧食倉庫。財糧大權，完全落入阿合馬之手。
從中統三年（1262年）命阿合馬領中書省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阿合馬被殺，他執掌財糧大權達20年之久。期間正是平定阿裏不哥、李之亂以後，忽必烈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和政權，急於整頓內政，恢複和發展經濟，保持社會穩定，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消滅南宋、統一中國的一個曆史時期。忽必烈清楚地認識到，這時期的關鍵問題，是要保證中央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錢財和糧秣，財政和生產問題，是當時最大而且至關重要的問題。而阿合馬的才能，適應了這時期的要求，也為忽必烈所發現和賞識。忽必烈明確表示：“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元史》卷205《阿合馬傳》。）忽必烈正是有感於他當時所麵臨的形勢，才說出這番話的。
應該說，阿合馬的一係列理財措施，在當時情況下，是收到了可觀的效果，對保證元朝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鞏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伐滅南宋政權，在財政上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阿合馬為了能順利解決財政問題，需要有一定的人事和其他權力，忽必烈為了能使之為他聚斂到更多的經費，實際上也滿足了他的各種權力需要和欲望，對此，不應被看做是什麼過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