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立元朝,消滅南宋,實現全中國的統一(1 / 3)

第三章 建立元朝,消滅南宋,實現全中國的統一

一、消滅南宋

忽必烈即汗位後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繼續完成其先輩未完成的消滅南宋,占領江南,統一中國的大業。

1259年蒙哥去世,阿裏不哥爭奪汗位的活動在和林積極展開時,在鄂州前線的忽必烈,也處於進退維穀的局麵。但腐朽的南宋政權,卻主動提出和議,忽必烈順水推舟,遂以南宋向蒙古歲奉幣為條件,準許南宋議和。忽必烈擺脫困境,匆忙從鄂州攻宋前線北返。即汗位後,一直忙於集中力量對付阿裏不哥和李的叛亂,以及建立和鞏固政權的其他事務,對南宋基本上采取了維持和平局麵的方針,並派出以郝經為首的使者,前往南宋首都傳遞修好的信息。其間李等為了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勢力,曾從山東南下淮南、兩浙,多次挑起與南宋的戰事,南宋亦將蒙古使臣郝經扣押。對這些局部軍事進攻和扣押使臣之事,忽必烈雖曾向南宋多次提出警告和交涉,但他的基本態度仍是不想擴大事態,盡力息事寧人,以求相對平穩。不過對宋戰事的準備從來也未懈怠,特別是忽必烈大軍從鄂州前線撤退時,仍留有部分軍隊堅持圍鄂,各地與宋兵的戰事也時有發生。

而南宋政權並未充分利用蒙古統治集團內亂不息、各地義兵不時起義的大好機會,整頓內政,勵精圖治,相反,南宋最高統治集團,卻借機喘息,仍然歌舞升平,吏治腐敗,賄賂公行。特別是在賈似道等人把持下,大地主、官僚集團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不顧人民死活,公然行所謂“公田”法,剝奪百姓的財產,滿足少數官僚大地主的欲壑,致使江南各地,民怨沸騰,民不聊生。

從中統二年、四年相繼平定李、阿裏不哥的叛亂後,忽必烈一方麵繼續平定諸王的叛亂,剪除其餘黨,另一方麵加緊整頓吏治,健全各項製度,發展社會經濟。經四五年休養生息,到至元四年(1267年),當時任南京路宣撫使的劉整建議:“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杆蔽。”

劉整曾仕金,金末歸於南宋,曾任宋潼川(在今四川三台)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事。後因遭同僚忌恨,不自安,於中統二年以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歸附忽必烈,深受忽必烈器重,授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兼都元帥。至元三年又升任昭武大將軍、南京路(今河南開封)宣慰使,遂對忽必烈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劉整的建議曾遭到朝中諸大臣的反對。但劉整並不甘心,再次上奏,建議抓住機遇,大規模伐宋,並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元史》卷161《劉整傳》。)此奏一上,忽必烈遂下決心大規模伐宋。可見爭取“正統”,達到“四海一家”,對忽必烈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說明忽必烈當時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說明他認識到,伐宋、統一中國的時機成熟了,而且他也把伐宋當做鞏固自己政權的重要手段。

襄陽是江漢平原的戰略要地,金亡後,宋蒙之間對這一城池曾多次展開爭奪,並曾一度為蒙古軍占領。1239年宋孟珙再次收複襄陽後,蒙古軍雖經多次攻取,終在南宋手中,並成為阻遏蒙古軍南下的重要城池。劉整未降之前,多年在荊湖川東任職,深知襄樊對南宋防務的重要,所以他提出“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如覆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兀兒史記》本傳,第538頁。)他對守衛襄、樊地區的宋將十分熟悉。他深知宋文武官員貪婪成性,遂啖以厚利,取得京湖安撫副使呂文德的同意,在樊城置榷場,後又借口榷場貨物為盜所掠,遂起圍牆,漸漸擴大成為土堡,造成宋境內有蒙古軍據點的局麵,甚至遏製和切斷了宋軍南北之援。這一措施,為蒙軍圍攻襄樊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元五年(《元朝史》下冊,第281頁)說是四年八月。七月,經過充分準備,忽必烈任著名將領兀良哈台之子、對宋有長期作戰經驗的阿術為蒙古元帥,任劉整為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共同督率水陸大軍進攻襄陽。但當時忽必烈仍感力量不足,有內顧之憂,因此指示劉整等,“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元史》卷128《阿裏海牙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圍攻樊陽之役,進行了五年之久。當然襄陽能堅持如此之久,與守城官員呂文煥也有關。當時呂文煥為襄陽知府、兼京西安撫副使,守衛襄陽。此人雖最後投降於蒙古,但投降以前,卻對蒙古作戰十分英勇頑強,在蒙古大軍圍困之下,堅守襄陽近六個年頭。蒙古軍數十萬大軍,在阿術、劉整指揮下,步步為營,從水上、陸上包圍了襄陽。最初,宋軍還能依靠水軍優勢堅守陣地,蒙古軍屢攻不下。至元七年,劉整親自督造戰船5000艘,“的諸翼漢軍健捷者,日教以水戰之法……不數月得練卒七萬”(《元史》卷128《阿術傳》、《阿裏海牙傳》,卷161《劉整傳》。)進一步加強了對襄陽的圍困和進攻。呂文煥多次向南宋朝廷告急,至元八年,宋帥範文虎派都統張順、張貴率水軍十萬來援,蒙古軍從水陸兩路阻擊,在湍灘大敗宋軍,張順戰死,張貴率少數兵丁入城,但對解除襄陽之圍,隻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至元九年,宋廷為除去劉整,特設離間計,由宋荊湖製置李庭芝以金印否符,授劉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又封他為燕郡王,命永寧的一位和尚暗中傳書,又故意使永寧縣令抓獲傳書僧人。永寧縣令立即將所獲印符書信呈送忽必烈。可貴的是,忽必烈令張易、姚樞調查此事,並允許劉整自辯,而且很快判斷出,此乃南宋離間之計,對劉整仍信任如初。為了進一步孤立襄陽,忽必烈采納阿裏海牙的建議,先攻取樊城。當時樊城外城已被攻破,但守衛者在樊城周圍樹起木柵,在水中埋置木樁,水下木樁連以鐵索,防禦十分嚴密牢固。蒙古軍招募善水士卒,泅入水底,斷木沉索,使戰船強行駛入樊城城下。當時正好有西域人亦思馬因所製威力更大的新炮法,遂以新造的“回回炮”,轟毀木柵、浮橋,接著猛攻樊城。至元十年初,樊城為元軍占領,城中居民慘遭屠戮。樊城失守,襄陽失去屏障,更加孤立無援。阿裏海牙又以回回炮轟擊襄陽,“一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逾城降者”(《元史》卷128《阿裏海牙傳》)……劉整本欲乘城中人心不穩之時,強攻襄陽,活捉呂文煥,但阿裏海牙也許出於不讓劉整取得攻襄陽全勝的心理,也許是為了衛護忽必烈對襄陽圍而不攻的指示,不同意劉整的意見,而主張勸降呂文煥。忽必烈顯然偏向於阿裏海牙的意見,將圍攻襄陽城主將劉整調至正陽(今安徽壽陽西南淮河南岸正陽關),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而以阿裏海牙繼續圍攻襄陽。阿裏海牙請忽必烈下詔勸呂元煥歸降,並免其抗拒之罪,“且加遷擢”。此建議得到忽必烈的同意。阿裏海牙遂親至城下,向呂文煥傳達忽必烈旨意。當時襄陽城中,彈盡糧絕,軍心動搖,而南宋朝廷,支援不力,呂文煥遂開城投降。南宋與元朝之間,堅持六年之久的襄陽戰役,終以南宋失敗而告終。阿裏海牙是維兀兒族人,忽必烈為藩王時召至藩府,這次先攻取樊城以破除襄陽之藩障,就是他向忽必烈建議的。對呂文煥的態度,他與劉整也有分歧。劉整一意要炮轟襄陽,活捉呂文煥,其中很可能與他在南宋朝廷為官時,為“呂文德所忌”有關,所以他堅持要強攻,“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其意”(《元史》卷161《劉整傳》)……在這一點上,阿裏海牙比較公允,他堅持勸降,並且收到了良好效果,忽必烈讚成他的主張,甚至因此而撤換了劉整,以利阿裏海牙行事,這不能不說是忽必烈用人之聰明處。

襄樊失守,對南宋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元朝在地理上占據了滅宋的優勢,也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元朝最後滅宋的信心和勇氣。但忽必烈仍在猶豫,他對南宋的勢力還有戒心。當時許多大臣奏請忽必烈乘勢發兵滅宋。阿裏海牙奏稱:“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元史》卷128《阿裏海牙傳》)……劉整建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元史》卷161《劉整傳》。)阿術也認為:“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元史》卷128《阿術傳》。)忽必烈又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園等老練重臣問計,也都以為滅宋時機已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史》卷8《世祖本紀》)……於是,忽必烈征調大軍,著手對宋發動總進攻的準備。

元朝在攻宋前線,原設有荊湖、淮西兩個行樞密院,為了從東西兩處分兵進擊,將兩個行樞密院升級為行中書省,並以伯顏、史天澤為左右丞相、阿術為平章政事、阿裏海牙為右丞、呂文煥為參知政事,掌荊湖行中書省;以合答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塔出、董文炳為參知政事,掌淮西行中書省,形成地位相等、平行的兩路大軍指揮中心。這種設置,顯然有兵力分散,號令不一,調動不靈之虞。後經史天澤建議,淮西仍為行樞密院,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總領諸路大軍,荊湖、淮西諸路皆受其節製。

忽必烈在這次攻宋中,也充分利用了呂文煥的影響。呂文煥投降後,忽必烈立即命阿裏海牙陪同他入京,授他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至元十一年征宋大軍組成後,任他為荊湖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率所部為前鋒,招諭沿江未下諸城。至此,征南宋的準備和軍事調配,已經大致完成。但早在此兩個月前,即至元十一年六月,忽必烈就詔告天下伐宋。詔告中曆數南宋扣押使臣,破壞和平,特別指出:“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記者。”這段話已經完全自認是中國的正統,有吊民伐罪之意,而且似乎是出於被迫。同時宣告“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元史》卷8《世祖本紀》)……

至元十一年七月,伯顏向忽必烈辭行時,忽必烈特別叮囑伯顏:“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元史》卷127《伯顏傳》)……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這時的忽必烈,較之即位時的忽必烈,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從至元十一年七月伯顏上任,到至元十三年正月(南宋恭帝德二年,1276年)元軍兵臨臨安城下,南宋謝太後、恭帝趙奉表稱臣,總共隻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南宋政權就被消滅了。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取得這樣大的勝利,原因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麵,一方麵是由於南宋政權實在太腐敗、無能。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南宋統治集團內部爾虞我詐,派係紛爭,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官員賄賂公行,武將貪生怕死,已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這為元朝獲勝,創造了極好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麵是忽必烈滅宋的方針,基本是采取積極穩妥,不急於求成,不貿然進兵。從他即位,到正式下詔伐宋,經過了十四年的準備,其間雖有阿裏不哥、海都、李等大規模的叛亂,除海都之外,均早已消滅,始下決心,集中力量一舉成功。這種老成持重,不急於統一全國的態度,作為一個生長於遊牧草原的貴族來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也說明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很成熟的。第三,是他成功地執行了優待和重用宋朝降臣,正確執行在政治上重用漢人,以及改變了對攻下城池肆行擄掠燒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