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鋒芒畢露的親王
一、忽必烈的出身
忽必烈出生於蒙古成吉思汗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三年）八月乙亥（1215年9月23日），其父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其母唆魯和帖尼又作莎兒合塔泥、唆兒忽塔尼等。是客列亦惕部（怯烈部）王罕的侄女。拖雷有11子（拉施特主編，餘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90頁作10人。忽必烈排行第四，他與蒙哥（排行老大）、旭烈兀（排行第五）、阿裏不哥（排行第六）均為唆魯和帖尼所生。
忽必烈出生之時，成吉思汗已經建立起了統一的蒙古政權，西域亦都護歸降，西夏王稱臣，並已大規模伐金，迫使金主遷都求和，山東、河北大片中原領土已為蒙古所有。忽必烈出生後，在他12歲以前，成吉思汗就統帥蒙古鐵蹄橫掃中亞，深處斡羅斯，取河西，滅西夏，建立起了威震歐亞的強大汗國。他的英雄祖、父輩們，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永遠磨滅不了的印象。
忽必烈12歲時（公元1227年），他的祖父成吉思汗去世，他的伯父窩闊台繼承了大汗的位置。窩闊台在位的13年，是蒙古汗國繼續發展壯大的時期。在這13年中，蒙古汗國完成了滅金大業，占領了中國北方的中原、西北和東北廣大地區。在西方，拔都等人在中亞、欽察草原廣大地區，建立了穩定的蒙古政權；同時，窩闊台在耶律楚材等人幫助下，在北部中國初步建立和恢複了適合管理漢族農業地區的政治、經濟製度，在武功和文治方麵，都取得了超過成吉思汗時期的重大成就。在窩闊台統治的13年裏，也是忽必烈一生中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對形成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性格方麵，都有著極大的影響。
從窩闊台去世到蒙哥汗即位為汗的10年，是蒙古汗國曆史上統治集團內部最為動蕩的10年，蒙古貴族的各個集團圍繞汗位繼承，拉幫結派，明爭暗鬥，劍拔弩張，最終使蒙古大汗的繼承權由窩闊台係轉入了拖雷係。作為拖雷的一個兒子，忽必烈也必然卷入這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陰謀和爭權奪利的鬥爭中。這10年是忽必烈由青年進入壯年的時期，蒙古汗國統治集團內的權力派係之爭，無疑為他的成長、成熟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促使他走出狹隘的宗族、民族圈子，最終成為一個多謀善斷、廣納博采、雄心勃勃的人，這對他以後的政治素質和領導才能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對忽必烈的成長起重大作用的，最主要還是蒙古社會物質、文化生活條件的巨大的變化。40歲以前的忽必烈，主要生活在蒙古地區。然而在他青壯年時期，蒙古社會就已經與他的祖父輩們長期生活過的蒙古社會，有了天壤之別。且不說生產關係、社會性質的重大變化，僅就物質、文化生活條件的變化也是巨大的。從成吉思汗後期，蒙古大汗所在地就已經改變了天蒼蒼、野茫茫的景象。在遼闊的草原上已經出現了金碧輝煌的幕帳，內地和中亞各地的商賈雲集在大汗和各親王貴族的帳幕周圍，各種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漢人、契丹人、女真人、色目人，甚至歐洲人，投靠於大汗和各親王貴族，為他們出謀獻策，講說世界各地情況和風土人情。到窩闊台和貴由時期，隨著軍事征伐的勝利，蒙古族活動和控製地區擴大到了中亞、西亞、東歐和中國北部大部分地區，蒙古大汗牙帳所在地——哈剌和林不僅建起了相當規模的城市，而且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政治、經濟城市和聚點。在蒙哥時期到過哈剌和林的法國傳教士魯不魯乞在他的遊記中說，在哈剌和林，他看到大批基督教徒，其中有東歐、西歐及印度等各族人，還有各地的建築師、金匠、織布工人等。他還說哈剌和林“城裏有兩個地區，一個是薩拉森人區，市場就在這個區裏，許多商人聚集在這裏。……另一個是契丹人區，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這些地區外，還有宮廷書記們的若幹座巨大宮殿，十二座屬於各個不同民族的異教徒的廟宇，兩座伊斯蘭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城的周圍環繞著土牆，並有四個城門。東門出售小米和其他穀物，西門出售綿羊和山羊，南門出售牛和車輛，北門出售馬匹。”（見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197頁。）在過去以遊牧為主的草原上，不僅出現了城鎮，而且出現了農業和手工業。在這種情況下，大汗及其家屬雖然仍生活在濃鬱的草原生活氣息中，但其文化教育、娛樂飲食、起居交往已經與純粹的遊牧生活和環境有很大區別。忽必烈的青壯年時期，就是在這種迥然不同於乃祖乃父的環境中渡過的。而且從記載中看，他不像他的父親那樣，長年在外率兵打仗，這就使他有更多時間和機會在哈剌和林參與各種交往，從各地各種人處了解世界的情況，得到更多知識，特別是從各種文人儒士處吸收知識和了解情況。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評價他早就“胸懷大誌，思大有為於天下”。
忽必烈的成長和以後的發展，還受到他的家庭的重大影響，並為他提供了良好的機遇。許多研究者認為，忽必烈的母親對他的成長起了很大的作用。從一些記載來看，這個說法是十分有道理的。
忽必烈的母親唆魯和帖尼是一位智勇雙全而又善於教育子女的母親，在她所生的四個兒子中，有三位後來成了蒙古大汗、元朝皇帝和伊兒汗國的汗。僅就這一點，唆魯和帖尼也可算是世界曆史上少有的婦女了。
拖雷作為成吉思汗的幼子，直接繼承了成吉思汗所擁有的根據地，即以其牙帳為中心的三河流域土拉河、鄂嫩河與克魯倫河上遊廣大地區……窩闊台四年（1232年，忽必烈16歲），時年40的拖雷去世，根據窩闊台的旨意，拖雷的全部兀魯思——封地、百姓和軍隊交由唆魯和帖尼管理。拖雷及其妻子唆魯和帖尼在蒙古汗國中，實際上是除了大汗以外，最有權勢和威望的人物。他們兩位也都最堅決、最積極的支持窩闊台繼承大汗水位。對此學者們有不同意見。有人根據一些情況推論，拖雷是窩闊台繼承汗位的反對者，並進一步推論窩闊台用毒藥害死了拖雷。見元史研究會編、中華書局出版（《元史論叢》第一輯載《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爭》。）此說雖有新意，但根據並不充分，主觀分析成分太多。在拖雷去世後，窩闊台“實施任何政事時，不管是關係到帝國的前程還是關係到軍隊的布置，他（窩闊台——引者）總首先跟她（唆魯和帖尼——引者）商討，並且不允許改動她提出的一切建議”（誌費尼著、何高濟注譯：《世界征服者史》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5—656頁）……她在拖雷去世後，也全力維持窩闊台的地位。窩闊台曾將應屬於拖雷係的兩個千戶撥給了自己的兒子闊端，引起拖雷係貴族不滿，唆魯和帖尼卻心平氣和勸大家冷靜，服從大汗安排。（參見《史集》第2卷，第204—205頁。）她的這一作為，維護了大汗權威，博得了有實力的闊端王子的好感和感激，顯示出她是一個心懷全局、目光遠大、很有心計的婦女，也為她的兒子們處理複雜關係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唆魯和帖尼除了在處事為人方麵對忽必烈有直接重大的影響以外，特別是在為把大汗地位從窩闊台係轉入拖雷係的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為以後忽必烈繼承汗位，奠定了基礎。
唆魯和帖尼及其諸子，雖然對窩闊台全力支持，但是對大汗的位置並非無覬覦之意。在窩闊台時期，唆魯和帖尼就“獲得了各方麵的擁戴，因此使所有的人聽從她的旨意”（《世界征服者史》下冊，第657頁）……但是在窩闊台去世後，他的妻子脫大哥那哈敦卻牢牢地掌握了大權。脫大哥那是蔑兒乞惕人，由於他是窩闊台五個最有權勢的兒子貴由、闊端、闊出、哈剌察兒、合失。的生母，又“生來好用權勢”（《史集》第2卷，第7頁。）而且她也許早已察覺到其他人對汗位的覬覦，所以利用各種方便條件和優勢，牢牢地把權力抓在自己手中，一方麵以大汗皇後的身份，排斥異己，安置親信；一方麵向各路宗室親王發出召開忽裏勒台的通知，等待其長子貴由返回。顯然是由於脫大哥那的有意安排，經過了近三年時間，貴由才由欽察草原回到和林，並於1246年秋正式召開了忽裏勒台。參加這次忽裏勒台的宗室親王很多，但當時在西方勢力最強大、地位最崇高的術赤的兒子拔都，卻托故不參加會議。唆魯和帖尼及其諸子，一方麵都積極參加了忽裏勒台，並支持和擁護貴由繼承汗位；另一方麵，唆魯和帖尼卻在觀察動靜，並未停止為其子爭奪汗位的活動。她終於看到拔都與貴由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已經到了可以利用的程度，而拔都則是她實現奪取汗權的依靠力量。終於機會來了。當1248年春，貴由汗由和林向西進發，準備回到他的斡耳尕葉密立養病時，唆魯和帖尼暗中向拔都告密，說貴由汗率眾西行，目的是要消滅拔都的勢力。對此事的可信度至今應該說還是一個謎，（《史集》第2卷第205、221頁）有貴由西進的目的是消滅拔都之意，而《元史》及《世界征服者史》中卻無此意。格魯塞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認為當時拔都與貴由“都在準備鬥爭。貴由借口他的在額敏河流域的世襲領地受到威脅，從和林向西方進軍。”（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頁。）但可以肯定的是，唆魯和帖尼利用拔都對貴由繼承汗位的不滿，有意加劇或利用兩者之間的矛盾，以從中取利。拔都這時也許是接到唆魯和帖尼的消息，率軍東迎。貴由行至中途病死，拔都行至阿剌豁馬裏又作阿剌脫忽剌兀，在今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間的阿拉套山中。聽到此消息，遂於該地駐軍。
拔都在貴由汗去世後，采取了一項非常措施，他以當時各宗王的長兄的身份，召集各宗王貴戚到他那裏舉行忽裏勒台，推舉新的大汗。雖然此舉受到察合台、窩闊台係的反對，但在唆魯和帖尼及其諸子的支持下，拔都在自己的屬地強行舉行了忽裏勒台，推舉蒙哥為大汗。蒙古大汗位置由窩闊台係轉入拖雷係這一重大事件，雖有許多條件促成，但唆魯和帖尼的活動，確實起了重大作用，是她善於利用各宗室之間的矛盾，善於團結各方麵的貴族，並善於觀察形勢，不失時機地促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實現。當蒙哥汗繼位的第二年（1252年）唆魯和帖尼安心地去世時，忽必烈已經是37歲的成年人了。
二、初治漢地
蒙哥在以拔都為代表的術赤王係和拖雷係諸王的支持下繼承大汗後，反對他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他一方麵用各種辦法鎮壓諸王的反對和陰謀，另一方麵起用自己的兄弟及支持者，以鞏固蒙古汗國的已有成果。1251年，也即在正式推舉蒙哥即汗位的忽裏勒台上，“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戶”（《元史》卷3，《憲宗本紀》）……這是史料中所記忽必烈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麵，而且一露麵就成為“領治蒙古、漢地民戶”的親王。許多研究者在說到蒙哥繼位後對忽必烈的任命時，用（《元史》卷四）“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一說。似乎從一開始，忽必烈就掌握了漢地的全部軍政大權。這一點，下麵我們將會作進一步說明。這裏所說“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是一個從時間上沒有限製的概括性的詞，究竟是指什麼時間，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對這個任命，許多研究者隻注意了他在“漢地”的權力，其實，漢地僅是這一任命的一部分地區，另一部分地區則在蒙古。也就是說，是任命忽必烈管理蒙古和漢地兩處的民戶。這裏所說蒙古，實際上主要指以後的漠南蒙古。至於“民戶”的含意，也有探討的必要。“民戶”在《元史》中是一個專用名詞，是一種交納賦稅的計算單位，其始於耶律楚材建議窩闊台“河北漢民以戶計”，“西域人以人計”，而蒙古人並不在“民戶”之內。所謂將“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禁“諸王不得擅招民戶”、“籍漢地民戶”等等，都是指中原漢族而言。蒙古人均屬於一定的宗王，從無讓別人管理一說。此外，“民戶”是與“封戶”相對而言的。“民戶”主要是指經政府登記，由大汗直接控製其稅役的居民。“封戶”則是分給諸王的投下戶。例如：“甲午年（1234年——引者）欽奉合罕皇帝聖旨：不認達達、回回、契丹、女真、漢兒人等，如是軍前擄到人口，在家住做作牲口（由貴族私人所有——引者）；因而在外住坐，於隨處附籍，便係是皇帝民戶，應當隨處差發，主人見更不得認識。”（《元典章》卷17，《戶部》三）“戶口條畫”。又如：“民戶內續數出來底漏籍民戶有嗬，隻教都屬那見住州城田地裏有者，有原招收來的人不須管領。”（《元典章》卷17，《戶部》三）“戶口條畫”。這裏所說的“民戶”，主要是三種含義，一是指以農業為主的農耕住戶，二是指非蒙古人以外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三是指由大汗直接控製的居民。當時蒙古南部，即今內蒙古不少地區，長期是遼、金統治地區，這裏農業已有相當發展，而且有大量契丹、女真和漢人居住，這些人被稱為民戶，以與蒙古人相區別。所謂命忽必烈領治蒙古民戶，就是指這部分地區的“民戶”。命他設衙帳的金蓮川，原金桓州地，西北路招討司所在地西北，即以後的開平。地處漠南漢地與蒙古交接處，這裏對他領治蒙古、漢地民戶，無疑是最為合適的地區。
蒙哥為什麼要讓忽必烈管理蒙古、漢地民戶？這表明了蒙哥對忽必烈的一種看法，應該說，蒙哥對忽必烈是很了解的。
忽必烈確實與他的其他兄弟們有所不同。在窩闊台剛去世時（1242年），忽必烈就召請在蒙古中國有很大聲譽和影響的山西和尚海雲到他的駐地，向他請教和學習。海雲，今山西五寨北人，禪宗和尚，曾為成吉思汗召見，稱為小長老，後在北方各地活動，深得木華黎賞識，在燕京慶壽寺掌書記。窩闊台七年即1235年，奉命主考僧官，主持慶壽寺。貴由汗時，至和林，居太平興國禪寺，蒙哥時奉旨領天下佛教事。忽必烈曾問海雲：“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雲建議他“求天下大賢碩人，問以古今興亡之事。”（《佛祖曆代通載》卷2）同時，海雲又將同他一起到和林的劉秉忠，推薦給忽必烈做謀士。從這時開始，忽必烈不僅向漢族人士請教，學習“安天下之法”，而且身邊有了像劉秉忠這樣的人才為他出謀劃策，並開始大規模招攬漢族有識之士。後來又有雲中縣（今山西大同）儒士趙璧應召成為忽必烈的幕僚，忽必烈對他很尊重，“呼秀才而不名”，1244年命他到中原各地為忽必烈招聘“名士”。王鶚等一批“名士”應召前來，教蒙古子弟學漢文，或翻譯儒家經典，在忽必烈住地，興起了一股學習漢文化的小熱潮。（《元史》卷160王鄂傳、卷159趙璧傳。）對這些情況，蒙哥當然是了解的。派一個對漢地和農業社會有一定了解和興趣，有漢族人士幫助的親王來管理“蒙古、漢地民戶”，這當然非忽必烈莫屬。此外，當時蒙古統治下的北方，有史天倪、嚴實、張柔以及漢化很深的汪世顯等一批手握重兵、統治一方的漢族世侯，這些人大多都養有一批金朝漢族“名士”為其幕僚，控製和駕馭這樣一批有“名士”輔佐的軍閥，也必須要有懂得他們，受他們歡迎的人。這些因素就促使蒙哥任命忽必烈擔當了領治漢地的重任。應該說，這一舉措是十分正確和英明的，也是具有曆史意義的。
忽必烈被任命領治蒙古、漢地民戶後，更感到有必要大量招募流落於中原各地的有識之士，他或派人四處招募，或親自指名召請，公開打出“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的旗號。
在忽必烈初登蒙古汗國政治舞台最初的三年中，做了兩方麵的大事，而且都做得十分完滿，影響巨大。第一方麵就是他在治理漢地民事方麵的成就，第二是他率軍征服大理的軍事方麵的成就。
從窩闊台時期起，蒙古統治者就逐漸在其所占領的中原農業地區，開展清查和登記戶口，按戶製定了稅製。對封給各親王貴族的地區和農戶，一改過去由親王貴族直接派人管理和收取貢賦，變成由政府按統一標準收取，再交給受封親王和貴族的辦法，使老百姓統一由地方政府管理，受封親王和貴族不能直接管理自己封地上的百姓。這項措施無疑是一大進步。忽必烈受命領治漢地民戶，其管理的範圍當然就十分廣大，也包括對這部分人戶和地方的“領治”。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對邢州（今河北邢台）地區的整頓。邢州在窩闊台七年（1235年）曾封給親王孛魯帶，蒙哥即位時，由兩位答剌罕（有貢勳者的封號）掌管。（《元史》卷2《太宗本紀》。）《元朝史》（韓儒林主編）認為邢州是忽必烈的封地（該書上冊第257頁），似乎有些不妥。關於此事，《元史》有三處記載：一處即本書所依據的記載；二是《世祖本紀》一：“邢州有兩答剌罕言於帝曰：‘邢吾分地也……’”；三是《張文謙傳》（157卷）：“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但蒙哥時期，忽必烈隻被授予京兆為封地。在此以前，其父拖雷曾受真定府（治所在今正定）為封地（《史集》第二卷第198頁），在拖雷死後，由唆魯和帖尼掌管（《史集》第2卷第235頁）。因此，把邢州列入忽必烈的封地是不準確的。唯一明確指出忽必烈在潛邸“受刑州分地”的是《元史·張文謙傳》，然而，張文謙《神道碑》卻又說：“邢初分隸勳臣二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收……”（《元朝名臣事略》卷7）。可見，說邢州是忽必烈的封地，證據似嫌不足。忽必烈治邢，實際是他受命“領治蒙古、漢地民戶”的一項治理活動。受封時邢州有民一萬餘戶，由於管理不善，至蒙哥即位時，隻剩幾百戶。這兩位答剌罕要求忽必烈對邢州的吏治加以整頓，“選良吏撫循之”（《元史》卷4《世祖本紀》一）……謀士張文謙、劉秉忠也向忽必烈建議，認為“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元史》卷157《張文謙傳》）……忽必烈遂任命脫兀脫（《元史》卷159《趙良弼傳》。）脫兀脫原以斷事官鎮邢，此人可能是留任官員，因其阻撓政事，後為忽必烈罷黜。張耕為邢州安撫使，劉肅為商榷使（《元史》卷160《劉肅傳》）以劉肅為安撫使。趙良弼為幕長，共同治邢。劉肅在金朝曾當過縣令、尚書省令史等官，頗有政聲，後為嚴實所用，忽必烈於蒙哥二年調劉肅治邢州。趙良弼為女真人，漢化很深，窩闊台九年曾“試諸路儒士”，從中擢選官員，（《元史》卷2《太宗本紀》。）趙良弼身列其中。他們到邢州後，依靠忽必烈的支持，整飭吏治，清除聚斂，“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顧而傳；馬給圉戶，恒奉而；官舍既修，賓館得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書劉文獻公·墓碑》。）使邢州在兩三年之內，情況大有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