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是一個很複雜的曆史人物，因此，對他的評價，可以有許多角度，也有很多說法。近幾年來，對他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所謂“改行漢法”、“附會漢法”的問題上。
忽必烈在“藩府”以一個蒙古族親王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以來，就以尊重漢族士人、推行“漢法”的麵目出現於世，到他稱汗、當了皇帝、建立元朝後，更是適應中原廣大地區的實際和漢族社會的傳統思想文化，在中原地區恢複和實行了自古以來的“漢法”。應該說，從蒙古汗國建立以來，這是忽必烈對蒙古汗國的統治思想和他們所施行的蒙古傳統製度的一種改革，這種改革是需要極大勇氣和魄力的，也是忽必烈本身的偉大之處。但是，在充分肯定這一點的同時，許多人過高地估計了忽必烈實行“漢法”的深度及其作用，把忽必烈抬高到一個完全離開蒙古貴族傳統思想和地位的一位超人，或把他與漢族出身的封建帝王相提並論。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不錯，曆史上確曾有過一些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尊奉漢文化和“漢法”，極力推行過一些漢化政策，如由氏族建立的前秦皇帝苻堅，羌族建立的後秦皇帝姚興，北魏皇帝拓跋宏等。特別是拓跋宏，不僅采用漢法，而且在鮮卑中提倡漢文化，改革鮮卑風俗，令鮮卑人使用漢語，與漢族通婚等。他的這種政策，顯然是一種漢化政策。清朝的玄燁、胤禛、弘曆也都是實行漢化的著名人物。但是忽必烈與他們，絕對不能同日而語。忽必烈隻是根據他所處地位和麵臨的問題，在統治漢地中，采用漢法，對他來說，在麵對漢族人為主的中原地區，也是一種“因俗而治”的政策和思想。他雖然對漢文化很推崇，對漢族知識分子很尊重，然而他自己作為一個蒙古貴族，幾乎不懂得幾個漢字，不會說幾句漢話，漢族大臣雖然喋喋不休地給他講孔孟之道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但對他來說，仍是囫圇吞棗，一知半解。憑著他對漢族知識分子們的信任，以及當時麵臨的實際問題，采取了一係列的漢法，他並不著意追求漢族的文化和製度，特別是他並不主張用漢族的傳統思想和習俗，來改變蒙古族的傳統和習俗，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采取一切辦法來阻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因此，他所謂行“漢法”，與漢化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的行為中並不排斥他遵行一係列傳統的蒙古草原遊牧貴族所慣行的製度和做法。
忽必烈是一位敢於突破某些遊牧草原貴族製度和傳統的改革者，但同時，從骨子裏他仍是一位蒙古人，是在蒙古草原上長大的，有頭腦，勇於進取，敢於改革的蒙古族的偉大人物，正因為如此，他比那些所謂完全漢化的人更偉大，更有智謀。這樣看，也就能更好理解他的所作所為，更便於確定他在中國曆史上應有的崇高地位。
忽必烈是研究蒙古族和元朝曆史所必須加以研究的人物，因此，關於研究忽必烈的論著，是十分豐富的。在我寫本評傳的過程中，韓儒林先生主編的《元朝史》、周良霄先生所著的《忽必烈傳》以及其他先生所寫的有關忽必烈和元朝史的著作，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思想和資料。我在充分吸取諸位先生成就的基礎上，用我的感覺，我的看法，對忽必烈和與他有關的一些事和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由於有了許多先生的論著，所以我也並不著意事無巨細地介紹忽必烈的一生，而隻是從“評傳”的角度，來評述他一生中可評之處。這就是我寫忽必烈的一些基本想法，作為引子，供讀者評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