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吉思汗成功的三大因素
關於成吉思汗的成功，過去一般認為是環境造成的，即時勢造英雄論，或者認為僅僅是武力取得的勝利。而劄奇斯欽全麵闡述了成吉思汗種種優秀的個人素質後，認為他的超越他人的個人素質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他說：“在那一個時代的遊牧社會中，他的確是一位典型的人物。他敬天至誠，事母至孝，交友至忠，不用權術，信守諾言，恩仇必報，公正嚴明。這些德性就是到了20世紀的今天，也不能說完全變成曆史上的陳跡。”（劄奇斯欽：《談成吉思可汗的言行和他成功的因素》，載《蒙古史論叢》上冊，台北學海出版社1970年版。）這種看法比單純的時勢造英雄論或武力論似更深刻，挖掘到了成吉思汗成功的內在因素。
而我們強調成吉思汗的成功是一種合力的結果。
1.苦難的磨煉與亂世的實踐造就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幼年喪父以後，一個汗室家族破落到隻剩孤兒寡母，落到食不充饑，被人追殺的境地。九死一生的磨難和母親訶額侖的諄諄教誨，終於使成吉思汗形成了傑出的個人素質。成吉思汗崛起時，正值金、宋、西遼、西夏分裂對峙之際，而廣大蒙古地區生活著蒙古、塔塔兒、克烈、汪古、乃蠻、蔑兒乞、弘吉剌、斡亦剌等大小眾多部落。據《元朝秘史》及波斯（拉施特《史集》所著錄的統計，差不多有近一百個部落。這些部落不僅強弱大小不一，而且語言、宗教、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各部極端分散，“各有君長，不受一共主約束”屠寄：《蒙兀兒史記·太祖紀》）……12世紀後，蒙古地區已普遍出現“孛斡勒”（奴隸），後因畜牧業發展迅速，新興“那顏”階級因剝削的貪欲各部互相殘殺，無休止的戰爭發展到“列國相攻，星天旋回”（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305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成吉思汗為恢複父、祖基業，參加爭鬥之實踐，並取得了不少戰役的勝利，才使他有了勇氣與動力，立誌統一蒙古，抵抗金朝。那個時代的亂世與戰爭實踐決定了他的政治抱負和政治動力的內容，也為他提供了統一蒙古的機遇。這種亂世的實踐也造就了出類拔萃的成吉思汗，終於使他完成了建立統一的蒙古的曆史使命。
統一的成功，使他走上覬覦中原的第二步。而這時中原也正處在四分五裂的形勢下。南北相峙的宋朝與金朝劃河為界；而河西是西夏的勢力；西域地區有西遼；西南則有大理；吐蕃地區則小邦林立。而且金朝在處理與西夏和南宋的關係時，也恰恰是失敗的。成吉思汗要南下伐金，金卻不知團結西夏，反而與西夏爭鬥不休，因而“兩國俱弊”。（《金史》卷134《西夏傳》）……而且金朝向南又開釁於宋，使成吉思汗得以施展其約宋攻金、各個擊破的戰略戰術。正是這些實踐使成吉思汗軍事思想步步升華，也使知己知彼的成吉思汗認定可以亂世稱雄，於是他雄心勃勃，揮戈南下。
而在遙遠的西部邊疆，由於乃蠻王子屈出律篡奪了西遼政權，又因以佛教壓製伊斯蘭教而民憤極大。善於洞察敵情的成吉思汗，便在派兵追擊屈出律時宣布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畏兀兒、西遼等廣大地區的自動歸降，從而也為成吉思汗開創的蒙古族一貫的宗教自由政策和這類開放性思想文化傳統奠定了基礎。同時，有了畏兀兒、西遼這些地區作為後方和跳板，成吉思汗又依靠這種地利，遠征歐亞，有了與中亞花拉子模一決勝負的可能，也成為他進入世界性人物的機遇。
可以說，上述苦難與實踐、時勢與機遇為成吉思汗的成功提供了動力，沒有那種時勢下的實踐，就不能造就出成吉思汗這種世界性曆史巨人，他本人也不一定有追求統一蒙古、統一中國、追求征服世界的動力與能力。
2.成吉思汗吸收多種文化形成了當時先進的思想觀念，培養了本身的才能與素質。
如果把成吉思汗的成功隻歸結為單純的“時勢造英雄”，就無法解釋在同一個客觀時勢下，為什麼當時的其他梟雄沒有成為威震歐亞的人物，為什麼成吉思汗卻能戰勝遠比他強大的劄木合、王罕，甚至武器裝備遠比他先進、軍隊人數遠比他眾多的金朝和花拉子模國呢？所以，顯然還有成吉思汗個人的內因，這就是成吉思汗的才能和思想素質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根植於蒙古遊牧文化的成吉思汗的思想觀念是發生了變遷的，即成吉思汗是靠廣泛吸收各種文化和先進觀念才成了超群的人物，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深入研究，就會發現成吉思汗的全麵成功絕非偶然，更不能簡單地認為他不過是個“文盲”，偶然地、或靠武力成了“天之驕子”。成吉思汗實際上是一個吸收和融合了多種優秀文化傳統，因而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思想和非凡人格素質的天才人物。他成年以後的言行與思想反映出，他敬天崇祖，講忠孝信義，堅毅驍勇，恩仇必報；他紀律嚴明，執法公正，知人善任，惜人才，能納諫。他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政治思想與有效的治國治軍製度，隨地域擴大而不斷發展，堪稱一代治國天才；他的經濟思想與學習農工商貿先進經濟與技術的措施，保證了治國治軍的物質基礎；他具有政治家的革新頭腦；他的劄撒與法律思想使社會秩序的井然為其時所罕見；他的尊重與兼容各種宗教的思想與受歡迎的宗教自由政策，使西進大軍在各族地區創造了勢如破竹的進軍奇跡。凡此種種，都證明這種深邃的思想和品德不是單純蒙古式遊牧文化的產物，而是不同文化薈萃的代表，即使論遊牧文化傳統，成吉思汗也是吸收了漠北曆史上各遊牧民族的共同精神遺產。這裏還必須指出，成吉思汗通過契丹人、穆斯林人才而對漢文化和中亞文化的吸收，雖是比較隱蔽，卻也學到了一些精華。他並不像有的學者所說，“他的一生從始至終都是一草原人，既不為絢麗的中國文明所誘惑，也不屈從於畏吾兒文明，更不醉心於西方伊斯蘭文明。終生沒學外國語，按生來的原樣信仰薩滿教”（小林高四郎著、阿奇爾譯：《成吉思汗》，第217—218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成吉思汗的思想是開放型的，不是封閉型的，他不是那種固守草原舊傳統的封閉式人物。成吉思汗看到蒙古除了畜牧、狩獵和簡單手工業外，技術及有關人才極為缺乏，所以他千方百計從中原和中亞等地搜集大批工業技術人才，如造弓的、造甲的、造火炮的、造雲梯的。（《金史》卷149《郭侃、石天應傳》。）他從中原輸入了造橋、造船技術與驛站製度，命木海、張榮建了炮兵、水兵等其他各兵種，史載：“木海……與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嚐問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對曰：‘故城以炮石為先，力重而能及遠故也’，帝悅，即命為炮手。歲甲戌，太師國王木華黎南伐，帝諭之曰：‘木海言，攻城用炮之策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即授金符，使為隨路炮手達魯花赤。木海選五百餘人教習之，後定諸國，多賴其力”（《元史》卷122《木海傳》）。張榮是歸降漢將，當出征花拉子模“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是時，太祖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後“造船百艘，遂濟河”（《元史》卷151《張榮傳》）。大大改進了兵力及交通狀況。成吉思汗除了吸收中原兵種，還從金人處學習了一些漢官製。《蒙韃備錄》第14頁載：“韃人襲金虜之製，亦置導錄尚書令、左右丞相、左右平章官等，亦置太師、元帥等”，“皆金虜兒臣教之”。成吉思汗對待異族宗教和異族文化的政策，在蒙古族的傳統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後繼人，尤其至忽必烈時，基本上都繼承了這種傳統。
成吉思汗主動吸收先進的觀念與思想主張的積極性是非同一般的，對任何人、任何有見地的看法都不放過。成吉思汗伐金時，每得一位契丹人、漢人或女真人的降將，他都要親自召見，細詢金國虛實及取金之策。而先進的思想觀念，在變革時代，與實踐結合，又與驍勇善戰的遊牧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結合，便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和扭轉乾坤的力量，正因此，成吉思汗才能所向披靡，取得“滅國四十”的“奇勳偉績”（《元史》卷1《太祖本紀》）……
3.各族奇才在成吉思汗麾下大展宏圖。
成吉思汗成功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他善於使用與愛惜各族人才，並通過他們吸收各族優秀文化，從而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體現多元文化內涵、在當時可稱為一流的精華薈萃的智囊團，完全彌補了成吉思汗本人作為“文盲”的缺陷。
成吉思汗用人思想的特色，是不分族屬、不看親疏關係，甚至不論原來是敵是友，他唯才是用，唯忠是用。他在征戰中廣泛對各民族的有識之士千方百計地網羅，引為己用。在成吉思汗人才政策感召下，忠心耿耿地與他共同創業的，有大量的中亞人、契丹人、西夏人、畏兀兒人，也有些漢人。他們為蒙古汗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這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在成吉思汗戰功卓著的文臣武將中，塔塔統阿、阿剌瓦而思、哈剌亦哈赤北魯、燕真、塔本、巴爾術阿而忒的斤、九八兒火者、曷思麥裏、嶽兵帖穆爾等人是中亞人；耶律阿海、耶律留哥、石抹也先、高奴、耶律禿花、耶律楚材等是契丹人；郭寶玉、張柔、史天倪、劉伯林、石天應、張榮、謝睦歡等是漢人；昔日鈴部、察罕、也蒲甘卜、小醜等是西夏人；還有拓跋人按劄兒；女真人粘合重山等，均很著名，稱成吉思汗左右“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確不過分。
這三個主要因素如同三大合力結合到一起，產生了巨大的推進力與前進的慣性，使成吉思汗的事業勢如破竹，一往直前。
三、蒙古族優秀思想文化
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是中華各族在漫長曆史過程中共同創造的。各民族文化之中有進步積極的方麵，也有落後消極的方麵。民族文化內部所包含的思想意識是民族向前發展的內在契機，這種民族文化的精華，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一定曆史階層中創新的思想意識和民族文化的生命力與活力，又往往是與當時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重大功績不可分的，需要人們去發掘，去認識，才能發揮傳統文化的精華。本書主人公，這位中國蒙古族的領袖——叱吒風雲的成吉思汗，就以他的傑出的業績證明了：中國少數民族也曾以其思想文化的精華豐富了中華傳統文化。隻是曆史上由於種種原因，對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記載很少，因此要挖掘出少數民族代表人物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及代表其民族文化的思想精粹，就有相當的難度。隻能通過他的思想脈絡和業績，反映出中國少數民族在塑造中華民族優秀思想文化中的功勳。應該說，成吉思汗天才的治軍、治國和法律思想、用人思想、宗教思想等一係列思想觀念豐富了中華優秀文化寶庫，這是毋庸置疑的。
按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無完人，人生無時無刻不在犯大大小小的錯誤。隻不過碌碌無為者的過錯，往往因其默默無聞而無人過問，而名位顯赫或執掌大權的人物，其錯誤必然影響巨大，後果嚴重。但是有錯誤的人物，並不排斥他們可能是功業卓著、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以成吉思汗為例，自古至今他一直是一個毀譽紛紜的曆史巨人。筆者以為，無論是毀是譽，是褒是貶，都無法否認一個事實：一個帶有奴隸社會，甚至氏族社會烙印的“野蠻人”，竟能從一個走投無路的少年，曆盡無比坎坷的人生道路，終於奮鬥成為一位蜚聲中外的人物，一位世界征服者。僅憑他這種奇跡般的成功史就對人們有無法抗拒的魔力。顯然，這裏也確實有值得探討的思想精華，確實存在譜寫人類勝利史的奧秘。為了搜集人類可以借鑒的精神財富，我們以為，發掘那蘊藏在成功者非凡業績中的精思睿智，以及這中間所體現的思想文化的精粹，可能比無休止地爭論他們的曆史功罪更為重要。成吉思汗的成功是與其思想緊密不可分的，而他的當時超前的思想觀念，不僅僅是根植於蒙古文化的深層之中，而且吸收了當時鄰族和鄰國的一些先進的思想觀念，從而使他不僅能駕馭本族群眾，譜寫勝利史篇，取得成功，而且由於其威望而流傳於以後的蒙古族，豐富了中華文化。
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是一個枝葉扶疏的宏大體係，在它的優秀傳統形成過程中，都發生過對各族文化以至外國文化的批判吸收與相輔相成的關係。成吉思汗時期，促進了這種關係的發展。他為元朝成為我國曆史上武功文治俱強的多民族大一統的封建集權國家奠定了基礎。他扶助多種經濟，開辟驛站交通，驛站多達萬處，最大的驛站所備馬匹400匹，這不僅保證了通訊和行旅安全，而且對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使唐朝以來的絲綢之路得以全線恢複，歐亞兩洲的商貿往來與使節互訪也因此逐漸頻繁。加之，在成吉思汗周圍，中亞各族和漢、女真、契丹、畏兀爾等各族的賢才濟濟，他們代表著當時東西方文明的先進水平，推動了蒙古民族發展的飛躍進程，也促進了其世界性勝利的進程，體現了優秀文化的巨大威力。如果深入探討各民族的代表人物的成功，就會發現，他們功業的背後，一般都包含有各族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豐富與締造。成吉思汗根植於遊牧文化而又吸收了異族文化的天才治國治軍的思想觀念，使中華優秀思想文化得以注入新血液，得以豐富、升華。這類少數民族傑出人物的成功史，能幫助我們認識中華各族多元文化的精華，就在於吸收與薈萃了國際與族際的先進文化，是各種文化融合、互補、共同發展的結果。
筆者認為，從思想角度來研究成吉思汗的生平業績是對整個成吉思汗時期以及蒙元時期曆史與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一，成吉思汗的思想觀念是指導蒙古民眾四處征戰，創建帝國的精神武器，他的思想、觀念、行為準則代表著該時期蒙古社會思想意識進步的主流，並深刻影響著蒙古社會與蒙古文化的發展進程。因而，這方麵的研究是我們認識蒙古傳統文化發展的突破口；其二，成吉思汗的思想觀念形成於蒙古民族由氏族製、奴隸製向封建製突變和向外發展的偉大曆史變革時期，是中西交通暢通、文化交流發達的開創時期，在蒙古族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占重要的曆史地位。因而，這方麵的研究對推進蒙古族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其三，成吉思汗的思想觀念也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特別是遊牧民族思想寶庫中的重要內容，因而，這方麵的研究也有助於我們探討我國北方遊牧民族思想的形成、發展、變化的規律，及其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