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興起時，金朝已處在瓦解的前夕。除了南宋與金、西夏與金、蒙古與金、契丹與金的戰爭外，金朝內部還充滿了農民反抗地主的階級矛盾，漢族、契丹族反對女真政權的民族矛盾，以及繼續效忠女真皇帝和降附蒙古可汗的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在遍地戰火的北中國，死亡了無數無辜百姓，荒廢了無數良田沃土，生產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因而金國統治下的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到處缺糧，普遍陷於饑饉狀態，有的地方竟達到人吃人的地步。（《金史》卷107《高汝礪傳》等，卷108《胥鼎傳》、《侯摯傳》，卷109《陳規傳》等。）前已提到這些情況或在成吉思汗伐金前已經存在，或是各方戰爭造成的。隻能說成吉思汗蒙古與金朝的戰爭，也造成了人民的苦難。我們如果公平地從中國曆史上許多戰爭同樣殘酷來看問題，那麼，還是周總理說的，統一是“最高利益”，當時代表這種“統一”的利益的成吉思汗，也就成了中國曆史上不能被否定的人物。
元朝統一後，國內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和聯係加強了，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發展。元朝在台灣、西藏、西域等地區都設立了行政機構，使這些地區同祖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元朝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而元朝統一的基業，主要是成吉思汗奠定的。
把蒙、元時期說得一無是處，是違背曆史事實的。成吉思汗身邊聚集著一些治理封建國家的人才，他們在可能的條件下進行了一些努力，使中原經濟少受損失和破壞。木華黎身邊也有不少漢族地主，他們雖然致力於為自己聚斂財富，卻在其統治範圍內維持了地主製經濟；雖然蒙古守舊貴族要求實行分封製呼聲甚高，但耶律楚材提出的非奉上命不得擅征發、納稅等一係列中央集權製度，卻使中原地主製封建經濟得以維持下來。因此到世祖忽必烈時期，出現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秩序穩定的局麵。尤其在國內民族問題的處理上，元朝是有一定建樹的，宣政院的設置可說是史無前例的開創，為鞏固西藏與祖國的關係建立了一大偉績。它在元朝雖主要專門處理佛教和西藏事務，但卻為清朝理藩院的設立開了先例，是以後中央政府處理民族事務機構的雛形。曆史上，統一的政權在其中設立專管民族、宗教事務的機構，還隻有元、清兩代。他們在拓疆治邊、治理各族事務方麵相當有獨特建樹。所以，現代學者們把成吉思汗、忽必烈、康熙、乾隆這些少數民族領袖人物，看做英明的帝王。
3.成吉思汗時期對天山南北各地交通路線之拓展是別開生麵的，於後世影響殊巨，客觀上加速了美洲新大陸的發現。
1219年成吉思汗舉兵西征前後，西漢時期起就暢通的絲綢之路南、北、中交通路線早已中斷。蒙古軍隊征戰穿越的路線是“草原路”，即“大河驛路”。所謂“草原路”是指金山（今阿爾泰山）南大河（烏倫古河）驛路，其路程大致從蒙古東部啟程，向西穿過蒙古草原，再沿金山南麓向西，從今科布多向西南進入今阿勒泰地區後，分東西兩路南下；東路由北塔山進入準噶爾盆地，傍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南入奇台、吉木薩爾等地，並入漢、唐之際的“北道”；西路則沿金山西南行，過賽裏木湖，經今烏—伊公路中間的果子溝，抵天山北部重鎮伊犁，進而與曆史上的“北道”相合。
這條交通路線，有史書說是成吉思汗西征時，“三太子（指窩闊台）出軍，始辟其道”（《長春真人西遊記》，侯仁之審校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8年版）……我們以為窩闊台西行之前，此道已有人涉足。1209年，漠北草原地區蔑兒乞惕部為成吉思汗部屬擊敗，其殘部“從也兒的石河岸上逃走了。他們來到畏兀兒地區，派了一個名叫額不幹（《聖武親征錄》作‘別幹’）的使者去見亦都護。亦都護殺掉了這個使者。為此他們（與畏兀兒人）在名為河的河穀裏作戰，（戰敗後）逃跑了”。蔑兒乞惕殘部從漠北至高昌（吐魯番）的路線顯然走的就是這條“大河驛路”（拉施特：《史集》漢譯本第1卷第2分冊，第212、216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但盡管如此，我們得承認，“草原路”（“大河驛路”）的真正暢行和大規模被啟用還是始於成吉思汗西征。“草原路”（“大河驛路”）在蒙古統治西域初期及其以後發揮了重要作用。《長春真人西遊記》曾這樣記道：“西南約行三日，複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阿爾泰山）東北。少駐，複南行，其山高大，深穀長阪，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辟其路。”
另外，蒙古統治初期，從蒙古草原南下，過阿爾泰山後，通向西域、中亞各地的交通路線，除上述道路外，還有一條通道，即從阿爾泰山南麓沿古爾班通古特沙漠西部行進，溯烏倫古河至布倫托海，再西過今和布克賽爾、額敏，西南至博樂，而與去伊犁的北道相接。（陳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線綜述》，載《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西征路線，在曆獨山城行抵別失八裏後，其西行道路即是“北道”，邱處機在抵達別失八裏後，也是經此道西到中亞的。
據研究，從今精河向西，中經賽裏木湖，出果子溝，至伊犁的這條通道在元以前還未暢通，唐之“北道”這段路徑是由今精河西之沙山子向西南沿阿恰勒河入婆裏科努山和科古琴之間的山峽，然後折西行，沿吉爾格浪河西南至伊寧市，再至霍城。陳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線綜述》，載《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因而，穿過果子溝這條通道隻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時，如《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言，是由二太子察合台開辟的。他在果子溝砍木架起48座橋，終於使翻越這座大山成為可能，使原來“猿猱鴻鵠不敢過”的“千裏陰山”，成為“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真非常”的通道。耶律楚材：《過陰山和人韻》，《湛然居士文集》卷、此道之通行不僅極大地便利了中原同西域以及中亞諸地的交通往來，而且也縮短了別失八裏等地到達阿力麻裏的路程和時間。所以，這條通道之開通是蒙古族對於西域古代交通事業的一大貢獻，這實際上是後來烏—伊公路的雛形，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蒙元時期對於天山南北各地交通路線的維護和拓展，實際上已經作為中央政權對新疆政治上進行具體管轄措施的組成部分，不僅大大加強了元朝對西域的管理和統治，增強了西域諸地各族人民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凝聚力，而且便利了中原地區同西域及其以西諸地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和聯係。所以有人說：“蒙古西侵乃是將往日阻塞未通的道路，一一為之開辟，以使一切民族，俱能聚首一堂，彼此交換意見。換一句話，就是東西的文化在此時期得到一度的開明的交通。”（向達：《中外關係小史》，第78頁，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這一論點也有一定道理，至少在客觀上打破了中西隔絕，加強了中原與中亞一帶的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使漢、唐時的絲綢之路更為暢通而且作了延伸。
眾所周知，世界曆史離不開遊牧民族，而代表遊牧民族史的典型之一的成吉思汗“征服王朝”，則開辟了暢通、安全、近捷的中西陸路交通，使許多旅行家東來，而他們的遊記之影響足以證明這條橫貫歐亞的交通線之重要。（張星：《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2冊，第49、54、129、143、151、323—324頁。）尤其是後來，馬可波羅也沿這條驛道繼布爾諾加爾比尼和魯布盧克探險東來，其遊記又使哥倫布為探險大蒙古之地東來，結果加速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才有美國之崛起，才有了世界格局之大變化。仔細想一想，踏上成吉思汗通道的探險家們使世界從沉睡中覺醒，是與成吉思汗開辟中西通道聯係在一起的。盡管如此深遠之影響有其偶然性，但畢竟是發生了。哈羅爾德·牟萊認為：“他（成吉思汗）是對人類開辟了新的道路。歐羅巴是得以接觸東洋文化了。成吉思汗的兒子的時代，亞美尼亞諸公及波斯貴族們是與俄羅斯大公們有了交往。與開拓兩個大陸之間的交通相伴，兩個大陸的思想也交換了。歐羅巴人對遙遠的亞細亞持有強烈的知識欲。馬可波羅是接著布爾諾加爾比尼和魯布盧克之後旅亞的。經過兩個世紀，兀斯克·迭·嗄喳是為了向印度開拓航路而出發了。哥倫布實際上不是為發現美洲而出發，而是為探險大蒙古之地而出發的。”（哈羅爾德·萊牟：《全人類的帝王成吉思汗》，第11—16頁，倫敦1928年版。）日本飯村穰也說：“成吉思汗這樣天之驕子的誕生，使世界從沉睡中覺醒，東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馬可波羅遊記》招致哥倫布探險，美洲大陸被發現，歐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權，後又美國崛起，日本被美國打敗等等，所以就把成吉思汗誕生看做改變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誕生。”（飯村穰《大統帥者——成吉思汗之謎》一書序文，轉引自都固爾劄布《試論成吉思汗對世界的影響》，載《成吉思汗研究文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見，其影響遠不止是使中國的羅盤針、火藥、活字印刷術等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更廣泛地傳入西方，而西方的商業文化、醫藥、天文曆算、機造品以及聶思脫裏派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文化向東方傳播與擴大。
此外筆者還想指出，成吉思汗西征和東西大溝通，促成民族大融合和形成大量跨國同源民族，其影響也是空前的。成吉思汗西征以後及其後繼人時期，中國北方蒙古人、突厥人大量來到中亞，其中，中亞的統治者，直到清朝統一新疆和沙俄入侵中亞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中國時期，仍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後裔。霍渥斯等學者也把13世紀以後的中亞史作為蒙古史一部分而寫成《蒙古史》一書，不無道理。不過，西征後遷往中亞的蒙古族以後絕大部分與當地民族融合成了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等族，隻有少數至今保留蒙古語言習俗而未突厥化，如阿富汗和伊朗的劄臘人等。而原留今新疆的蒙古人則相當部分仍稱蒙古族。在相當長的時期中，無論金帳汗國、白帳汗國、帖木兒帝國及以後的中亞諸汗國，或是察合台汗國、蒙兀兒斯坦等政權中，蒙古的因素都占著重要的地位，其文化與製度無不打上蒙古的烙印。這也是世界民族史上的一大事件。
4.成吉思汗在西征中超越複仇懲罰，造成擴張錯誤及對其後繼者造成最終的悲劇性影響。
成吉思汗西征花拉子模的結果，使原屬西遼的河中府回到中國曆史版圖，仍屬中國古代史範疇，而且成吉思汗對中亞兩河流域地區的統治實際上是恢複與繼承漢、唐時期西域都護等的管轄而已。不過，由於他追擊花拉子模沙摩訶末和王子劄蘭丁以及乃蠻等仇敵，（參見韓儒林：《論成吉思汗》，載《曆史研究》1962年1期。）侵入了呼羅珊、阿富汗、印度、斡羅斯等國的部分地區，盡管當時國界並無國際法規範，但我們仍認為超出了仇殺與懲罰的必要，應看做是成吉思汗侵略擴張的錯誤。
成吉思汗統率下的蒙古鐵騎，在西征中起了破壞作用，殺了許多無辜，掠奪了財富，毀壞了城市……這些都是事實，也是成吉思汗這個人物有罪於有關地區人民的一麵。隨同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在其詩中寫道：“寂寞河中府，生民屢有災”，“寂寞河中府，頹垣繞古城”（《湛然居士文集》卷6《西域河中十詠》。）這也證明，當時的蒙古人從草原生活習慣與遊牧生產方式出發，空其人，掠其物，毀其城，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使西征所到之地經濟、文化發展遭到一度挫折和損失，這是不必否認的事實。隻是不應該脫離當時的時代去要求成吉思汗和他麾下的13世紀的將士，更不應該把造成歐洲文化中心拜占庭受到毀滅性破壞的十字軍東征說成是文明的，把蒙古西征則說成是野蠻的。
我們還認為，一方麵，1219年至1225年的成吉思汗西征中，蒙古軍隊的鐵蹄踐踏了黑海以東，從印度河到欽察草原的廣大地區，使當地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城鎮殘破乃至被毀為廢墟，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了巨大損失。馬克思認為：“蒙古人把俄羅斯搞得一片荒涼，這樣做是同他們的生產、同畜牧適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卷2，中文版第311頁《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馬克思說：蒙古人曾經使俄羅斯荒蕪，他們的那種做法是適合於他們的生產、適合於畜牧的。因為大塊無人居住的空地對於畜牧是主要的條件（《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60頁）。這是就金帳汗國的情況說的。至於伊兒汗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那裏在初期雖也遭到殘破，但以後就逐漸恢複，特別在合讚汗在位時期（1295—1304），他鼓勵手工業，提倡醫學、化學及天文學等科學，因而使伊兒汗國成為中世紀一個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國家。因此，無分析地認為西征使一切被征服的國家社會倒退，也是不公允的。在評價成吉思汗時，不能不指出他的行為烙有遊牧文化野蠻與落後的一麵。但是，另一方麵，這次西征誠然是由花拉子模沙摩訶末·穆罕默德挑起的，成吉思汗起初也曾遣使試圖和平解決，避免訴諸武力，而後來西進的順利及窮追敵人，卻使他的軍事行動超出了懲罰的界限。這樣，他的向外擴張，就由“複仇”轉為侵略擴張和掠奪，於是打上野蠻奴隸製烙印的複仇戰爭與中世紀的曆史條件決定了西征的殘酷。我們知道，甚至到1254年以後，被當時宗教統治者活活燒死的歐洲人士便達五百萬之眾！（轉引自《自然辯證法講義》第11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何況比這更早的一場蒙古遊牧民族的複仇戰爭呢！同時，戰爭的殘酷也反映成吉思汗所經曆的奴隸製和早期封建社會的思想烙印，即成吉思汗當時的思想是他所經曆的各種社會存在的一種綜合產物。西征中，作為封建帝王的成吉思汗，其作用自然是舉足輕重的。不過我們也認為，戰爭的殘酷也與該時期成吉思汗身邊的人物，甚至一般蒙古士兵的傳統觀念有關。
西征的擴張也超出了蒙古國的國力。世界曆史證明，任何強大的國家都不可能靠世界征服者的權勢走向繁榮，這正是帝國主義、擴張主義的悲劇。人對世界的管理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畢竟是相對有限的。成吉思汗擴張的主要悲劇性影響不僅在於蒙古征服地的人民看到其兵力之不濟便降而複叛，使蒙古軍後期傷亡慘重，成吉思汗愛孫也戰死，於是蒙古人的報複性屠殺也加劇；更在於成吉思汗的帝國觀念使其後代仍沿襲他的做法，幾次西征，最終使帝國因窮兵黷武而國力漸衰，且為忽必烈時代諸王之亂埋下慘痛分裂隱患。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對西征擴張的帝國部分的統治，雖比一般帝國壽命略長，然終究未能逃脫帝國較快滅亡的悲劇性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