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毀譽紛紜的世界曆史巨人
13世紀，成吉思汗的崛起，震動了整個世界。統一蒙古後，他以短短十幾年的時間，橫掃歐亞，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蒙古大帝國。貶之者統稱他為殺人如麻的“禍魔”（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帝國史》，第172頁，中華書局1940年版。）所謂屠殺生靈“何其暴也”屠寄：《蒙兀兒史記·太祖記》。認為所有一切“都抵消不了他給人類廣大地區帶來的災害”。有人因此評定“他在世界史上是起破壞作用”的人物，（餘元：《成吉思汗傳》，第89、9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或者認為成吉思汗進行的戰爭全都是“毀滅性的具有極端反動性的”戰爭《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參見第1—2、98頁等，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譽之者則多稱道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其奇勳偉績甚眾，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於記載雲”（《元史》卷1《太祖本紀》）……趙珙在《蒙韃備錄》中稱頌成吉思汗是“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眾，敬天地，重信義”的明君。近年來，當代學者多稱成吉思汗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參見賈敬顏、洪俊《關於成吉思汗曆史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輯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總之是毀譽紛紜。
這樣，在我們探討了成吉思汗的生平活動和各種思想之後，似應對他的功過和曆史地位，作出較全麵的評價。
一、評成吉思汗的千秋功過
1.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新興貴族的代表人物，對動搖蒙古奴隸製、促進封建製與蒙古族走向文明，有無法磨滅的貢獻與作用。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國，才有了蒙古高原共同領域內各部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和提高，進而形成了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蒙古族及蒙古國登上了世界舞台，並與當時處於世界文明高峰的中原文化、中亞文明聯係了起來，成為至今長存的現代民族，而沒有像古代許多遊牧民族那樣退出曆史舞台。所有這些都隻能歸功於成吉思汗。如果不研究成吉思汗，簡直就無法寫蒙古曆史。當今世界上至少有八十多個國家擁有研究蒙古學的組織，使蒙古學成為各國爭相研究的世界性學科，這也是與成吉思汗對世界的影響分不開的。關於成吉思汗使蒙古族形成並崛起，這方麵爭論不大；但對他是否促進了蒙古社會和生產力的進步，卻看法不一。我們在本書前述有關章節中已經具體談到，是成吉思汗的政治路線和用人政策，不分奴隸、平民、降敵、貴族，唯忠一概起用為新貴族，使他成了新貴族的代表。這股力量猶如火山爆發般衝擊與動搖了蒙古奴隸製的基礎，促進了蒙古社會的躍進式發展。領袖人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後，使蒙古社會封建化，經濟、文化迅速提高，至少是較混戰時期發展得快，這是不應有問題的。問題是，在以後成吉思汗統一中原及西征戰爭時期，這一結論是否適用。我們認為，總體說來，成吉思汗與忽必烈都是促使蒙古民族的發展過程發生飛躍的人物，即使蒙古本土曾有一度荒蕪和生產局部下降的現象，也並不影響其整體和主流是上升發展的趨勢。
一方麵，對於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來講，當時，掠奪所得比勞動所得還要容易，因此，蒙古統一之後，社會秩序雖然安定了，可是他們大量的人並不從事畜牧業的發展，尤其是成吉思汗驅使蒙古牧民遠離蒙古高原，深入鄰國進行戰爭。在這些戰爭中，蒙古牧民傷亡慘重，活著的也多半需戍守征服的土地，從事鎮壓和監視。因而蒙古本土的勞動力嚴重缺乏，生產一度下降，這種局部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可是另一方麵，從成吉思汗生平活動的整體看，統一以後，包括對蒙古以外地區的戰爭時期，蒙古族在本土以外接觸了各種先進文化，先進技術，使後代人的總體素質提高了；再從蒙古本土利用俘來的異族工匠發展生產的總體結果和長期效應來看，社會進步，生產力發展，蒙古民族封建化過程向前飛躍，這更是不爭的事實。具體表現在很多方麵。
蒙古地區曾以家庭奴隸製為社會基礎。成吉思汗為建立蒙古國，鞏固中央集權，並吸收外來人才和治國經驗，創建了一係列封建分封製度與中央集權措施，促進了早期封建製的發展。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舉為大汗後，建立起國家的雛形，開始了蒙古階級社會曆史的新時期。他將土地分封給親族、功臣。新貴族們成了對牧場的土地享有權力的領主。尤其是後期成吉思汗使用各族人才，吸收各族文化，還頒布了“劄撒”法規，經過他的一番治理，在原來外國人常受劫掠的“韃靼地域”，竟然能通過“一種嚴重之警巡”措施，而使“道途的安”。而且盛傳一個少女懷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遊這個廣大的帝國。（《多桑蒙古史》上冊，第93、157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薛人仰：《成吉思汗傳》，第2頁，台灣中華書局。）這是何等突出的社會進步！
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地區的畜牧業和農業也有一定基礎，不過，據蒙哥汗（憲宗）時期到達蒙古的羅馬教士魯布盧克所言，在成吉思汗興起以前，蒙古尚為一窮苦貧困的民族。波斯史家誌費尼曾形象地描繪了成吉思汗興起以後的情況，他說蒙古人從此“才從艱苦轉為富強，從牢獄入天堂，從不毛的沙漠進入歡樂的宮殿，變長期的痛苦為恬靜的愉快”（《世界征服者史》上冊，漢譯本，第23頁，也可參看《魯布魯克東行記》第19章）……這些脫離部族混戰，過上富足生活的蒙古人民，把成吉思汗看做仁慈恩主，是很自然的。誌費尼的描寫即或有些誇大，可是，從混戰到安定統一，得以發展生產總是事實。如：成吉思汗以前鐵器很少，奢華首領才使用鐵鐙。考古發掘和文字記載證明，和林地區尚無城市規模時，已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和軍事裝備基地，而且也是工農業和商業的集中地，這一時期文化層遺物中出土有大量金屬製品和十餘座冶鐵爐，（吉謝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史學譯叢》1957年第6期，第90—92頁。）都是生產力發展的證明。這裏集聚了大批漢人工匠和戰爭中擄來的西方工匠，這對蒙古手工業的發展有極大幫助。不隻是近漢地者會農耕，蒙古腹地也有農耕區，和林地區也是“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稿”（《蒙韃備錄》）；並可（參見《魯布魯克東行記》第13、135頁）……商業的發展也促成草原秩序安定以及與內地、西域等地的聯係更加直接、更加頻繁的積極後果。商品開始源源不斷地從外地運了進來。以後和林成為草原上最大的貿易中心。統一後的蒙古境內，各族人民錯居局麵出現，從而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邱處機到不爾罕山時，就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他沿途看到“有民雜居，稍成聚落”、“漢雜以蕃”（《長春真人西遊記》上）……這種情況，促進了蒙古社會的進步。
成吉思汗對先進民族的文化是主動、積極地吸收的。他利用畏兀兒文創蒙古文字，規定王子、皇帝隨畏兀兒人學文化，均傳為佳話。其實，北方的漢人和漢化的契丹人都被成吉思汗用作蒙古族的啟蒙文化導師。除耶律楚材外，還有許多金朝的“降附之臣，教之（蒙古）文書”，成吉思汗所行“詔敕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與金國往來都使用漢字。驛站之設，也源於中原的影響。由於通驛道，“商販巨萬，往來於山東、河北”（《蒙韃備錄》）……成吉思汗還采用了漢族曆法。徐霆到蒙古，“見有曆書，亦印成冊”，改變了原蒙古以青草記歲、以新月記月的情況，“今用六甲輸流，皆漢人、女真教之”，自然大有利於牲畜業和農耕生產。凡此種種，都改變了蒙古族的蒙昧落後狀態。若把統一前與統一後總的比較起來，我們同意“統一後無論如何是比統一前好得多”的結論。楊誌玖：《關於成吉思汗的曆史地位》，載《曆史教學》1962年第12期。
一個時代的先進人物，不外就是在那個時代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階級的代表。既然12世紀蒙古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性，在於從原始氏族製殘餘社會，過渡到奴隸製、封建製社會，從部落分立過渡到形成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而且中國社會的發展也要求結束混戰的分裂局麵，那麼，曆史就要求時代提供出一個有堅強意誌和百折不撓的毅力、從而能建立起一個統一國家的傑出人物，他不僅能推進蒙古社會的進步，而且能推動整個中國的統一與前進。成吉思汗就是這樣的人物。
2.成吉思汗為恢複中國曆史疆域和奠定全國大統一的基礎建立了千秋功業。
成吉思汗在中國疆域問題上有兩大不可磨滅的功勳，確立了他在中國曆史上可與秦皇、漢武媲美的偉大地位：他為西藏進入元朝的直接行政轄區，明確列入中華版圖奠定了基礎，這是第一功勳；他恢複了西域、漠北，包括中亞兩河流域一帶的漢唐時西北曆史疆域，統一了中原大片地區，為元朝中國大統一奠基，這是第二功勳。總起來就是奠定了中國空前大統一的千秋基業。
必須看到，國內的民族戰爭一般也同樣有正義、非正義之分。其標準主要在於它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所起的客觀曆史作用。戰爭的結果推動了曆史發展，是正義的、進步的，反之則是非正義的、反動的。周恩來總理在二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祖國統一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明確對統一作了原則肯定。成吉思汗崛起時，正值金、宋、西夏等對峙之際，與蒙古草原剛剛建立的蒙古汗國相鄰的，是統治中原和東北地區的女真貴族完顏氏於1115年建立的金朝；淮水以南，是偏安東南一隅的趙宋小朝廷；陝西、甘肅、寧夏一帶則是由黨項族於1038年所建的西夏；在新疆西部和中亞一帶，是契丹貴族耶律大石於1125年建立的西遼；貴州西部、四川南部和雲南地區則是以白族為主體建立於837年的“大理”政權；西藏地區，自公元9世紀吐蕃王朝崩潰以後，便處於“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複統一”（《宋史》卷492《吐蕃》）。的分裂局麵。這種分裂割據的局麵下，爭戰的地主武裝使人民蒙受災難，使生產遭到破壞，其自立勢力範圍嚴重阻礙了我國各族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而成吉思汗是為我國第一個版圖最大的一統王朝——元朝奠基的人物，雖然這一事業的統一經過了其子孫曆半個世紀後才最終完成，但成吉思汗奠定的西北疆域的基礎是實現元代大統一的根本保障。
首先，成吉思汗統一草原各部混戰的蒙古地區後，又於1207年先後征服了“林木中百姓”以及乞利吉思等部，到西征至西域即今中亞兩河流域，完成了漢唐以來西北曆史疆域的恢複，為統一整個中國提供了穩固的基礎。
雖然1227年滅亡西夏後，成吉思汗病亡於軍中，但到這時，我國北方和西北已盡為成吉思汗所統一。他雖未徹底滅金，但已迫使金朝遷都汴京，金在北方與東北的勢力已土崩瓦解，為其後繼者統一全國創造了條件。特別是他獎懲分明的政策，使西域各地區主動降服，從而對西藏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西藏政教領袖薩班在13世紀40年代歸順蒙古的《致蕃人書》中說道：“此蒙古王之軍隊，多至不可勝數，宇內當已悉降於彼。從彼者則禍福與共，非真誠歸附、陽奉陰違者，則王不認其為臣民，且終必絕滅之。畏兀之境未遭塗炭，較前益為昌盛，人畜皆彼等所有……”（《西藏地方曆史資料選輯》，第42頁，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這裏說的就是成吉思汗對降者不殺且從優對待西域和平歸降的政策。雖然吐蕃7世紀30年代向北向東發展以來，已是建立在唐朝原疆域上的一個政權，他與中華其他各族的交往是長期歸入中華的根本基礎，但《致蕃人書》說明，西藏後來接受了元朝的行政管轄，並正式納入中國直轄版圖，則是成吉思汗武功與文治兼施的統一政策的結果。
其次，成吉思汗在臨死前為其後繼者製定了聯宋滅金、統一全國的戰略方針。後來太宗在遲遲不能勝金時，遂遵照成吉思汗所囑，改定了具體的、迅速聯宋的攻金計劃，這場統一戰爭才順利取勝，所以這勝利就不能不承認是與成吉思汗生前的決策分不開的。此外，成吉思汗早就從培訓後繼人及文武將臣等方麵，為元朝的統一準備了骨幹隊伍。元朝的建立和對全國的統一，基本上是經過三個階段才最後完成的。第一步是蒙古草原的統一；第二步是西北邊疆、西藏地區的統一和南下滅金；第三步則是滅南宋、大理。
成吉思汗本人完全實現了第一步，也實際安排好了第二步，他雖然沒有能最後親見西藏歸服、金朝滅亡，卻對西藏影響至深；對滅金及安排耶律楚材等輔佐人才都留下了穩操勝券的遺囑。這使窩闊台、木華黎在經略華北的基礎上，進一步作了統一全國的成功部署。他草創了統治全中國的一套政治經濟措施，其後繼者才可能在耶律楚材的幫助下，進行經營中原地主製農業經濟的嚐試，並為世祖忽必烈建號改元，完善典章製度，實行中央集權製奠定了基礎，最終結束了我國自唐以來的分裂局麵。
有人把成吉思汗對金朝或其他國內政權的軍事活動說成是“侵略”或“異族入侵”，這種觀點無法解釋下麵的曆史事實：就當時的幾個割據政權來看，除了南宋以外，都是我國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有人把“河朔生靈盡”、“白骨縱橫亂似麻”的責任，把破壞中原的生產力，包括蒙古地區生產力的責任都歸咎於成吉思汗蒙古對金朝的戰爭，這應該說是不公平的。當時中國正處在四分五裂的衰落局麵，西夏、金朝和西遼東部所割據的地方，都是原唐代的州縣，所統轄的人民，除西遼外，絕大多數是漢人。這時不僅淮河以南的南宋過著萎靡不振、偷生苟安的生活，就是進入中原的女真、黨項貴族，也已成為遊手好閑的腐朽地主了。《西夏書事》卷37記：“在朝諸臣，清歌夜宴”，“國多世祿之家，悉以奢侈相高”。他們在戰爭時期所驅迫的兵士，多數是漢族農民，少數是北方各族的牧民或農民，實際上是驅迫漢族農民自相殘殺。至於分裂戰亂時期生產力的破壞，是多方割據勢力混戰造成的，在成吉思汗滅金前，已經存在，殿中禦史張公輔曾向夏主直言：“自兵興之後，敗卒旁流，饑民四散，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並逐”。（《西夏書事》卷42）夏金戰爭已使田野荒廢，生靈塗炭。而且成吉思汗滅金，調用蒙古本土壯丁很少，主要使用降叛兵力。而這些武裝地主集團的政治傾向不是固定的。金世宗曾說這些人“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金史》卷8《世宗紀》）……金末河北苗道澗、武仙等人繼續為女真皇帝效勞，參加反對蒙古軍的戰爭；而張柔、張榮等人則降附蒙古，加入反對金國的行列。木華黎所率的軍隊，除汪古、契丹、女真兵外，蒙古兵僅隻有一萬三千人。（《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第6頁。）他所轄的漢軍，盡是新降的武裝地主之軍。蒙古滅金戰爭，實際上雙方所殘殺的幾乎都是漢人。因此，生產的破壞，人民的遭殃，實際上是元朝統一前的中國分裂割據政權間的爭戰已經造成了的，而蒙金戰爭隻是延續，即主要應該歸咎於分裂混戰的地主武裝，至少不應僅僅歸咎於蒙古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