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成吉思汗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的赫赫功業與其合時宜的宗教政策，有很大的關係。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成吉思汗對宗教“放任的原則之使蒙古每戰必勝，幾可與成吉思汗的軍隊相等”（Joachim，Barkhausen著、林孟工譯：《成吉思汗帝國史》，第86頁，上海中華書局1940年版）……但是，關於成吉思汗製定這些宗教的指導思想，也就是他的宗教思想，學術界卻幾乎沒有什麼涉及。事實上隻有充分把握了他的宗教思想以後，才能更準確地理解他的宗教政策。所以，本章準備結合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對其宗教思想作一些探討。
一、成吉思汗對宗教文化認識的發展
薩滿教起源於遠古，是我國北方阿爾泰語係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種原始宗教，如匈奴祭“天地、鬼神。……單於朝出營，拜日之始升，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史記》卷110）……蒙古族也不例外，成吉思汗出生前後，大部分人信仰薩滿教，僅為數不多的幾個部落信其他宗教。克烈人和蔑兒乞兩部信仰景教（屬聶思脫裏派），後來又開始改信佛教。由於生產力十分低下，再加上連年戰爭和社會動蕩，人們不可能對天災人禍作出科學的認識和正確的說明，於是把一切恐懼不安和不解之謎，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托在神秘的天意上。這在《蒙古秘史》、《史集》和其他史籍中都有許多記載。除敬天之外，蒙古人還崇拜日、月、星、辰、雷、地、水、火、靈魂等，可以說，薩滿信仰充斥著當時蒙古社會的各個角落。成吉思汗生長在這樣一個曆史時代和社會環境裏，要想不受宗教迷信的影響，顯然是不現實的。
在宗教唯心主義盛行和處在“自影外無其友，尾外無其纓”（《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38頁。）的極度孤苦困迫逆境中的成吉思汗，是薩滿教的虔誠信奉者。他九歲喪父，幼年時代曆盡磨難，備受欺淩，甚至多次瀕臨死亡的邊緣，可是，每次都由於他的機智和意想不到的變故而安然脫險。例如，當鐵木真受到泰亦赤兀惕部突然襲擊時，躲入古捏溫都兒山林中，發生馬鞍脫落，巨石阻路，他都認為是上天的警告，不敢遽出，在山中呆了九天九夜（《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43—44頁。）；再如蔑兒乞部為了雪洗昔日也速該奪妻之恨，突襲鐵木真。鐵木真跋涉深沒膝蓋的泥濘，通過難行的深山老林，逃亡不爾罕山中，避開了被俘的厄運。他仰天發誓，由於上天和聖山的佑護，他如虱、如蟻般微小的性命，才得到了保全，“我驚懼極矣。將不爾罕合在敦山，每朝其祃之，每日其禱之。我子孫之子孫其宜省之。言訖，向日，掛其帶於頸，懸其冠於腕，以手椎膺，對日九跪，灑奠而禱祝焉”（《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57—59頁）……誠然，一方麵正是這些災難，這些危運，這些挫折，錘煉了鐵木真鋼鐵般的意誌，使他臨危不懼，頑強勇敢，機智沉著，堅定自信。但是，另一方麵，他又把自己奇跡般的脫險，歸結為長生天的佑護。這不僅堅定了他對長生天的崇拜和對薩滿教的篤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使他信仰長生天力量之強大，拜倒在他自然力的腳下，在他幼年的腦海裏注入了對長生天的恐懼。一句“我驚懼極矣”，道出了他的心聲。正如符拉基米爾佐夫所指出：“成吉思汗不隻是宗教的，而且是迷信的……這種迷信上的恐怖，是從他幼年時代起便為他周圍的一切現象所逐漸注入他的腦海裏的。”符拉基米爾佐夫著、餘元譯：《成吉思汗傳》，第104頁，上海巨輪1950年。
所以，在成吉思汗一生的征戰中，他有許多祭告或祈禱上蒼的言行。例如，他每次出征前都虔誠地祭告上天，乞求予以佑護，令其獲勝。獲勝後又總是把製勝的原因歸之為上天垂佑的結果。同時，“每將出征，必令公（耶律楚材——引者）予以卜吉凶。上（成吉思汗——引者）亦燒羊髀骨以符之”（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類》卷57）……對薩滿教的篤信，對長生天的敬畏，對宗教迷信的恐懼是成吉思汗宗教思想的來源，說成吉思汗按生來的原樣信仰薩滿教（小林高四郎著、阿奇爾譯：《成吉思汗》，第10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雖有一定道理，不過我們以為其信仰程度是有變化的。
從成吉思汗著手統一大業到1206年的庫爾勒台大會，是成吉思汗宗教思想形成的第一階段。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準一神論宗教思想的確立。
薩滿教崇拜多種神靈，多元的宗教信仰使蒙古民族缺乏凝聚力，部落之間因爭奪水和牲畜經常發生戰鬥。這種分崩離析的狀態直接影響了部落、地區之間正常的經濟、文化聯係。一方麵，統治者為了爭奪牧場、牲畜、勞力互相混戰，形成了星天旋轉、諸國爭戰、互相仇殺的局麵；另一方麵，內部的混亂，造成外族的侵擾、掠奪。內憂外患突出了蒙古社會的一盤散沙與缺乏凝聚力的特點。就是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成吉思汗順應時代的要求，用準一神論宗教思想來增強蒙古民族的凝聚力，衝破部落界限，統一人們的認識和信仰。
“沒有統一的君主就決不會出現統一的神，至於神的統一性不過是統一的東方專製君主的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7，第6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成吉思汗把長生天作為至高無上的神，是一切權力和力量的來源。天意、天命，被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僅《蒙古秘史》一書就有三十餘處提到長生天。（劄奇斯欽：《蒙古史論叢》上冊，第196頁，台北1970年版。）成吉思汗認為，每一次出征都是在執行長生天的意誌，每一次出征勝利都是“賴長生天氣力”的緣故，由於成吉思汗的大力提倡，使這種準一神論宗教思想變成了蒙古人民的共同意識。正如彭大雅所說：“韃靼民族之信仰與迷信……皆承認有一主宰，與天合名之曰騰格裏”。當時的蒙古人“其常談必曰托著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憑的，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著，無一事不歸之天。”（《黑韃事略》）。這種準一神崇拜，使所有信教者都仰視、敬服一種神的絕對力量，使所有信教者的思想信仰的出發點和目的統一歸結為一個中心點，把所有的信教者和最高神緊密地聯係了起來。同薩滿教固有的地位均等的多神崇拜相比較，它具有高度的凝聚力。
2.君權神授。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君權神授思想並不是成吉思汗獨創出來的。事實上，在成吉思汗出生很早以前，就已在蒙古社會上形成了。例如，成吉思汗的22世祖孛兒帖赤那即被說成是“奉天命而生”的（《簡注秘史》，第1頁。）“有根基立伊為君……”（《蒙古源流箋證》卷三）……他的10世祖孛端察兒被稱之為特殊等級的人，是“天之子息，不可視作凡人，久後必作天下之主”（《簡注秘史》，第11頁）……何況成吉思汗“降生時右手握血塊大如髀石”（《簡注秘史》，第27頁。）“他的額上有征服世界、掌握世界的明顯標誌，他的麵容透露著幸運與威武的光輝”（《史集》第1卷第2分冊，第95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所以，成吉思汗的君權神授思想在幼年時期就已形成了。
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eher）指出，長生天觀念包含著在地上建立一個世界帝國的潛在可能性和萬能上帝指派一個統治者在那個世界帝國確立統治地位的潛在可能性。“如果這個統治者的國家的內部和外部部落相信他得到了騰格裏的任命，他們就會團結在他的旗幟下”（The Mongols（論蒙古）：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6（1986））
所以，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各部過程中，從不放過任何機會宣傳君權神授的思想，給自立為汗創造條件。例如，當成吉思汗受到脫斡鄰勒王罕襲擊而大敗退的途中，他的部下驚奇地發現他頭上增添了白發而大惑不解時，他說：“最高的主（長生天——引者）想讓我當萬人、千人的首領和長老，讓我立起幸福生活的大旗，因此他使我顯現老態，這正是擔任首長的征兆。”（《史集》第1卷第2分冊，漢譯本，第361頁。）從這段記載中，一方麵，我們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在麵臨危機時還利用自己白發這件小事，做了一個鼓舞士氣、穩定軍心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麵，說明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向其部下宣傳“君權神授”的思想，為其將來自立為大汗製造輿論。
在其稱汗過程中，他也得到了薩滿的幫助，使其天授汗權更具有合法性。1189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被推為合罕，成為部落聯合長，就與豁兒赤的宣傳有關。豁兒赤說：“俺本不離劄木合者。然神來告餘……天地相商，令鐵木真為國主……”（《簡注秘史》，第84頁。）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後，即位稱成吉思汗時，薩滿也同樣是重要角色。史載，闊闊出不顧嚴寒，赤身露體走入荒野，回來後宣稱：“天神跟我談過話，他說‘我已把整個地麵賜給鐵木真及其子孫，命他為成吉思汗，教他如此這般實施仁政’。”（誌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第40頁。）於是就尊稱鐵木真這位蒙古汗國的皇帝為成吉思汗。以上事實說明，成吉思汗君權神授思想乃是蒙古社會傳統的皇權思想的繼續，或是薩滿的汗權天授思想的翻版，沒有什麼新的變化。當然，從某種程度上說，成吉思汗確實利用了薩滿教，來達到自立為汗的目的。
3.以誠配天。
這一內容與“君權神授”密切相關，如果說“君權神授”是成吉思汗進行思想教化的第一步，那麼“以誠配天”則是他利用天的威權鞏固汗權，進行思想教化的第二步。從《蒙古秘史》的記述看，當時蒙古各大小部落的民或首領們也都是敬天的，他們都知道用“天”這個深入人心的概念來論證自己統治的天然合理性，如劄木合、王罕等也都是如此。成吉思汗為了使自己的“天”，區別於他人的“天”，也就是論證隻有自己才是“天子”，能代表天意，得到天的佑護的絕對性，他提出了“以誠配天”的思想。成吉思汗曾對追擊敵人的速不台說：“其在背處也，仍如在俺眼前，其在遠處也，仍如在俺近邊。如此思之，則汝準獲上天之佑乎！”（《簡注秘史》，第209頁。）這就是說，隻要人心誠實，就會得到上天的佑護。顯然“天”在這裏被說成是有道德意識、有目的的神。“天”不佑護不守信用、以怨報德、忘恩負義的人。甚至連成吉思汗的政敵劄木合、王罕等，也把他們自己失敗的原因，歸結為缺少“德性”，得不到天佑的緣故。（《簡注秘史》，第214、135頁。）成吉思汗在強調忠於長生天的同時，還把這種不可動搖的忠誠，作為一項讚賢任能的第一標準：（餘元：《成吉思汗傳》，第7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誠言者也，將委以大任中！”（《簡注秘史》，第203頁。）這些無非是把人們對天的忠誠引到對他這位“合罕”的忠誠上來，利用天威來樹立汗威。不難看出，成吉思汗樹立忠君思想是不惜一切代價的。在這種“以誠配天”的思想的教化下，成吉思汗在自己的臣民中，牢固地樹立起了忠君思想。這一點，甚至連當時的一些外國人都證稱：“這些人，這就是韃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別的人（不論他們是信仰宗教的或是不信仰宗教的）更服從他們的主人；他們對主人們表現極大的尊敬，並且不對他們說一點謊話”（道森著、呂浦譯：《出使蒙古記》，第15頁，北京1983年版）……另外，成吉思汗的虔誠敬天思想，對他本人也有一定的約束力，起到了自肅自律的作用。正如劄奇斯欽教授所言：“敬天就是對神明所負的責任，不敢做有傷天害理的事，不敢任意而為，使他自然地培養了廉德。在成吉思汗建立的國體中，大汗是至高無上的，他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製的；但是由於他敬畏上天的緣故，給他自己和他的後嗣都自動地加了極大的限製。”（《蒙古史論叢》上冊，第197頁。）這與中國儒家用天人感應哲學來規誡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皇帝，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這種自肅自律作用，陶冶了成吉思汗的人格，錘煉了他的意誌和才能，使他能從一個出身於落後遊牧社會的酋長成長為統帥眾多民族和廣大地域的政治家、軍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