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吸取了屈出律的教訓，1218年哲別西征西遼時，令公開宣布：“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規矩。”（《史集》第1卷第2分冊，漢譯本，第253頁。）結果蒙古軍的阻力大為減小，如“住在城裏的伊斯蘭教徒家裏的古矢魯克（即屈出律——引者）士兵全被消滅了”（《世界征服者史》上冊，漢譯本，第74頁）……
人人有信教自由的權力，是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一個前提和基本準則，而且對蒙古人也是適用的，“蓋其居留契丹者染有偶像之積習，自棄其信仰。而居東方者則采用回教徒之習也”（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上冊，第248頁，中華書局1954年版）……“西北三蕃則又漸染土俗，祗奉穆罕默德，與天子異趨”（《元史譯文證補》卷29《元世各教名考》）……對於那些在基督教氛圍中長大的，即使那些堅持執行劄撒者，對伊斯蘭教都是敵視的，但我們並沒有發現蒙古帝國製定或實施過任何宗教迫害政策，相反，我們卻看到許多製止宗教歧視的做法。例如，有一個畏兀兒異密因一個穆斯林無力償還他所借的四個銀巴裏矢而辱罵他，要他放棄伊斯蘭教，改信偶像教。窩闊台知道後，指控這個畏兀兒人犯下了“迫害穆斯林的罪行”（《世界征服者史》上冊，漢譯本，第259頁）
2.在不反對蒙古的前提下允許各種宗教的合法存在。
這是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又一個基本前提。成吉思汗的大劄撒中就有明文規定，如“他命令尊敬所有的宗教，但不令其中之一享有優先權”（馬克利茲書第11條，轉引自沃納德斯基著、劄奇斯欽譯《蒙古與俄羅斯》（一），第81頁，台北1955年版。）這就是說，尊敬並平等對待各種宗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們不能反對蒙古人的統治，必須為蒙古人服務，正如劄奇斯欽指出的：“蒙古人對所有外國宗教首領都明確指出，除非他們贏得蒙古統治者的支持，否則他們就會遭到嚴酷毀滅，可能就是他們的宗教終結。”（Sechin Jagchid，Chinese Buddhism and Taoism during the Mongolian Rule of China。）成吉思汗這一原則性政策的嚴格執行對西藏以後的歸服蒙元影響深遠。“丘處機以風燭之年仍肯跋涉萬裏去謁見成吉思汗，吐蕃薩迦第三世法主——薩迦·班第達親自來到經略秦隴、吐蕃的宗王闊端的宮帳傳法的理由，恐怕都是如此”（前引劄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曆史關係之研究》，第2頁）……另外，據《元史》記載，成吉思汗還曾聽從郭寶玉的建議，頒布條書五章，其中有一條就是“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元史》卷149《郭寶玉傳》）……
3.優待宗教職業者，給予他們“勃勃”之待遇，豁免其賦役。
成吉思汗的大劄撒規定：“免征托缽僧、誦古蘭經者、法官、醫師、學者、獻身祈禱者與隱居者的租稅與差役。”（《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再如，成吉思汗占領撒馬耳罕後，就赦免了法官、伊斯蘭教司教以及與他們有關係的人，達五萬人之眾（參見《史集》第1卷第2分冊，漢譯本，第285頁。）以證明他所發動的戰爭是政治上的而非宗教上的。成吉思汗重返不花剌的言行更能說明問題，史載：成吉思汗“命撒都隻罕引見深通伊斯蘭教理之人，得法官一人名額失來甫及宣教師一人。成吉思汗聞此二博士所說明之伊斯蘭教要義及規條，皆以為然，惟不以赴默伽巡禮一事為是，以為全世界皆為上帝之居宅，任在何地祈禱，皆得達於帝所，不必拘拘一地”（《多桑蒙古史》上冊，漢譯本，第130頁）……這既表明成吉思汗對宗教人士持尊重與自由討論的態度；也表明他對宗教文化也在思考研究。但是，成吉思汗優待各宗教職業者是有所索求的，即向上天為成吉思汗的健康長壽祈禱。例如成吉思汗豁免全真道之賦役時，就要求全真教徒“逐日念誦經文，為天底（下）人每（們），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侯仁之、於希賢審校：《成吉思汗封賞長春真人之謎》，第156頁注，中國旅遊出版社1988年版）……
4.當蒙古人的信仰或風俗習慣與其他宗教儀禮發生衝突時，必須堅決維護蒙古人的信仰或風俗。
貝勒津教授曾指出，成吉思汗雖然打破一切民族的偏見來迎合各民族的習慣，但卻“災難性地撞著了難於抑製的熱愛自己民族的感情”。成吉思汗曾把一些蒙古人的習慣納入劄撒條款之中，這裏僅舉兩條：其一，“禁止人民將手浸泡在水裏，汲水時應使用容器”（前引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ngol law，P8），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會招致雷劈。可是這一點恰好與穆斯林的淨禮發生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維護蒙古人的習慣和劄撒不受侵犯。據說有一天中午，窩闊台和察合台打獵歸來，看到一個穆斯林正坐在河中洗身，治法嚴明的察合台出自義憤要把這個人“焚骨揚灰”，隻是後來在窩闊台的巧妙安排下，讓這個穆斯林保證以後不再犯類似的罪行才算了結。（《世界征服者史》上冊，漢譯本，第241—242頁。）其二，“要吃動物時，先縛住獸的四肢，割開肚子，然後吃其肉。如果像回教徒那樣宰殺時，應將他殺掉”（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ngol law，P8）。這一條劄撒也與穆斯林的宗教原則相抵觸。《古蘭經》禁止吃未誦安拉之名而宰殺的動物的肉，在習慣上宰羊就是用斷喉法。史載一個固執的穆斯林曾偷偷按著shari'a宰羊，結果被發現後差點為此喪命。（《世界征服者史》上冊，漢譯本，第242—243頁。）這兩條紮散的製定，很可能是受薩滿巫師的影響。這表現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實際局限性的一麵。
四、成吉思汗宗教思想中的“天人互助”觀我們認為，“天人互助”觀是成吉思汗宗教思想在哲理上的反映。
成吉思汗“天人互助”觀形成的思想基礎是統治著原始蒙古草原的薩滿教。作為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一種古老的宗教，在薩滿教的諸神靈中，“呼和騰格裏”（青天）是最高的代表，它決定人世間的一切，包括汗權授予、戰爭勝負、牲畜興亡、人生禍福等等。在成吉思汗世界觀形成的初期，薩滿教的天命思想極深地影響著他，使他成為一個相信天命的天命論者。據《蒙古秘史》、《史集》記載，成吉思汗曾多次虔誠地跪倒在塵埃上，頂禮膜拜青天。每當他脫離危險時，總是相信這是“長生天”保佑的結果。在對不兒罕山祝壽時，他“把帶子像數珠似的掛在脖子上，帽子搭在臂上，手捧胸膛，向著太陽，給不兒罕山行九叩禮，跪拜祈禱，灑馬奶子奠祭”（《蒙古秘史》第62節）……然而，僅僅依靠天命還不足以鼓舞人們煥發出極大的能動性，於是他便創立了唯天不足以成事的觀念，對天與人的關係作了新的說明，提出了“天人互助”而成事的思想。
成吉思汗“天人互助”思想的基本內容是，在相信天命，承認天的佑護的同時，突出地強調了人的作用，肯定了人自身力量的作用。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認為戰爭不僅僅取決於天的讚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人的努力，當征服了蔑兒乞惕百姓時，成吉思汗說：
“得父罕、劄木合安答二人為伴，賴天地之讚力；
蒙皇天之題名；
得後土之相濟；
報丈夫之仇於蔑兒乞惕百姓
……”（《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74頁。）
當征服豁裏禿馬惕人時，成吉思汗命令其部將領朵兒伯多黑時說：“嚴整軍馬，上天佑護，去把禿馬惕人消滅。”又一次，對主兒扯歹說：“主兒扯歹你作戰時……直殺到他們的中軍，射傷了桑昆的臉腮，我們還不知道怎麼樣呢……蒙長生天佑護，我們把客列亦惕的百姓征服了”（《蒙古秘史》，第211—212頁。）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認為“得父罕，劄木合安答二人為伴”是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天地之讚力”則起第二位作用，“嚴整軍馬”是“上天佑護”的基礎，“射傷桑昆”是上天佑護打開勝利大門的前提。這就是說，在戰爭實踐中，成吉思汗主張把人的主觀努力作為獲得上天佑護的先決條件。所謂“天人互助”，絕不是讓人們消極地等待上天的恩賜，而是天與人互助，在天人互助中，“盡人力”又是“得天佑護”的前提。因此，“盡人力而得天佑護”是成吉思汗“天人互助”思想的基本內容。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盡人力”呢？我們從成吉思汗一生的實踐活動中可發現他的“盡人力”思想是很豐富的。為了“盡人力”，他任人唯賢，不問出身貴賤，不分部落民族，不計個人恩怨，按所長選用，形成了堅強的核心。又根據屬民背叛主人的社會狀況，提出“忠誠得天佑護”的主張，認為天神隻幫助那些忠誠的人，不忠誠必招致毀滅。而這裏所講的“天”實際是統治者，“天意”便是“君意”，任何危及統治者利益的行為，必然違背“天意”，為“長生天”所不容。這些創意在政治上確實是為其統治服務的，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否定上述主張和做法所體現的“盡人力”思想，不能否認現實社會中人的作用第一的觀點，這正是成吉思汗天人互助思想的核心。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如下看法：
1.幼年時代的坎坷滄桑，特別是一次又一次的絕路逢生、化險為夷，使成吉思汗幼小的心靈形成了對長生天的難於抑製的恐懼，轉而深信薩滿教泛神論世界觀。薩滿教的宗教理論乃是成吉思汗早期宗教思想的理論依據和思想根源。可以說，這是成吉思汗宗教思想的初創階段。
2.成吉思汗一方麵為適應蒙古社會渴望統一的客觀形勢，另一方麵，為加強自身的汗權實現蒙古的統一，發展了傳統的敬天思想，並突出了皇權思想，確立了“準一神崇拜”、“君權神授”以及“以誠配天”思想，標誌著成吉思汗宗教思想的初步形成。
3.1206年蒙古汗國建立，成吉思汗的至高無上的汗權確立，但仍麵臨著具有通天之能的薩滿的威脅。他先建立了別乞製度，此乃他力圖打破傳統祭政合一製度的第一步。後來為清除汗權的最後威脅，殺死了通天巫闊闊出，把汗權和教權集於一身，徹底打破了傳統的祭政合一製度，確立了思想深處的利用神權，利用宗教的觀念，這標誌著成吉思汗宗教思想的進一步成熟。
4.蒙古帝國不斷向外擴張，接觸到了許許多多新的宗教和有關宗教思想文化，成吉思汗宗教思想發展到了較高階段，形成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論與政策。這一方麵是對薩滿教宗教寬容觀念與態度的繼承，另一方麵是其吸收多元文化的思想發展的邏輯軌跡，最終達到了成功地為其政治目標服務的目的。
5、一般來講，一個生活在矛盾著的世界的人，他的思想、舉動也是矛盾著的。一個信仰鬼神的人也會利用鬼神捉弄別人，這正是人們思想的複雜所在。成吉思汗也是如此。我們既不能一如既往簡單地把成吉思汗的宗教思想視作尋找精神工具的產物，亦不能武斷地否定兩者之間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聯係，更不能違背曆史真實地斷定成吉思汗的宗教思想自始至終就是薩滿教思想的翻版，或僅僅是始終誠信“長生天”的單一思想，而應該看到他的宗教思想是隨其政治目的的發展、才能的增長而演變的，看到他從虔信薩滿教到敢於殺通天巫的複雜過程，隻有這樣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發展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