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汗權與神權的統一
從1206年到處死闊闊出，為成吉思汗宗教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
蒙古各部的統一，蒙古國家的建立，標誌著蒙古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作為一個政治家，成吉思汗深知用武力統一後，確立自己至高無上權威的重要性，亦即需要神權和汗權的統一。這就使成吉思汗思想深處的信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蒙古氏族製時代，實行的是祭政不分的製度。（劄奇斯欽：《蒙古文化與社會》，第135頁。）有的氏族由氏族長們執行祭祀，有的氏族則由孛額-薩滿來執行祭祀，但也有的氏族其氏族長本身就是“孛額”，而“別乞”則是他們的尊稱。在上述三種情況中，以第一、二種情況較為普遍，第三種情況較少，但是，前麵提到的擁護鐵木真即蒙古汗位的豁兒赤，以及與他同氏族的兀孫老人前人多以為豁兒赤與兀孫老人為一人，作“豁兒赤兀孫”。都屬於第三種情況。在蒙古西北的“林木中百姓”中，孛額的權力似乎更大些。這些祭政不分的狀況，一直到成吉思汗時期，仍然保留著。這與成吉思汗鞏固汗權，加強政治集權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因此，成吉思汗即汗位後所建立的汗國政府機構中，其中一項就是“別乞”製度，筆者認為，這是成吉思汗試圖改變氏族時代遺留下來的祭政不分製度所做的第一次努力。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曾對兀孫老人說：“蒙古之製，有為別乞官之道，巴阿鄰長者之子孫也，別乞之製，在俺（蒙古）中，自古（有之），兀孫老人其為別乞乎！遂封為別乞，衣為白衣，乘以白馬，坐於上坐而行祭祀，又使其歲中、月中議之。”（《簡注秘史》，第242頁。）從這段史料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其一，兀孫老人之所以被任命為別乞，是因為他是巴阿鄰的後代，而巴阿鄰則是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兒時的薩滿，也就是說，乃是由於兀孫與孛兒赤斤世家有著遠祖關係；其二，別乞一職相當於“國家的最高僧侶，被賦予一種權力，並為官方所承認”（符拉基米爾佐夫：《成吉思汗傳》，第91頁）……從表麵上看，其地位甚為高貴，然而並無實權，隻是在“歲中”、“月中”發表議論，主持一下祭祖典禮而已。其三，別乞一職，蒙古自古有之，建國以後的這種安排，顯然反映著舊的氏族製度的殘存，但與此同時，由國家任命別乞官職，建立別乞製度，這在蒙古曆史上尚屬首創。成吉思汗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規定和限製別乞或薩滿的權力，將之明確置於汗權之下，避免薩滿僧侶對王權的幹預。所以，這可以說就是為了在蒙古汗國確立汗權的權威。
但是，要解決問題，成吉思汗還麵臨著另一大障礙，亦即薩滿的通天——與天對話的特權。隨著王權的不斷加強，成吉思汗與薩滿僧侶的衝突也就必然日趨尖銳。正如約瑟夫·弗萊徹教授所指出：“騰格裏從來就沒有把他的訓令賜予別人。因此，宣稱說一位有雄才的統治者得到了這一訓令，很可能就是抱著懷疑態度接受的。薩滿的職能之一，就是宣布這一預言的合法性。薩滿可以證實可汗的主張得到了騰格裏的允諾，或者，更有說服力地說，騰格裏可以讓薩滿做中間人，授予可汗以訓令。在這種情況下，薩滿的作用相當於牧師。他可以把騰格裏選擇的人通知可汗。作為牧師，薩滿是擁有強大權力的人物，他可討論統治者的合法性，並向統治者的權力挑戰。如果這種薩滿非常聽話，他可以繼續充當可汗的幕僚；否則，可汗就不得不消滅他，自己既當牧師，又當皇帝。世界統治者在他和長生天之間，根本不需要什麼中間人。”（前引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成吉思汗與通天巫闊闊出的衝突就是這種王權與教權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之初，闊闊出以其通天之能起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信任，汗似乎很真誠地深信闊闊出能夠和靈魂相交接，並且能夠升登到天上去，他還相信闊闊出在守護神中有著有力的保護者”（符拉基米爾佐夫：《成吉思汗傳》，第104頁）……但是，闊闊出並不願終老幕後，而企圖利用自己的薩滿身分和他自己能與長生天對話的特權，對成吉思汗施加影響，幹涉朝政，乃至幹涉王權。這使成吉思汗也時刻提防著闊闊出。因為，既然長生天可以通過闊闊出賜予他皇權，那麼長生天也可以再通過這個中介人把給他的任命撤回。成吉思汗的最佳選擇就是消滅闊闊出，把自己和長生天聯係在一起，壟斷教權和皇權。（前引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所以，當闊闊出離間成吉思汗與合撒兒的關係、勢力膨脹，乃至公然汙辱成吉思汗的幼弟斡惕赤斤（《簡注秘史》，第276—277頁。）時，成吉思汗感到這件事再不能寬容下去了，遂抑製了自己對薩滿教的迷信和恐懼，處決了闊闊出。不過，成吉思汗對這件事非常謹慎，他為緩和因殺害通天巫而激起的議論，發布了一條著名的敕令：“以通天巫致手足於我弟每（們）之故，以無稽讒譖於我弟每（們）之間，故不得天佑，將其性命身軀而去矣。”（《簡注秘史》，第279頁。）成吉思汗很清楚地指明了長生天對他和他的家族的佑護是最高的，假使任何人敢覬覦汗權及其家族的地位時，就必須做好受上天懲罰的準備。
成吉思汗對闊闊出采取的堅決行動，不僅說明他已經開始擺脫了幼年時期形成的對上天的無以言狀的恐懼和迷信，而且也標誌著成吉思汗的汗權至上，以至向實際上的無神論色彩過渡了。從此，他再不用擔心別人敢覬覦他的神聖的王權。正如符拉基米爾佐夫所指出：“闊闊出的死，最後在蒙古能夠企圖和成吉思汗抗衡，以至於反對他和不服他的人，已經完全絕跡了。現有所有的人們都崇拜在曾經曆盡著滄桑，從斡難河畔一個為人所見棄的廬帳裏，度著一種半饑餓的生活，一直到居住在有組織的帝國帳殿中的那個如鐵般皇帝的如鐵般意誌跟前了。”（符拉基米爾佐夫：《成吉思汗傳》，第107—108頁。）不過應當指出，雖然成吉思汗消滅了原始的祭政合一製度，但他自己似乎又建立了一種新形式的政權與神權合一的製度。
三、成吉思汗宗教政策中的多元文化觀念
成吉思汗對外擴張時期，尤其是向西征服時期，乃是其宗教思想發展的第三階段。1218年哲別征討屈出律，標誌著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初步形成。
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思想形成的根源。
其一，如前所述，成吉思汗所處的時代雖然已經發展到向一神教過渡的曆史階段，但薩滿多種崇拜並沒有完全消失，蒙古社會中仍然殘存多種崇拜，成吉思汗的準一神論宗教思想，在確立長生天為最高神的同時，也並不絕對排除對其他神靈的崇拜。這種多神崇拜根深蒂固的影響應是對其他宗教采取寬容態度的根本原因。正如格魯塞（Rene Grousset）所指出：“蒙古人對天國和魔藥的迷信而引起的畏懼，使他們感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僅要安撫他們自己的薩滿，而且還要盡可能安撫其他宗教的牧師代表——即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擁有超自然權力的一群信徒的首領，諸如克烈人和汪古人中間的聶斯托裏教士、畏兀兒人和契丹人中間的佛教和尚、中國道教士、吐蕃喇嘛，（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和穆斯林毛拉。對此種種宗教團體的代表友善，是為他們自己的騰格裏崇拜所提供的一種附加的保護措施。這樣，就由迷信引起的一般恐懼產生了（對宗教）的一般容忍。”（Rene Grousset，The Empire of Stepps（草原帝國），P220，New Brunswick，1970。）成吉思汗顯然繼承了對各種宗教的一般寬容態度。
其二，一般來講，“薩滿教既是一個多神的泛靈論，它不具有其他宗教的排他性，縱有也不積極”（前引《蒙古史論叢》上冊，第78頁。）而且，在蒙古薩滿教發展史上，也曾經出現過從其他宗教汲取營養的事例。蒙古薩滿教的祈禱詞中就有這樣的內容：“汗·霍爾穆茲達天神，請把上天之門打開，主·霍爾穆茲達天神，請把心靈之扇打開。”經專家考證，這個霍爾穆茲達就是在波斯祆教的善界最高神——阿左拉·瑪茲達。蘇魯格·查夫：《薩滿教與蒙古文化》，載《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這就培養了成吉思汗及其臣僚們對其他宗教的容忍和尊敬的傳統觀念。
其三，薩滿教作為一種泛神的宗教，雖然他們的宇宙觀、靈魂觀以及敬天觀都相差無幾，但是每一個薩滿都有自己的與其他薩滿不同的一套說法。所以蒙古統治者對於一個能為自己祈福的巫師，不管他們崇拜的對象是什麼，都一律予以尊敬。同樣，蒙古人對於別的宗教，也采取了這樣的態度。他們把其他宗教的教士或首領就像他們自己的薩滿一樣看待。（Jagchid，Chinese Buddhism and Taoism during the Mongolian Rule of China，Mongolian Studies（1980），P6）換句話說，在蒙古人看來，其他宗教不過是泛神觀念中一個支派，他們的神也是諸神之一。如果他們的術士也能像薩滿一樣，可以為成吉思汗祈福，那麼他們的存在又有何妨？因此，蒙古人對各種宗教都予以平等待遇，成吉思汗禮遇長春真人，優待全真道，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劄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曆史關係之研究》，第2頁，台北中正書局1978年版。）
其四，在蒙古帝國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西域、中亞，使成吉思汗進一步接觸到了具有各種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也看到了宗教壓迫造成西遼和屈出律等人的失敗。他當然明白，他的宗教政策的正確與否，與其功業的成敗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是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思想形成的客觀條件。
現在我們再看一下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基本內容：
1.允許各族包括蒙古族擁有信教自由的權利，反對進行宗教迫害。
這是成吉思汗針對屈出律的宗教迫害政策而實施的。屈出律對穆斯林所實行的殘酷的宗教迫害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其一，強迫居民放棄伊斯蘭教，要他們要麼信奉聶思脫裏教；要麼信奉偶像教即佛教；要麼穿契丹人的袍子。（《史集》第1卷第2分冊，漢譯本，第252頁。）其二，禁止穆斯林舉行宗教儀式，如“穆真的祈禱召喚，一神教徒和信士的禮拜，都被中斷，學院被封閉和墮毀”。其三，放縱喀什噶爾“異端的偶像教徒隨意大肆胡作非為”（誌費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第73頁。）或“多神教徒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人能反抗（他們）”（《史集》第1卷第2分冊，漢譯本，第252頁）……屈出律的倒行逆施，引起廣大穆斯林的強烈反抗，西遼政權終於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