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成吉思汗的倫理觀及人才觀
任何一個重大曆史事件的背後，都包含著極其複雜而又深刻的原因，如果我們從思想文化方麵深入探討，就會發現，根植於蒙古文化深層的成吉思汗的倫理觀念和人才觀，同成吉思汗帝國的不斷壯大有著內在的、密切的聯係。
一、成吉思汗的倫理觀
成吉思汗所處的星天旋回、諸國相攻的時代，竊盜奸通之事甚多，“子不從父教，弟不從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濟貧，下不敬上，而盜賊無罰”（多桑著、馮承均譯：《多桑蒙古史》上冊，第157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社會風氣敗壞，惟力是強，道義淪落。當成吉思汗父也速該死後，他的部屬曾引用流行的諺語說，“深水已涸矣，明石已碎矣”（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3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留此還有什麼意義呢？皆棄訶額侖母子而去。這種觀念應該說是適應當時蒙古社會發展水平，並被普遍遵行的觀念。然而成吉思汗由於其母訶額侖的教育並在靠近漢地的弘吉剌部生活過一段時間，他跳出了蒙古傳統舊觀念的束縛，吸收了中原地區的忠、孝、信、義為主要內容的封建觀念，作為其政治活動的指導思想，並且在初期艱難坎坷的處境中和以後地位日益提高的過程中，不斷領會並進一步運用了這些思想，使自己成為在當時草原諸領袖中，掌握了那個時代先進思想的政治領袖，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孝。
同北方其他遊牧民族一樣，蒙古也有賤老之俗，即所謂：“韃人賤老而喜壯”（趙珙：《蒙韃備錄》）……成吉思汗則以自己身體力行為樣板，來糾正這種社會風氣。他提倡孝敬長輩，敬重老人。成吉思汗幼年喪父，他眼看母親含辛茹苦養大他本人和一群幼小弟妹，特別是在他的品格形成過程中，倍受訶額侖夫人的教育，故對母後非常孝敬。《蒙古秘史》多次提到，成吉思汗把中國看成是他和母後共同創建的。當成吉思汗因薩滿巫闊闊出挑撥，幾與合撒兒釀成仇殺之禍時，受到母後的嚴責後，他說：“愛母之怒（責），懼則懼矣，羞則羞矣，吾其退乎！”（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276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可見成吉思汗的孝敬和順從。另外，成吉思汗常稱老人為“父”（或作老爹）、“母”，以示敬重，劄撒中就有“尊敬老者和窮人”（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蒙古史研究》，第88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的明文規定。孝的核心是愛和順從，特別是後者的光大，使成吉思汗的部將和小輩對他也特別敬畏和順從，變成了他開拓功業的馴服工具。
2.忠。
忠是封建的思想觀念形態。成吉思汗也同曆代其他君主一樣，認識到這種觀念可以維護自己的專製統治，所以不僅把“忠”作為自己的一條重要信條，而且大力提倡，努力在蒙古社會中建立一種新型的封建道德觀，竭力維護封建製度的主仆關係，經常強調矢忠“正主”的主張。成吉思汗對待投降過來的敵方將士，凡擒殺故主前來投誠的，“則或斬或責，決不歡迎”（《蒙古與俄羅斯》（一），第81頁。）凡放走故主使之逃逸或為掩護故主而對成吉思汗進行抵抗的人，反因其忠於主，常常得到讚賞。王罕在逃跑時被乃蠻部邊將殺死後，桑昆身邊隻有掌馬官闊闊出及其妻子。闊闊出感到桑昆已到了窮途末路，他趁桑昆去找水之機，不顧妻子的勸阻，遺棄其主於危難中。當闊闊出帶著妻子投奔成吉思汗時，成吉思汗不僅不欣賞他的所作所為，反而下令將其出“斬而棄之”（《蒙古秘史》第188節。）而對勸阻這種不忠行為的闊闊出之妻則加以賞賜。在這次戰鬥中，王罕部將合答黑把阿禿兒力戰三日，有意安排王罕父子脫險，他投降成吉思汗以後，如實地說出了自己的所作所為，成吉思汗十分讚賞合答黑的忠誠勇敢，“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167—168頁）……於是赦免了他，並任命他為百戶官。成吉思汗又把“忠”與其敬天思想相聯係，提出了“忠誠得天佑護”的主張，認為長生天隻幫助那些忠誠的人，不忠誠勢必遭到毀滅。而他心目中汗權是神授的，所以他所講的“天”就是汗室統治者，“天意”就是君意，任何危及汗利益的行為，必然違背“天意”，為“長生天”所不容。通天巫闊闊出投奔成吉思汗時，成吉思汗感到他對自己有幫助，而當他飛揚跋扈，甚至幹涉王室汗權，企圖離間成吉思汗與合撒兒的關係而左右汗室之時，成吉思汗便殺了他，並表示：“以通天巫致手足於我弟每（們）之故，以無稽讒譖於我弟每之間，故不得天佑，將其性命身軀而去矣。”（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279頁。）隻要失去了為鞏固成吉思汗統治服務的作用，就是經常與天對話的通天巫也隻有賜死。可見，他通過把人的思想和行為引向對天的忠誠，使人們在恐懼“天神”的心理狀態中絕對服從天賜的汗的統治。
3.信義。
蒙古人本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信守諾言之俗。成吉思汗有意識地繼承和光大了這一觀念，以達到鞏固統一之目的。比如，成吉思汗的愛妻曾被篾兒乞惕人所搶，但成吉思汗從未因此事而傷害她的尊嚴，這就是成吉思汗對其妻的誠與信。再如，成吉思汗對多次背信於他的幼年時代的安答劄木合，捕獲後仍因念兒時交情與信義，不忍殺之，說：“今我二人相合矣，吾其相伴之乎？”（同上，第212頁。）隻是在紮木合的懇求下，才施於不流血之刑，葬以厚禮。成吉思汗對朋友之信義，由此可見一斑。正如箭內亙所言：“此種有情、有義、有禮之處分，雖古來之名君，恐無以加矣。”（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蒙古史研究》，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第90頁。）但是對於那些言而無信，背叛朋友的人，他的懲罰也是極其嚴厲的。撒察別乞、泰出二人曾發誓擁戴鐵木真為可汗，後來違背諾言，投入敵人的陣營，最後被成吉思汗俘獲，殺之。（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104—105頁。）更為重要的是成吉思汗用“信義”這一為蒙古社會較共識的道德觀念，行之有效地用於對敵人的心理戰上，如討伐王罕的五點主要政治宣傳，就是責備王罕的背信棄義；（同上，第152—154頁。）討伐唐兀惕，成吉思汗也稱是因西夏背信，沒有踐約帶兵助征花拉子模。
總之，孝、忠、信、義是成吉思汗政治倫理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忠則是核心。成吉思汗之所以大力提倡這些觀念主要是為了鞏固其統治。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思想約束下，一大批有才之士有效地團結在他的周圍，沒有一個他提拔的功臣對他心懷二誌，百姓則是“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彭大雅撰、徐霆疏證：《黑韃事略》，中華書局1985年新一版。）這種觀念對其功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4.部落本位、團結禦敵是成吉思汗的一個重要處世觀念。
他曾說：“出生在巴爾忽真-脫窟木、斡難、怯綠連的男孩子，每一個都很勇敢，未經教導就懂道理，很聰明。那裏出生的每一個女孩子未經裝飾、梳理就很美貌，麵色泛紅，而且無比靈巧、伶俐，品德好。”（《史集》第1卷第2分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60頁。）可見他具有一種本種族優越感，認為孛兒隻斤部落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天生優秀的，進而又從對本族的熱愛出發形成一種部落本位觀念。這種部落本位觀念的基本內容，就是從血親複仇到振興祖業。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導演了一幕幕殘酷的複仇戰爭，以此作為其統一蒙古、開拓功業的重要手段。比如，征伐篾兒乞惕人，是為報其妻孛兒帖夫人被劫辱之仇；伐金，是為報“阿勒坦汗辱殺我諸父別兒罕、俺巴孩二人”（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冊，第67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之仇；西征花拉子模，是為報摩訶末辱殺蒙古使團之仇。當然，其中有其他政治、軍事方麵的原因，但至少複仇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成吉思汗舉行大會，商議征討塔塔兒時曾說：“自昔日塔塔兒百姓乃毀我父祖者，當為父祖報其仇，雪其恨，比較而屠之，殺之，展而盡絕之，收其所餘者，分與各處乎！”（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第124頁。）“比較而屠”，即比身高於車轄的都殺掉，可見，其複仇心理是多麼的強烈和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