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講課，一位當地的官員執意要請我吃飯，但說要到吃飯的時候才告訴我為什麼請客。我因為好奇，就答應了。飯桌上，他跟我講了個故事。就在那年春節，他去海南度假。上飛機之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計飛機上實在無聊，他就翻了翻書的前兩章。回來之後，很快當地政府部門公開招考幹部，他報名了。拿到考卷，最後一道大題是：試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的觀點，談談我市未來的經濟發展思路。
這個故事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讀《世界是平的》，看前麵兩章就足夠了。後來，我又陸續翻譯了幾本弗裏德曼的書。最新的一本剛開始賣，是他和國際政治學家曼德鮑姆合著的《曾經的輝煌》。這幾本書都是我組織學生翻譯，然後我校譯。說是校譯，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譯，搞得我苦不堪言。誠實地講，這幾本書的翻譯質量都沒有達到我心目中的標準。我翻譯的最差的一本書是《維基經濟學》。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就找了一位學英語專業的朋友一起翻譯。可是他也沒有時間，他找了一群學生翻譯。當我拿到譯稿的時候幾乎暈倒。出版社急著出書，不得已，我理順了一下譯稿中的文字，不情願地交給了出版社。細心的讀者已經指出，這本書的翻譯中錯誤極多。我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過歉。現在，向所有的讀者再次鄭重道歉，這的確是我的過錯。
我翻譯的書中，有一本自己是滿意的，那就是喬舒亞·庫珀·雷默寫的《不可思議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時代》雜誌最年輕的國際版主編，也是“北京共識”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也是基辛格博士“欽定”的傳人。這本書是他對國際問題的思考，書中內容表現出他對未來充滿了憂患意識。雷默在創作中旁征博引，介紹了國際政治、複雜科學、認知心理學，甚至傳染病學的思想，也講述了雷默采訪真主黨遊擊隊、對衝基金經理、戈爾巴喬夫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書中的很多思考，讓我受益匪淺。出於對朋友的負責，我獨自承擔了翻譯任務。那一年的春節，我枯坐在書齋裏，以每天一萬字的速度，譯完了全書。
回顧我自己出的那幾本書，我對自己過去寫的東西越來越沒有興趣了。在我第一本隨筆集的前言裏，我曾引用拜倫的話：“我寫的東西都付之流水，任它浮沉。”現在看來，它們都陸續沉底了，那就讓它們去吧。
在我翻譯書的過程中，卻逐漸激發起新的寫作欲望。我並不覺得弗裏德曼寫得有多好，雷默的書寫得也不錯，我為什麼不能寫出來讓自己滿意的書呢？
我想，該作出一個重大的選擇了。
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就朦朦朧朧地覺得，自己這一生的理想是做一名學者。到了研究生階段，尤其是博士階段，到哈佛做了兩年訪問學生，讓我對經濟學幾乎頂禮膜拜。經濟學的宮殿巍峨雄壯，讓我覺得在這裏消磨自己一生的時光，哪怕是做些雕梁畫棟的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情。但隨著人生閱曆的增加，閱讀範圍的擴大，我對經濟學的信心一點點消失了。供給和需求能夠解釋這世間的一切？哈耶克有一本書叫做《致命的自負》。我倒是覺得，主流經濟學家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才常常是“致命的自負”。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傲慢，太不符合我自卑而膽怯的性格了。
我對自己做學問的信心也一點點消失了。在哈佛求學的時候，天天跟那些頂尖的學者、天才的學生廝混在一起，讓我知道了什麼是好的經濟學，也讓我明白，自己是做不出來好的經濟學的。我曾經上過一門博弈論的課程。剛開學的時候，仗著曾經在國內自學過，我是班上回答問題最積極的學生。半個學期過去，同學們就超過了我。到學期末交課程論文的時候，我隻規規矩矩地做模型、交作業。和同學們那些天馬行空、構想巧妙的模型相比，我做的模型就像愛因斯坦的小板凳。
假如我努力堅持，或許可以勤能補拙，做出個更像樣子的小板凳。但我已經認識到，自己並不是一個有原創性的學者。這不僅是因為我智力駑鈍，也和我興趣太廣泛有關。那些在學問上有成就的學者，往往是用心至純，心無旁騖，且能長期堅持，跑完馬拉鬆。而我呢，我對什麼都感興趣，是一個胃口奇好、口味甚雜的讀者。我對曆史學感興趣，也對天體物理學感興趣；我對政治學感興趣，也對腦神經科學感興趣；我對文學感興趣，也對生物學感興趣；一本背單詞的書或是辭典，都能讓我津津有味地讀幾個小時。我看書速度也很快，一本兩三百頁的中文書，大概隻夠我讀兩三個小時，同樣厚度的英文書，大概夠我讀五六個小時。出差的時候，我至少要帶四本書；候機廳裏讀一本，飛機上讀一本，賓館臨睡前一本，回來的飛機上再讀一本。在這個越來越講究專業分工的時代，我算是當不了專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