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驀然一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沒來得及做，就這樣渾渾噩噩，人生居然已經過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每一個讀書人，最大的心願除了能坐擁書城、樂不思蜀之外，如果再有一點點野心，恐怕都想過自己寫點什麼，最好是寫幾本書，寫幾本能沾沾自喜的書，也就不枉此生了。
讀書，寫書，這一直是我認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隨波逐流，離那種平靜的生活越來越遠了。寫過的幾本書，譯過的幾本書，翻檢出來，隻能讓自己覺得慚愧。
我寫第一本書的時候25歲，那時還在讀博士。當時有家出版社叫今日中國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國問題報告，我負責其中的財政專題。一年之後，我的第一本書就這樣出版了，書名叫《為市場經濟立憲：當代中國的財政問題報告》。書裏的主要觀點是，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為政府遇到了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弦更張。政府處理財政壓力的不同做法，會給之後的經濟發展帶來不同的影響：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會減少對市場的幹預，市場經濟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稅，那無異於殺雞取卵，會斷送經濟增長的活力。
這些核心的觀點其實並非我的獨創，而是出自我的老師張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過一篇論文《財政壓力導致的製度變遷》。《為市場經濟立憲：當代中國的財政問題報告》一書，基本上就是對這篇論文的擴寫。我本來心裏一直忐忑不安，擔心張老師知道後責怪我，沒想到他反而主動跟我說：“既然你已經寫出來了，我就不用再寫了。”這著實讓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來出版此書的出版社都沒有了。再讀這本書，很多稚氣和自以為是的話，讓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還是非常懷念那段心無旁騖、一心寫書的日子。
從第二本書開始，就都是隨筆集了。而且我越寫越快，越寫越多。我的第一本隨筆集是《出門散步的經濟學》。薄薄的一本書，收錄了我大約十年來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隨筆集是《不確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題材也雜亂無章。當時我剛剛畢業，急於改善自己的經濟條件，開始瘋寫財經評論。當時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為稻粱謀，寫得匆匆忙忙，慌不擇路，仿佛醉酒一般。
我的第三本隨筆集是《胸中無劍》。當時我已經過了30歲。到現在為止，這仍然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不是因為裏麵的文章，隻是因為書名。之所以叫胸中無劍，是想表達我對人生的一點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龍記》中講過張三豐教張無忌太極拳的故事。張三豐演示了幾遍，問張無忌記住了沒有，張無忌思索半天，說：“全忘了。”旁邊的人都為他著急，張三豐反而大喜，因為意在其中，忘記了招式才算真的學會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階段，就會發現，放棄比得到更重要，忘記比記得更重要。從那時起，我就已下定決心，忘記名利，甚至忘記學術，隻聽從自己興趣的召喚，做一個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現在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還用著“胸中無劍”的名字。
在那之後，我又出了兩本隨筆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寫中國經濟中的結構失衡，後者則是爆發美國金融危機之後我寫的一些評論。我本來想把後一本書取名為《誰忘了穿泳褲》，取自巴菲特的名言：“隻有在退潮的時候，才能看出來誰沒有穿泳褲。”我的意思是想說，美國金融危機之後才發現，原來的企業、金融機構、政府，都沒有穿泳褲。編輯看到這個書名直撓頭，說叫這個名字說不定會被放到體育類的圖書架子上，所以他把書名改成了《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他忘記了，叫現在這個名字還是有可能被放到體育類的架子上。出完這兩本隨筆集之後，我已經失去了再寫財經評論的興趣。這樣天天緊追熱點、指點江山，不是我心裏想做的事情。
除了寫書，我也翻譯了幾本書。我翻譯的書比自己寫的書賣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個單子是翻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說實在的，我並不看好這本書在中國的銷路，也不讚成書裏的觀點。之所以同意翻譯此書，完全是因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孫桂均老師太會說服人了。我沒有想到，《世界是平的》賣得極其火爆，一時洛陽紙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