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認識世界的方法論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學和政治學教授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花了很長時間彙總了很多同行的預測。他發現，當政治學家說一件事情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時候，平均而言，這件事情發生的概率有15%。當政治學家說一件事情絕對會發生的時候，平均而言，這件事情不發生的概率有25%。2005年，一個醫學研究者約翰·約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發表了一篇很有爭議的論文《為什麼大部分發表的研究報告都是錯的》。他聲稱，醫學雜誌發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現實中都是錯的。貝爾實驗室證實了約阿尼迪斯的判斷，他們試著在實驗室裏重複醫學雜誌論文中的實驗，結果發現，有2/3的實驗都無法得到論文裏的結論。
我是不是有點“憤青”的味道了？那好吧，讓我把觀點再修正一些。我們得承認，有些“磚家”的預測會比另外一些更準一些。他們就是那個說鴕鳥有三條腿的學生，因為別人都說鴕鳥有四條腿，他的回答更接近答案，於是贏得了獎品。
我們還是回到泰洛克的那個研究。泰洛克是一個心理學家，所以他對“磚家”們的性格、思維方式很感興趣。最後，他發現，狐狸型的學者比刺蝟型的學者更容易預測成功。
什麼叫狐狸型和刺蝟型的學者？這個典故出自古希臘詩人阿齊羅庫斯（Archilochus）。他說：“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蝟知道一件大事情。”後來，英國哲學家伯林在一篇談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文章中，借用這個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蝟和狐狸。
刺蝟們相信，在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基本規律，這個規律影響著整個社會。隻要你發現了這個規律，曆史的迷霧就頓時消散。弗洛伊德可能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看什麼都是潛意識、性衝動。在我的經濟學同行中，有一大批也是刺蝟，他們堅信市場總是比政府聰明，不管什麼事情出了問題，他們都會告訴你：你看，我說的吧，這就是因為政府在幹預。說實在話，刺蝟有刺蝟的優勢。刺蝟更容易成為學術大師或公共知識分子，他們說的不準確，但那叫“深刻的片麵”。
狐狸們則天性多疑，對什麼都不會全信。他們經常變化，喜歡向別的學者和別的學科學習，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實際情況和原本相信的理論不一樣，他們更願意懷疑理論錯了。他們不敢相信一個基本的規律能左右整個世界，這個世界一定是充滿了反例、異常、錯誤和混亂的。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總是會給你模棱兩可的答案。這一點尤其惹人討厭。美國的杜魯門總統曾經跟手下說，你們能不能給我找一個“一隻手的”經濟學家。因為你問什麼問題，經濟學家都要告訴你，一方麵（on one hand），另一方麵（on the other hand）。政治家的想法是：拜托，你就告訴我一個標準答案好不好？經濟學家的回答是：對不起，這個真的沒有。
在電視上、網絡上影響力更大的往往是刺蝟型的“磚家”。這跟電視和網絡的節目製作需求有關，也跟“磚家”的性格有關。電視和網絡媒體要吸引人眼球，需要那種斬釘截鐵地說出驚世駭俗的觀點的“磚家”。越與眾不同，越容易引起轟動。刺蝟們更容易做這樣的事情，他們更大膽，更激烈，說話底氣更足。如果有些刺蝟更喜歡人前出名，那肯定會和電視、網絡一拍即合。在電視和網絡上，狐狸們顯得很無趣。觀眾和網友們也喜歡“一隻手的”學者。亮出你的觀點，旗幟鮮明一點，好不好？但狐狸們卻說話含混，躲躲閃閃，觀點好像前後矛盾，真是一點自信心都沒有。
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我一度也曾在電視上經常露麵，做電視嘉賓的那點伎倆我太熟悉了。比如說，你在電視裏不能說：“因為……所以……”觀眾才不管什麼因為所以呢。人們在看電視的時候，腦電波和睡覺的時候差不多，他們根本不願思考。你必須先亮出自己的觀點，越新奇越好，然後再講一個故事，或舉一個數字，或用個鏗鏘有力的排比句。說話的聲調要高，嗓門越大，越有權威感。遺憾的是，事實的真相是，上電視的次數越多，預測的準確度越低。我很快就覺得，坐在攝影棚裏不過是裝腔作勢，沒有智力上的挑戰，一點也不好玩，再坐下去，就會真的變傻了。後來，我不再上電視，智力才逐漸恢複到現在能跟你們聊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