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知道，法律不知道
赫爾南多·德·索托是秘魯的經濟學家。和那些經院派的學者不同的是，索托一直積極地參與政策的製定，他被《時代》周刊評為20世紀拉丁美洲5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被《財富》雜誌評為20世紀90年代最具有號召力的50位世界思想家之一。
索托的《資本的秘密》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歐洲及日本能夠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卻停滯不前？為什麼能夠享受到經濟繁榮的隻有少數人，而窮人卻被置身局外？或者，借用曆史學家布羅代爾的說法：“曆史上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好像生活在與世隔絕的‘鍾罩’裏？它為什麼無法擴張並占據整個社會？”
索托帶著他的團隊，走街串巷，去推算窮人所擁有的資產。他們在秘魯、海地、菲律賓和埃及這四個國家做了較詳細的田野調查。索托的研究發現，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財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本。以最真實、最容易發現的資產——房地產為例，在這些國家的棚戶區，有著數不清的住宅，其中很多是窮人搭建的違章建築。但這些沒有合法權的房地產，其潛在的價值卻高得驚人。索托估計，在整個第三世界和轉軌國家，窮人掌握但是並不合法擁有的房地產的總值高達9.3萬億美元，這幾乎是世界上20個最發達國家主要股票市場上全部上市公司的總值，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和轉軌國家在過去十年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0倍，是世界銀行在過去三十多年貸款總額的20多倍，是所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總額的93倍。
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的資產是死的資產，無法流動並創造出新的價值。土地無法用來抵押，房屋無法用來出租或銷售，資產無法流動便會變成一潭死水。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夠富裕起來，關鍵在於他們找到了能夠釋放出資產潛能的完善的產權製度。但是，和諾斯等製度經濟學家不同的是，索托特別強調指出，產權製度的意義不是保護所有權，而是保護所有權的交易。如果單是為了保護所有權，黑手黨也可以保護所有權，但是隻有完善的產權製度，才能夠將資產中蘊含的價值提煉出來，並使其標準化，確認交易雙方的責任和權利，並方便對資產不斷地進行拆分和組合，最大限度地促成交易的形成，讓資產交易超越家族、親友的狹小圈子，使得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間可以放心地進行資產的交易。
法律的真正任務不是要保護現存的所有權製度，而是要讓每個人都有權得到所有權。窮人不是貧窮的根源，相反，他們是問題的解決方法。第三世界國家麵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把自己的人民所掌握的資產轉化為可交易的資本，如何激發自己的人民所蘊含的創造財富的巨大潛力。窮人既不愚昧，也不絕望，當政府無法提供給他們一個合法的產權製度時，窮人會自己建立合作和分工的秩序，有自己的規則和慣例。他們通過自發的創新來彌補現實和法律之間的巨大漏洞，並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那些貧民窟看起來雜亂無章，但其實有著內在的活力和秩序。到城市裏麵來的大多數是農村中的精英，他們敢於冒險、富於創新。當資源越是稀缺的時候，對資源的利用越是有效率，貧民窟中的企業家精神絲毫不少於矽穀。
遺憾的是，政府對待這些努力的態度卻常常是倨傲而冷漠的。政府看到這些擁擠而破舊的貧民窟，恨不得統統拆而遷之；政府看到這些嘈雜而無序的移民，恨不得明天就遣而返之；政府看到沒有執照的路邊小販，向來不憚以虎狼之役驅而散之。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得法律日益和窮人對立，窮人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就會潛入自我保護的地下經濟、非正規部門，隨著經濟中的非正規部門比重越來越大，法律的陽光能夠照耀的地方就越來越少，法律的合法性也會日益受到質疑。索托說，社會底層的人根本不是罪犯，所謂的“不法行為”，或許隻是社會底層的“立法”和社會高層立法之間的抵觸。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沒有辦法抗拒的。幻想讓農民仍然留在農村去過“田園牧歌”的生活是不現實的，當公路修建到了農村人的家門口，當他們能夠從廣播和電視裏麵看到城市生活中的機遇、舒適和樂趣，任何人隻要有勇氣沿著道路向前邁進，就能擁有現代化的生活。隨著人口遷移的巨大變化，資產的所有權也將隨之改變。產權保護的經濟價值在不斷提高，拒絕給予人們合法的產權保護，將使得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衝突日益激烈。如果沒有土地所有權，城市化的進程就會蛻化為對農民的剝奪，並激發起農民的抗爭；沒有土地所有權，農民也無法用土地作抵押，無法得到貸款，無法獲得擴大生產和改善生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