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新的教徒為什麼會從基督教中得到自己的信仰？按照傳統的解釋，那些處在社會底層的奴隸、窮人和被羅馬帝國征服和壓迫的民族會更傾向於在宗教中找到心靈的寄托。但是，曆史學家發現，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往往是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社會階層。而且，這一發現和其他宗教的起源也有相似之處。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隨者大多數是特權階層的孩子，他們之所以投靠新的宗教，是因為他們更容易對過去的宗教感到厭惡。是的，他們確實比其他社會成員有更多的特權，但是其對現實的不滿甚至要超過社會底層的人們。比如說，基督教的興起最早是從希臘化的猶太人中出現的，他們分布廣泛，盡管很多人已經比較富有，但是所到之處，仍然受到本地人的排擠；上流社會的婦女也是最早信教的社會階層之一，她們盡管生活富足，但是精神卻長期受到壓抑。
更有意思的是，瘟疫的流行和基督教的興起有著緊密的聯係。公元165年，一場毀滅性的瘟疫橫掃整個羅馬帝國，大約有1/4甚至1/3的人口死於這場災難，就連皇帝奧勒留（Marcus Aurelius）也無法幸免於難。公元251年，又一次規模更大的瘟疫襲擊了羅馬帝國，最嚴重的時候，羅馬城一天就有5000人死亡。在突如其來的浩劫麵前，人的生命如同蘆葦一樣脆弱。目睹親人和朋友染病死去，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追問，我們之所以活著是為了什麼，生命有什麼意義。科學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哲學則在無力地詭辯，說什麼美德正在消散，社會已經墮落。正如曆史學家麥克尼爾（McNeil）所說的，“基督教是一個包含了思想和感情的體係，完全適合於動蕩的年代”。當時的一個主教對信徒們說：“對於我們來說，這些都是磨煉，而非真正的死亡……那些蒙主恩召的弟兄已經離開世界，得到了自由。他們離開了我們，卻在為我們領路。”這樣的教導製止了恐慌和絕望，使人們心靈溫暖，而且給予了人們繼續上路的勇氣。
基督徒所做的甚至遠勝這些。在瘟疫爆發的時候，基督徒不顧自身安危地照顧病人，甚至為了給死者準備一場體麵的葬禮，毫不保留地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和基督徒的獻身精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著名的醫生迦林卻在瘟疫剛剛爆發時，就匆匆忙忙地逃跑了，直到瘟疫結束才從鄉下回來。對於基督徒來說，因為上帝愛世人，世人也必須彼此相愛，這樣才能使上帝喜悅。這樣一種飽含了愛和慈善的教義，對於當時人人自危、嘲諷一切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震撼。對於異教徒來說，基督教所說的“上帝愛世人”是荒唐可笑的。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信仰的那些神祇，都是有明顯性格缺陷的：暴戾、欺騙、嫉妒、反複無常，對世間的人類是藐視和嘲諷的，既然他們是神，就根本不會關心塵世的事情。憐憫在異教徒那裏不是美德，而是缺陷。他們認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別人的憐憫，隻有沒有用的人才需要憐憫，但是沒有用的人隻配被驅逐出去。當瘟疫降臨的時候，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已經被苦難壓垮，他們拋棄了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也被自己的親人和朋友拋棄。垂死的人倒在路邊，沒有人會多瞧一眼。但是，即使是對病人進行最基礎的護理，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比如，即使能夠給那些垂死的人提供一些水和食物，他們也可能會從虛弱中慢慢恢複，而不必悲慘地死去。由於基督徒之間的相互關心和照顧，基督徒在瘟疫中的生存率最高，這無形中提高了基督徒的威信，那些受到基督徒照顧生存下來的異教徒更容易加入基督教，因為他們原來的親人已經死去，原有的社會網絡對他們的束縛減弱。
羅德尼·斯塔克說，“基督教的核心教義激發並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想象一下羅馬競技場中興致勃勃地看獅子吃人的那些觀眾，就可以知道當時人性的淪喪程度了。基督教帶給人們的禮物，是讓人們重新找回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