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希特勒影響最大的是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豪斯霍夫1869年出生於慕尼黑，他早年參軍，曾到日本做過軍事教官，“一戰”期間當過旅長。戰後豪斯霍夫在慕尼黑大學講授地理學和軍事科學。他的一個學生叫魯道夫·赫斯，此人後來成了希特勒的親信。正是通過赫斯，豪斯霍夫認識了希特勒。當時希特勒因啤酒館暴動失敗，被捕入獄，正在寫作《我的奮鬥》。豪斯霍夫向希特勒講授了生存空間等觀念，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奮鬥》第14章專門講納粹的外交政策，明顯是受到了豪斯霍夫的影響。豪斯霍夫和希特勒的關係究竟有多麼緊密，現如今已經成為曆史之謎，但豪斯霍夫很快就在元首那裏失寵了。1944年，豪斯霍夫夫婦被關進了集中營。同一年，他的兒子因參與暗殺希特勒的計劃被處死（湯姆·克魯斯主演的《刺殺希特勒》就是根據這一曆史事件改編的）。德國戰敗之後，盟軍軟禁了豪斯霍夫，並考慮是否要把他送到紐倫堡審判。1946年，豪斯霍夫和妻子一起自殺。
地緣政治學遭到冷遇和歧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它經常被視為曆史決定論的變種。尤其是在“二戰”之後，決定論成了意識形態對壘的一個重要戰場。意大利和德國出現了法西斯主義，蘇聯出現了專製政權，來勢洶洶的極權主義幾乎要將脆弱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價值碾成齏粉。在信奉自由主義的學者看來，曆史決定論就是極權主義的宣言書。出於誤讀和曲解，他們將馬克思的唯物曆史觀也視為曆史決定論，波普的《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幾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談到，曆史主義就是烏托邦主義，就會異化為極權主義。在《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著名學者伯林嚴厲批評曆史決定論。他不承認曆史是被任何能為人所控製的因素以外的力量決定的。這是因為，如果有人力所不可控製的外力，則人的行為就無法被表揚或批評，無善惡之分，沿著這一邏輯推演下去，曆史決定論包藏著危險的道德和政治禍心。
不管曆史決定論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說的那樣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緣政治學者其實是支持自由政治傳統的，如提出“陸權說”的麥金德支持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政治主張；提出“海權說”的馬漢也相信民主政體，他認為與陸軍相比，海軍的政治立場會更民主。
地緣政治學家想要得到一點點同行的承認都很難，但同樣的觀點，從其他學科的學者口中說出來，卻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尤其是在曆史學家中，不乏這樣的學者。以卡普蘭非常推崇的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而論，布羅代爾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稱為一本地緣政治的代表作。順便說一句，更令人欽佩的是，這本書是布羅代爾在“二戰”期間當德國戰俘的時候寫的。布羅代爾提出了“時間波長變化”的概念。最長的“長時段”主要是指那些不為人所察覺的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的變化；“中時段”是指在一個世紀之內出現的人口、經濟、社會、政治的變化，這往往是“集體力量”的結果；最短的周期是“曆史小事件”，也就是我們在媒體上天天看到的新聞事件。布羅代爾最為重視的是“長時段”和“中時段”因素。這些因素對我們的影響最大，但卻最容易被人忽視。它們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們是海洋深處幾乎靜止不動的龐大水體。
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國際政治，自然感受不同。卡普蘭在回顧了從修昔底德以來的地緣政治核心觀點之後，結合他在世界各地的遊曆，談到了21世紀世界政治地圖的變化。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歐洲並沒有出現完美的統一。從曆史上看，歐洲的重心經曆了從地中海邊的南歐向西歐、北歐轉移的過程，因為南歐土壤貧瘠、山地崎嶇，而北歐、西歐則河網密布、礦產豐富、平疇千裏。最近發生的歐洲金融危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本來就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它反映出來的矛盾，就是長久以來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西歐和阿爾卑斯山脈以南的南歐之間的差異和衝突。此外，“中歐”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隻是一批知識分子們的虛構。在歐洲和中東之間，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始終不存在明晰的邊界。北起波蘭，南至巴爾幹半島的廣闊地區，處於地緣政治學家高度重視的“緩衝地帶”，至今仍然在曆史和現實的交錯中半夢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