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親朋好友也不時提醒我注意劉凱的變化，我時常淡然一笑。我說我對自己的老公有信心，劉凱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再說我們的關係親密無間，有著牢固的婚姻基礎。盡管如此，每當學校放假，劉凱回鄉度假的期間，我也會半真半假地跟他開玩笑。他就說我多心眼兒，並且非常嚴肅地向我保證，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都不會對不起我們娘兒倆。此刻回味他這句話，其實包含著另外一種意思，但那時在我聽來就是一種對婚姻的承諾。
念完研究生後，劉凱又覺得反正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不如幹脆往上升，念完碩士念博士，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升級，直到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才善罷甘休。而如此一來，整整八年的光陰悄無聲息地流逝了。起初，我帶著兒子在娘家生活了一段時間，我弟結婚後，我搬進了自己的那套房子。同事們打趣我是“八年抗戰”。我無怨無悔，因為我嫁給了一個出色的男人。
劉凱拿到博士學位後，分配在國家某個部級機關，我也從雲南調到了北京，總算是結束了那種牛郎織女的生活，以為從此就可以安心享受一家團聚的幸福，真沒料到這隻是我的一廂情願而已。
餘燕玲敘述的語調始終平穩如一，從表情上幾乎看不出她內心的變化。她好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這個人與她毫不相關。在我的受訪者當中，我極少見到這樣理性的女性。我想，坐在我麵前的這位麵目姣好的女子，要麼具有超強的心理素質，要麼就是漫長的等待已經消磨掉了她身上的銳氣，使得她的感覺變得遲鈍起來。
1997年夏天，劉凱突然提出分手。他說“燕玲，咱倆離婚吧”這句話時，我正在廚房裏的水池邊洗草莓。也許是太過於突然，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我的膝蓋一軟，一下子蹲了下來。盤子裏的草莓撒了滿地，紅紅的，一顆一顆躺在雪白的磁板磚上。我竭力強作鎮靜，忙不迭地往盤子裏撿拾草莓。他說，不要了，都已經壞了。我一看，真的全裂開了，傷口裏麵流出淡紅的液汁。這時，我腦海裏浮起席慕蓉的那首詩——《一棵開滿花的樹》，末尾幾句像彈子一樣蹦了出來。
朋友，
你可知道，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那不是花瓣，
而是我凋零的心。
我的目光帶著一絲疑問掠過餘燕玲的臉頰。她略微抬起頭，臉部兩側的頭發紛紛向後散落，露出了大部分的麵容。她的麵部皮膚仍然細膩如脂，也沒有任何色斑。
因為在這方麵，對於長期兩地分居的夫妻而言，屬於特別敏感的話題，所以平時我們從來沒有開過類似的玩笑，一次也沒有。假如像別的小倆口一樣，經常以這樣的玩笑調劑夫妻生活，那麼我的反應肯定不會如此強烈。
不難看出，劉凱的想法很早以前就已經形成了，是深思熟慮的決定。隻是他提出得太突然了，在那樣一個時間，在那樣一個地方，我的腦筋險些轉不過彎來。待我反應過來之後，我馬上抱緊他的腰，整個人軟綿綿地伏在他的懷裏，幾乎有些淒楚地問他為什麼？
他反而驚詫莫名，一臉無辜的表情。他說我的反應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問他怎麼會這樣想，難道我希望被自己的男人遺棄嗎？我們坐下來開誠布公地談這件事。他還抓住我的雙手，一口一個燕玲親熱地叫著，像刀子一般絞得我心疼。
原來，劉凱一直以為，我早就察覺了夫妻關係之間的微妙變化，隻不過隱忍在心中，而我保持沉默的目的，在於維持這一樁危機四伏的婚姻，這對我太不公平，對他又太殘酷。
霎那間，我的眼淚湧出來，臉伏在他的腿上，八年來的委屈呼啦啦湧上心頭。這是我僅有的一次失聲痛哭。劉凱半晌默然無語，用手輕輕撫弄我的頭發。當我重新抬起頭來的時候，發現他的褲子被我的淚水浸濕了一大片。
我小聲問他是不是在北京另外有一個女人，我說我不怪他，但要求他如實回答。他點燃一支煙，深深地抽了一口，然後注視著我，慢條斯理地反詰我大概不會認為八年來他一直過著獨居的生活吧。也就是說，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應該有另外一個女人。
在劉凱的心目中，對他在北京八年的生活方式，我是一清二楚的，至少能夠猜測得到，隻是出於知識女性的自尊不願正視或不屑提起罷了。應該有一個女人才是正常的，沒有是不正常的。那麼，反過來說，在這八年當中，我應該有另外一個男人才是合乎情理的，所謂矢誌不渝純屬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