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少年
李傳信1926年11月生於湖南醴陵富裏文梓園。富裏地處醴陵、瀏陽和江西萍鄉三縣（現都已改市）交界處，可稱是“鑼鳴三縣、鼓響兩省”的地方。醴陵白兔潭、瀏陽文家市、萍鄉上栗市，都是繁榮的鄉鎮，在周圍三足鼎立。富裏是丘陵中的一個小平原，可算富裕之鄉。山前屋後的大樟樹、青梧桐，小山中的竹林和油茶樹林，屋前的水塘、周圍的豆棚瓜架和青菜辣椒，大片開闊的水田和灌溉用的小溪，曲折的小路、潮潤的田埂和溪邊路旁的雜花小草，使李傳信對童年時期故鄉的土地有著美好的回憶。他曾說：“清華園有塊牌匾‘水木清華’，意即水清木華，以此比喻家鄉景色也頗相宜。不過一是人工園林，一是自然景色。”
李姓在富裏及周邊一帶是個大族，但到20世紀30年代，即使住在同一大宅院中，也已分散為多家小戶，情況各異，族規早衰，隻是親情絲連。但重視兒童少年的教育卻是個傳統，可算耕讀傳家。李傳信5歲起在村裏讀初小。後來遠房叔叔昌隆（後為中共地下黨員）在40裏外王仙鎮高級小學教書，他幫助10歲的傳信去那裏讀寄宿高小。1937年冬畢業後，李傳信因家貧失學，在家參加一些輕微農業勞動，並在父親開設的私塾裏和十來個少年朋友讀《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和“四書”等，還學寫字，接受了一些漢學啟蒙。1939年秋，又在昌隆叔的幫助下考入醴陵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後轉學到湘東中學讀初中，於1942年夏畢業。
李傳信總覺得自己很幸運，從小常有兄長、老師和同學愛護。同族先輩先後上學，不時相聚，相互關照，傳信總多得一些。昌隆叔對他的幫助是最重要的。醴陵簡師和湘東中學的老師李石靜、餘誌宏（均為中共地下黨員）、校長殷德鐃和張伯蘭都是有才有誌之士，吸收抗日戰爭南歸的大學生充實教師隊伍，努力辦好學校。李傳信年少好學，常得到老師的鼓勵。即使偶爾頑皮違規或參加鬧些小風潮，大家對他從不追究。
李傳信對鄉情和師恩深懷感念。他說，故鄉給了他較好的文化基礎，給了他身心健康發展的條件，使他懂得要努力學習，意識到做人要自強自立。
西南聯大
1942年秋，李傳信進入由長沙遷到湘鄉霞嶺的明德中學讀高中。1944年夏天，日本鬼子大舉進攻湖南、廣西，他和幾位同學往大西南流亡，顛沛流離、曆盡艱辛到貴州都勻。在大哥朋友的幫助下，他又隻身到昆明找到了大哥傳勳。秋天以高中二年級的學曆考進西南聯大先修班。
進入西南聯大是李傳信生活中最重要的轉折，這期間他確定了一生的道路。他自己總結，在西南聯大，經曆了有生以來的“四個第一”：
第一次見到都市，見到並擠上火車、汽車。在桂林、貴陽歇過腳，在昆明住下。對一個鄉下人可是大開了眼界。
第一次領略了祖國的風光。從丘陵區經崇山峻嶺到高原，行程3000多裏，行色匆匆，苦中有樂。初賞桂林山水，貴州風情，當燒木炭的“黃牛”汽車停歇在黃果樹瀑布時，山峽中的大水直瀉數十丈，吼聲隆隆，震耳欲聾，蔚為壯觀。在春城昆明兩年，雖因無錢未去過石林等地，而翠湖、大觀樓、西山、滇池一帶同樣賞心悅目，悠然自得，春夏秋冬，美麗多姿，是大自然給窮學生們的恩寵。
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大學。西南聯大集合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諸多學者、教授。李傳信常以敬羨的目光瞧著張奚若、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錢端升等文法諸科的大師，而對理科大師如吳有訓、江澤涵、葉企蓀、周培源、華羅庚和楊石先等似更感親切。他這兩年都在昆明西郊大學本部，而未到城裏的工學院，本部是在西郊荒墳地建築土牆茅房作大宿舍，土牆白鐵皮房頂作教室和實驗室。同學來自全國各地，還有華僑，可算“群英薈萃”。不管社會如何光怪陸離，大家生活如何因陋就簡，在西南聯在占主導地位的是真正的大學精神：關注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思想境界；麵向世界前沿的學術創新精神；催人奮發上進、主動有為的文化氛圍。這些是最難能可貴的，又是大家共享的。潤物細無聲，李傳信積極地吸吮著有益的營養，努力學習科學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