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先生除擅長寫小說、散文外，又通曉日、英、德、法4種語言，這是從他所寫的作品裏早就知道了的。這回站在講台上，我看他手裏拿一本黑色硬皮麵的活頁筆記本，每一頁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各種文字寫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他把這些東西抄在黑板上，便開講了。邊講邊解釋，他講的多是19世紀西歐文藝思潮和文藝批評。什麼萊辛、伏爾泰、狄德羅、泰納、勃蘭兌斯。這在當時就驚動了不少學生，因為鬱先生是國文係請來的，而當時的國文係，如鍾泰、夏承燾、餘紹宋等先生講的全是中國古文學乃至經學、訓詁學。而鬱先生卻講西歐文學，這使我們聽膩了《文心雕龍》、《文賦》的人尤其感到新鮮。後來英語係同學聞訊也趕來旁聽了。大家聽了大開眼界。鬱先生是博學多才，那時不過30多歲，他不僅對西歐文學那麼熟悉，而且對我國古代文學也很熟悉。有時他也打通來講，如講彌爾頓的詩歌就聯係到陶潛的《閑情賦》。這大約就是今天人們愛談的什麼比較文學吧。但那時沒有這詞兒。值得一提的是，鬱先生會做一手好舊詩，可是在講台上從不談自己的舊詩，從不賣弄自己的才學。這裏還不得不提一下：不少同誌都以為鬱先生是整天沉湎於醇酒婦人的墮落文人，是一個風流才子。這大抵由於讀了他的作品所構成的一種形象，這形象使我們以及眾多讀者上了大當。試問一個人如果整天忙於喝酒玩女人，哪有那麼多功夫來寫文章？鬱先生還沒有活到50歲，卻給我們留下厚厚14卷全集，足見鬱先生是多麼刻苦用功，勤於寫作的學人兼作家。即如他退居杭州時寫的關於東梓關、翁家山的優美散文，我就知道他不僅跑遍這些地方，而且閱讀了有關府誌、縣誌以及前人的作品。杭州、桐廬、富春江一帶的山水早已被吳均以來的文人寫盡寫絕了，然而鬱先生卻獨辟蹊徑，寫出一種新穎風格的散文來。當然鬱先生先後寫的作品多少也反映了作者一定時期的思想感情和曆史風貌。正如郭沫若同誌在《論鬱達夫》中所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裏麵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麵的土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發狂怒了。”鬱先生的影響確實很大的。這裏使我想起1930年秋天，在沙灘的北大紅樓門口的教務處布告欄上貼了一張布告，大意是說本學期邀請鬱達夫先生來校授課，希望聽課的同誌來登記雲雲。布告張貼出去後，要求聽課的學生蜂擁而至，甚至外校的學生也來要求旁聽。由此足見鬱先生的影響之大了，可惜不知為什麼他沒有北來，使許多青年同學大失所望。
第22章 我所知道的鬱達夫(1)（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