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遺憾，鬱先生隻講授一個學期便應中國旅行社和浙江鐵路局之邀，去遊名山大川寫遊記去了。從浙江、安徽一直至福建，後來幹脆就留在福建做官了。我還記得鬱先生在大禮堂做了一次學術報告，題目是《宗教與文藝》。因為這所大學是教會辦的，所以他談宗教與文藝的關係，材料也是從西歐來的。他準備得很充分，講的十分透徹。從宗教與音樂、繪畫、雕刻一直談到文學；他對《聖經》的文學價值評價很高。有的同學可能是聽不懂或是不感興趣，中途退出，大多數同學一直聽他講完。這份講稿，一直未見他發表過，想後來杭州淪陷日軍手中，此稿隨著他在“風雨茅廬”寓所的全部藏書付之一炬了。
提到鬱先生的寓所，它是坐落在杭州城裏靠大學路的官場弄裏。我隻去過一次，印象已模糊。因為房屋與杭州一般市民所居沒多大差別。我至今記得的隻是掛在客堂上鬱先生自書龔自珍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一副對聯。先生藏書很多，多種文字的外國書外，他還搜集明清兩代詩文集且特別多。他曾對我講過，他打算寫曆史小說．並說明末清初就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寫。我想他是有所為而作的。他還具有一顆熾熱的愛國心，可惜後來時局一變，弄得家破人亡。這任務沒有完成，應該說是我國文壇的大損失。
鬱先生大約是1936年初到福建。雪峰同誌在回憶鬱先生的文章裏說他去當省政府參議，他還不知道鬱先生還擔任了省政府公報室主任。前者是虛銜，後者卻是實職，天天到省政府去辦公。那年夏天我去福州有事找過鬱先生。他一個人住在南台閩江畔的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裏。記得下午6時許他從城裏辦公下班回來，我們在他住的房門口的樓梯上碰見了，他對我的來訪十分驚訝：“啊！你怎麼來了？”邊問邊走到門口，開了門讓我進去。我朝四下一望，這是一間窄小的臥室：一單床、兩椅、一桌。桌上堆滿了宣紙和筆硯，看來求他寫字的人不少。這時的鬱達夫身上打扮與杭州迥然不同。他頭戴白帆布做的硬殼圓頂的“巴拿馬”帽，也就是當時在華僑中極為流行的一種帽子。身穿藕色湖綢長衫，手提黑皮包。他進了屋子取下帽子，脫下長衫往床上一坐，叫我坐在對麵的一把椅子上。福州的夏天特別炎熱，這小屋子因為有兩扇窗子，涼風習習，頗覺涼快。我從東窗望出去，窗下舳瀘相連，桅牆如林；遠處則群峰無語立斜陽，閩江靜靜地從窗下流過，經鼓山腳而出海，白帆點點在天際。這畫麵實在很美。這大約是鬱先生喜歡住在這裏的緣故吧。我匆匆欣賞一下，就攀談起來。這回談話的內容很豐富。今天能夠記得起來的，一是鬱先生極為關心上海文藝界的情況，我知道的便告訴他，不知道的則交白卷。他還關心北新書局的營業，他出書的版稅問題，我當時隻認識生活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的人，對北新書局一無所知，因而也說不上來。我們是師生關係，關於鬱先生為什麼把家眷放在杭州，隻身入閩，我是不好問的。後來的話題轉到讀書上來了。他知道我懂英文，他首先勸我再學德文，他的理由是：德文語法嚴密，邏輯性強，用語準確。他說，世界上不少名著以譯成德文的最紮實，最能保持原作者的風格和特點；日文不必去學，世界上譯得最糟的是日文本。他舉《浮士德》為例，國內從事翻譯文學名著者，他十分推崇魯迅，理由也是魯迅懂德文。然後談到能讀原文不至上當，如西歐許多詩歌寫得很美，各有韻味，各有風格，一經翻譯為中文，完全變了樣兒，顯示不出各家的特點，並且說詩歌不能翻譯。鬱先生還說，他就不翻譯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