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很早很早讀過鬱達夫先生的小說、散文和其它譯著，但我認識鬱先生(以下簡稱先生)卻是1934年秋天的事。那時鬱先生從上海移居杭州已一年。關於鬱先生移居杭州這事，我想在這裏多說幾句話：一個作家搬家原屬尋常，不料竟掀起了一場風波。當然，這不僅是因為鬱先生在文藝界地位高、名氣大的緣故，更為重要的是因為鬱先生從敵對鬥爭劇烈的前沿陣地撤下來，攜眷回到闊別多年的西子湖畔定居了。這在當時的文藝界確實是一條重要新聞；是一條為親者痛仇者快的重要新聞。上海反動小報大為叫好，進步小報則加以責難。我們年紀大些的同誌大抵都還記得，那個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像發狂的瘋狗紅了眼睛，一邊在江西蘇區進行軍事大“圍剿”；一邊在上海進行文化大“圍剿”，大捕大殺。鬱先生當時是“左聯”和“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兩個革命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並且主編左聯刊物《大眾文藝》。他與魯迅先生都在地下黨的領導之下進行戰鬥。他不怕白色恐怖，不怕殺頭，這個時期的鬱先生是進步的，革命的，受人愛戴的。然而後來終於懾服於敵人的壓力，回到杭州。魯迅先生為此事曾寫過一首《阻鬱達夫移家杭州》七律舊詩。詩是這樣：“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鬱先生後來曾說：“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魯迅)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也曾向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1938年所作《回憶魯迅》)。鬱先生沒有接受魯迅先生的勸阻，竟“避嫌逃故裏，裝病過新秋”(《無題》)。我是為鬱先生這一退卻所惋惜的。因為後幾年鬱先生的遭遇和不幸完全證實了魯迅先生觀察問題的尖銳性和深刻性。當魯迅先生在上海衝鋒陷陣之時，鬱先生卻無可奈何地說：“烽火滿天殍滿地，儒生何處可逃秦？”(《移家瑣記》)“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範睢書術成奇事，王霸妻兒愛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勝試鹿車。”(《遷杭有感》)我在這裏並不是責怪鬱先生，我們從鬱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到那個時代部分知識分子是比較脆弱的，經不起嚴峻的革命考驗，火的洗禮，而消沉下來，有的甚至成了逃兵。這也是特定的曆史時代的產物，鬱先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知識分子而已。但他隻是消極，還不是逃兵。
然而杭州是個繁華勝地，是個官僚地主、闊人買辦尋歡作樂的地方。一個窮文人要想吃故鄉魚，也不容易。鬱先生憑著他的文壇地位和名氣，在杭州當然受到一些官僚和遺老遺少以及無聊文人的歡迎，生活頗不“寂寞”。他為了生計不得不勤於寫作。今天我們讀到《遲桂花》以及大量的遊記，都是那個時期寫的。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他寫的遊記之美，可以直追魏晉南北朝。他繼承了酈道元、吳均、陶宏景以至明代張岱、徐霞客諸人的優良傳統。今天我還沒有讀過像鬱先生寫的那樣層次分明，脈絡清楚，筆致流麗，瀟然可誦的遊記。他雖然這樣勤奮寫作，還是不能維持生活，於是就到我念書的一所大學教書了。
那是1934年的秋天，我因某種原因從北平南歸上海、轉至杭州念書了。我一邊埋頭浙江省圖書館，一邊還參加抗日救國的活動。秋天開學了，鬱先生來校授課。他隻擔任文藝批評一課。我和別的愛好文藝青年一樣便去聽他的課。未去之前，我想鬱先生一定是一位滿頭長發、風流瀟灑、放蕩不羈的頹廢文人，還可能是喝得醉醺醺的，趑趑趄趄地走上講台上的醉漢。誰知我所想的完全錯了。鬱先生卻是一位跟布店店員一樣樸素平實：平頭、駝背、青衫、布鞋。這模樣兒與顯示在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太遠了。老實說，當時我很失望。我想，一個大作家應該是不平凡的，與一般人總該有差別。可不是嗎？王爾德、波特萊爾的外表和服裝就與凡人不同。然而，他卻那麼平凡。說話緩慢，聲音低啞，還趕不上布店店員講話那麼響亮流利。這足見我那時多麼幼稚，不知道作家本來是從群眾中來的，也是和普通群眾一樣，頭上不會長角的。後來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裏見到魯迅先生，他也很平凡，活象北平小胡同裏挑剃頭擔的老頭兒，我才知道大作家就跟老百姓一樣呢！然而鬱先生那副清秀的帶著書卷氣的麵龐和一雙機靈明亮的眼睛卻使人喜歡。我又想，這大約是作家與布店店員又有所差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