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元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頭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隻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隻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並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讚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淡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事滄桑，轉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討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產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產主義。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於他對國民黨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上。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這真是天下的一大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