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敵寇鐵蹄蹂躪中華國土，使千百萬同胞喪生、流離失所之際，徐悲鴻對朋友的關懷，對受委曲的人同情，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廣大受苦難的群眾的憂患之心，無不在詩、畫、文章和通信中流露著。1938年，他熱情滿懷地投到了由周恩來同誌領導、郭老主持的武漢軍委政治部三廳，田漢是藝術處長。同心同德，一致抗敵，使他們重逢。可是當他同政治部主任陳誠晤見時，陳當然對徐反蔣的宿怨未消，給徐悲鴻以冷遇，徐悲鴻亦拂袖而去。到了重慶，他對我說：“難道我是為了謀求一官半職才去武漢的？我是要使我的藝術為抗戰服務！不過，田先生那兒需要搞美術的青年。”我接著說我們正組織幾個青年人想去台兒莊戰地作畫。他說：“這很好，你們早點出發，到武漢先生去武昌曇華林三廳，找藝術處田先生，他會給你們幫助的。我自己，已經決定去南洋帶自己的作品去展覽，以全部售出的款項作為救濟戰爭難民的捐獻。”
我們和徐先生分頭奔向各自的目標。徐悲鴻在星洲、檳城一帶開畫展，同時還屢次給我寫信，對我當時家破人亡的遭遇寄予父兄般的慰勉。徐悲鴻在嚴酷的現實生活中，自己也經曆過顛沛流離，無家可歸的生活，在他的思想認識上，是從正義感走向痛感社會改革的需要又進而逐漸認識到共產黨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在一封信裏說：“吾人雖非共產黨人，但他們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實足欽佩。”在十年動亂中我散失了不少長期來保存的一些書劄、資料，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去全部清理，記得這信是從新加坡寄給我的，時間是1940年至1941年之間。諄諄教導，使我在將近一年的目疾痊愈之後，加上老同學鄭君裏的規勸，我又負起畫箱，提起畫筆，由重慶出發，前赴成都、青城、蘭州、青海、敦煌……寫生創作。當我輾轉回重慶時，已是抗戰勝利的那一個新年了(1945年)。我在重慶舉行了3天的個人回顧畫展。包括近期的西北邊地寫生創作和遠在30年代初學生時期的大部分作品。隻有3天的展覽，全部排賣、收門票、場租和一切開支都是自負。這時徐悲鴻因腎髒病臥床數月，身體初愈猶弱，聽說我在重慶江蘇同鄉會開畫展，隻有3天，他不顧病體堅持要進城來看我的畫展。他雖然清臒，但神采還很好，認真地看了幾乎所有的畫，我勸他不要太累了，他對我說：“這幾年你沒有浪費，我雖然病剛好，還是第一次進城，我想回去要寫一篇短文，望你繼續努力！”
1946年初，我從重慶回到上海，首先去看先到上海的張光宇和小丁，他們《清明》編輯室裏籌劃組織“上海美術作家協會”，主要是團結在上海淪陷時期沒有“下水”的進步畫家。趁剛複員的國民黨反動派所策劃的“上海美術會”宣布成立之前，我們必須舉行一個聯合美展，把炮打在反動派的前頭，轟動上海社會。李宗津正趕上參加我的4月上海美展。他告訴我：“剛從南京來，見到徐悲鴻先生，要我打聽你回到上海沒有。可能他有什麼事想找你。”兩三天後，李宗津又回南京去了。過了一個多月(6月)，李宗津來上海找我，帶了徐悲鴻的手書一封，並說要注意這封信。我捧讀徐先生這一紙言簡意切邀我前去北平藝專執教的信，當時有點猶豫。因為在西北諸省的幾年中，覺得過去教書，隘於一隅之地，一旦走出來了，眼睛看到新的生活，眼界放大了。當時和司徒喬在西北，後來又同在成都，對藝術的態度，比較一致，我們相約今後再不要當教師了。其實在那些年，學畫必然的出路，就是教書。以為職業畫家如何理想，其實也不過是理想。司徒喬在50年代從美國回來，也和我一樣當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這是徐悲鴻的一封關於進步藝術思想，進步藝術表態的信，我雖然失掉了這封信，但至今時隔36年，猶能回憶信中的詞句：
“作人吾弟：
吾已應教育部之聘，即將前往北平接辦(日偽的)北平藝專。餘決意將該校辦成一所左的學校，並已約葉淺予、龐薰琹、李樺諸先生來校任教。至於教務主任一職，非弟莫屬。務希允就，千祈勿卻，至盼！”
徐悲鴻的藝術思想更明確的站在進步藝術的一邊了。他提名的這幾位先生，也是當時就知名的進步畫家，他決意要辦一所左的學校，我決不能為了自己的“理想”，忍負徐悲鴻更有遠慮的“理想”。第二天我就寫了複信，交即將回南京的李宗津托他麵呈徐先生，表示受命，北上共襄此舉。1946年7月末，徐悲鴻約同在大後方所擬聘的一些青年畫家經上海取海道北上，到達北平已是8月初了。當然先期到北平的國民派反動派早已安排好控製北平藝專的陣勢(即訓導處和三青團)，就看這批以徐大師為首的“離經叛道”藝術家是否能在他們手掌心中就範。情勢如此，徐悲鴻必須在實現他理想的陣地上取得優勢。他首先對原有敵偽時期的學生中，凡學業優良的，因思想進步而被訓導處除名的，一律恢複其學籍。再則將原有的教員中，凡落水失節者，一律停聘。在這些問題上徐悲鴻是立場堅定的，有一些人反複托情關說，徐悲鴻拒之再三；無奈時，也觀其才學批準二、三名不占名額的兼任教員。當時有某“教授”，在法國留學過，而術業無成，但他卻是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組織的成員，恃有靠山，多次找徐悲鴻，強詞奪理，非要當一席“教授”，徐悲鴻堅持不同意，他竟上告到南京。可是徐先生並不被他嚇倒，說這是既無才又無學，靠反動特務組織吃飯的“黨棍子”，決不能拿“教授”做“人情”。此人終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