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是1949年離開祖國的，他離開的時候帶走了他的很多收藏的畫，其中石濤的畫，有一百多件，還有宋、元、明、清的畫。對於他的收藏品，台灣的評論是：富可敵國，貧無立錐。也就是說，他收藏的畫可以比得上一個博物館的收藏品，價值是無法計算的，但是他平時並沒有錢，因為雖然張大千的畫賣出時得錢不少，但他也花得厲害，大進大出。我們現在故宮裏有幾件作品是他賣給我們的，一幅很有名的是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還有五代董源的《瀟湘圖》，宋朝劉道士的《萬壑鬆風圖》。這三幅畫是張大千在香港賣出，由我們國家文物局收購下來的。那時文物局局長是鄭振鐸。在這以前，鄭振鐸對張大千有看法，認為張大千在敦煌期間，對敦煌壁畫有破壞，自從張大千把這三張畫賣給我們後，鄭振鐸對我講過，張大千還不錯，這幾張畫本來他可以賣給外國人，價錢還可以更高，但是他願意賣給我們，給自己的祖國。像這樣一張畫五十年代能賣好幾萬，現在就更是無價之寶了。
這幾張畫原來就是故宮裏的，是溥儀離開北京時從故宮裏帶出去的。日本投降後，溥儀當了俘虜，這幾幅畫就從長春宮廷裏流出來，到了古董市場上。北平的古董商人到沈陽收購來，轉賣給張大千。張大千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坐美國空軍飛機到北平的，他知道北京發現了這些東西。他花了多少錢我不清楚，大概除了多少金條，還搭進去不少自己的畫。我是1947年到北平藝專的，1948年他到北平來，徐悲鴻家裏，他把“夜宴圖”拿出來給我們看了。自從他得到這張畫後，一直帶在身邊，還特別刻了個圖章，叫《昵宴樓》。張大千到國外以後，除了這幾張畫賣給我們外，還陸續賣了一些畫。因為他在國外開支很大。據說賣這幾張畫是因為在巴西買地蓋莊園，預備在巴西定居，為籌集旅費需要錢的時候賣給我們的。這所莊園名叫“八德園”。
張大千離開祖國的時候，北平已經解放，四川還沒解放，從四川他的學生那兒傳來消息，說他老師要走了。走了以後，頭幾年他在香港、印度、泰國、日本等地，當我們得知他在香港時，我和徐悲鴻二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把解放以後我們的情況和他談了，講我們在這兒很好，希望他能回來。他托一個從香港回來的學生帶口信給我們，說他不想回來。張大千離開祖國後，先住在阿根廷，後又搬到巴西，又從巴西搬到美國，最後在台灣定居。他說，不管怎樣，國外的生活對他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所以還要回國。這個國他當然是指台灣。
他到處跑，每年要到法國和日本一趟，他的畫在法國和日本都是有市場的。他到法國去的時候，我們有幾個赴法的文化代表團和他聯係過，表示歡迎他回來，他和我們見了麵總是比較客氣，但表示還不想回來。有一次，我們一個以夏衍為首的代表團到了日本。當時，張大千有一張畫，說是唐畫，要出賣。夏衍聽到這個消息，就認為，如果真的是唐畫，我們國家當然要買回來。夏衍就派人和他聯係，表示我們國家要收購，希望他賣給我們。張大千說，這張畫是假的，是騙外國人的，你們不要買了。夏衍回來跟我說，這個人還不錯，告訴我們這是他造的假畫。這幅畫在日本印了複製品，夏衍帶了一張回來。我看張大千的畫看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張大千畫的，畫麵上是幾匹馬，一個牧馬人。從這些表現說，盡管張大千對共產黨不了解，但他認為大陸也還是自己的祖國。他有些題畫的詩裏經常提到懷鄉、懷國、懷舊、懷友之情，盡管他後來說，我的國家現在在台灣，並回台灣定居。但我們如果從對台灣的政策講，回台灣定居也就是回到相國定居。從他的行動看，還是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
我在幾篇文章裏，充分肯定張大千在藝術上的成就，認為張大千是繼齊白石、徐悲鴻之後中國的又一大畫家，是中國畫大師。這個評價不算高。我們國內宣傳張大千最起勁的地方是四川，因為他是四川人，為他出了許多畫冊，還讓他的女兒到巴西去探親。他的女兒張心瑞在巴西住了一年，我們都怕她回不來了，她還是回來了。
關於張大千的生平、曆史，有很多現成的文獻可以參考，我想談炎我跟他的關係。
我和張大千認識是在1936年，那時我在南京住，張大千在南京中央大學藝術係教課。這年，他在南京開了個畫展。在那時以前，我在上海就認識他，但我們在南京時期來往較多，我對他的畫是很喜歡的。和他熟悉以後，我們一直有來往。抗日戰爭以後，他從北平逃出來，到了香港，我那時也正在香港，見到了他，知道他要到成都去。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住了四、五年，大約是1942年至1946年吧。張大千1944年從敦煌回來，在成都開了個臨摹敦煌壁畫畫展，後又到重慶開。我去看了，為他的新成就所吸引，想跟他學習國畫方法。1945年端午節前後，我到成都住在他家裏，住了兩、三個月，天天看他畫畫。我原來是畫漫畫的，抗日戰爭那幾年跟著郭沫若做了一些宣傳工作，那時的報紙都是用土紙印，沒有照相製版，沒地方發表漫畫，我就改畫國畫。在國畫方麵，張大千那人物、山水、花鳥，樣樣精通，除了向他學方法，看他畫畫也是一種享受。他有個習慣，畫畫時喜歡旁邊坐個人和他說話，張大下很喜歡熱鬧。我就坐在旁邊和他聊天。我剛到成都時，他正在準備一個畫展，他完全是靠開畫展賣畫得錢過日子。那時候他家裏妻子兒女連同親戚有十幾個人。他平常就靠借錢過日子，開個展覽會，賣了畫還債，還完債後接下去又借錢。張大千舊書讀得多，思想裏舊的封建東西也多，對家裏人管得很嚴，其實孩子們在外麵幹什麼他是不知道的，從這方麵講，他的思想比較閉塞。抗日戰爭時國共合作，成都地下黨的活動很活躍，他的子女在外麵也接觸了一些新思想，他知道了就罵，說共產黨不行。我們覺得很好笑，和他說也說不通，他看問題的標準當然是封建的標準。當時，國民黨的很多大官都捧他，他和張群的關係密切，張群是蔣介石的重要決策人物，當時是四川省長。除了大官僚，還有大地主、大商人買他的畫。有人支持他。他也不怕窮，他要花錢有人借給他，所以“貧無立錐”也就是那麼回事。他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在成都解放時，他不得不走了，因為他依靠的力量、依靠的那個社會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