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浴著晚秋的陽光，懷念範明樞先生，我心裏浮起的是無限的溫暖情味。
七十六歲了，人們稱他為“七六抗戰老人”。人，的確也該相當老了吧，記得二十前還是“五四”時代在曲阜師範當校長的時候，他的頭發就已經斑白了，也蓄了短短的髭須。在作為一個學生的我底記憶裏，他走路是微微聳著左肩，腳起腳落，身子也跟著輕輕擺動的。幹淨而稍稍陳舊的緞馬褂，袖子很長很長。走路極緩慢，低著的頭總仿佛時時在沉思。
那時候，學校的校長不帶課，星期一雖有“朝會”(還不叫“紀念周”)，他也很少給我們講話。隻有當什麼“名人”(曲阜是聖賢桑梓之地，年年總有人去瀏覽古跡)到學校參觀的時候，他才出來介紹給大家講演。每次講的人講完了，他上台作結論，記得無論講演的人是康有為、梁啟超……他的結論總是那樣幾句：
“……你們要好好地記住，不要隻當一句話聽！……”
他每天晚上查自習，總到得很晚很晚；在大家正以為“快下自習了，校長怕不來了吧？”剛要出去小便的時候，卻往往在門口碰見的就是他，他很少說你，而喜歡跟到你的位子上看看你，這一看，會教人感到說不出的慚愧。——他查自習，慣例走了又像忘記了什麼再突然回來。所以同學們要等他二次打了回頭才敢說話吵鬧。若是他一出門就真的走了，那麼自習室就會一直緊張到搖睡鈴。
在學校他老像很悠閑，有點老子無為而治的風度。經常忙的是領導同學們種菜，蒔花，栽樹。他親自掘土，親自澆水。造成了風氣，學校裏便處處是花畦，菜囿，成行的樹木了。學校東北角二畝大的汙水池，是他計劃著在旁邊掘了井，種了藕，養起魚來的。水邊的蘆葦，四周的垂柳，再加上磚石築就的兩列矮牆，造成了清幽的園圃風光；同學們每天傍晚在那裏遊散談心，常常忽略了鈴聲的催促，忘記了學習的疲憊，直到池邊磨電機的馬達響了，樹叢裏的燈光和天上的明月展開著優美的夜景。
先生態度是和藹的，學生群裏也從沒見他發過脾氣，擺過架子。
“楊先生教的不好是啵？我已經把他辭退了。我說：‘聽說先生另有高就，那麼下學期就請便吧，這地方實在太偏僻！’他還挽著袖子要同我打架呢。你看這樣辭退他合適麼？”
學期終了，他會隨便抓住一個同學就這樣談起來。
可是他也有他的固執。——固執處令人想到方孝孺，隻要主意拿定了，就一定要堅持到底。
他主張學孟子“養吾浩然之氣”，主張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事事胸有成竹，卻很少形於顏色，透露鋒芒。不沽名，不釣譽，心安就好，人言無足輕重。……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日子到了張宗昌當督辦，山東人底頭上就沒有太陽了。那時先生不願意在那位狀元廳長(王壽彭)底下教學生讀經，投壺，於是就辭了師範學校職務，回家去種田。他是常常喜歡說：“吾不如老農”那樣的話的。一位繼任校長，聽說隻焚燒先生任內圖書館藏的禁書，就燒開了澡堂裏兩鍋洗澡水。也算“漪歟盛哉”吧。這繼任校長不是別人，就是到1938年後馬良漢奸政府底下當教育廳長的郝某。
1931年，先生在濟南鄉村師範當圖書館管理員。那是一月隻四十塊錢的差事，勢利一點看，以他底身份是不值一千的；然而他幹了，並且幹得很有興致。在那年雙十節學校舉行的慶祝大會上，他登台講話，摘了帽子的頭，那時幾乎完全禿了，他卻精神矍鑠地提高了嗓音說：
“……民國這個招牌已掛了二十年了，我們沒看到什麼民主，卻一下失去了這樣七百萬方裏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們更年輕，我們應當大家努力！”
那時正是“九·一八”後，一席話曾給了當時的學生很大興奮，很多激勵，有的人都感動得哭了。從那以後，人家就稱他“老青年”。他老，那時已六十八歲了；他年輕，心像二十多歲的人那樣活潑有生氣。他常常從那些寒苦的學生身上，偷偷地學習些新的東西；學生喜歡看的書，他也跟著喜歡看。起初還疑惑著：“這些書有什麼好處呢？”而他硬生生地鑽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貫通了似的，在那些社會科學書裏他發現了從來沒聽說過的真理，覺得津津有味了。學生開給他書目，他就照著購買，因此那學校所藏的圖書成了進步青年們稀有的財富。四年後，我有機會到那個學校教學，還以一部分那些書籍(大部分被查抄了)繼續了那學校的傳統教育(那傳統是優良的；凡受過濟南鄉師教育的學生，在抗戰的洪流裏大部分都成了巍然的柱石)。但，也是那些書籍，觸著了反動勢力的痛處，照到了“韓青天”政府底黑影，於是先生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