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歸來的次日，先生底信就來了。是一紙明信片，上邊諄諄地寫著：
年來山居僻處，日與鬆石為伍，都市風物，已成故實；若有青年朋友，相與話中外消息，豈非一太快事？不意與賢契況道中相左，噫，何緣之慳耶！……吾近於忙裏討生活，頗感樂趣。人世魑魅，已不複置意。……
濟南鄉師吾舊遊地也，荷塘稻田，菜圃茅屋，至今猶栩栩腦際。海棠院東南樹下，為吾被捕處，賢契應親往撫慰。問海棠樹別來無恙不？辦公室前之芍藥牡丹，及雜花數種，皆吾自汝母校所親手移植，今亦曾著花未？花畦甬路，亦吾手砌，賢契務善為修葺，勿使荒蕪。……
那時我們已經八年不見了。讀著那信，我有些鼻酸。不知是難過，還是歡喜。蓋世事淪桑，正有無限的感慨啊！
1937年，蘆溝橋事變的那年，也是春天，我因事路過泰安，又上山拜望先生一次。那時馮煥章已到南京去了，山上留下小學，烈士祠，苗圃果園數處，就都由先生經理主持。訪謁先生是上崖下坡趕了幾處小學才碰到的。遠遠地望見就招手，多少年沒見，仿佛還認識。“××麼？”叫著我當學生時的名字，隻兩個字就把我的眼淚喚出來了。不是悲哀，是喜悅。看著他精神的煥發，步履的穩健，聲音的謦欬爽利，談笑的宏亮開擴，握手的時候，我說：“老師愈老愈年輕了，比十五年前還健康！”誰能相信那時是七十三歲高齡的老人呢？作這耄耄的表證的隻有那後腦勺上雪也似的白發，胡須短脞脞的，剪得修齊修齊。一襲灰布便裝罩著像一個四十歲中年人的身子。
那時我正在海邊一個學校裏同另一群青年人作伴，平日也隻怕有暮氣，隻怕意識精神落在了青年人底後邊；及至見到了先生，才曉得自己還是個孩子，怕什麼呢？聽了他老人家臨別時囑咐的話：“人生是有味道的，要好好的幹啊！……十五裏下山的坎坷路，我完全是跳著走的。
抗戰第四年開頭了。我又已經四年不見先生了。抗戰期中先生是一直留在家鄉的。在敵人踏入了山東、陷落了泰安時候，我曾擔心著先生底安全，掛慮著先生底健康；等看到遠從故鄉來的電訊，詳細地描寫著“七六抗戰老人”當選為山東臨時參議會議長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底擔心和掛慮是多餘的！聽說在遊擊部隊裏他穿著土布軍裝完全像一名老兵。部隊出發作戰，他也一定要跟著。
“接火了，老先生還是回去吧。”
“不，讓我來觀戰。”
槍聲密了。機關槍格格格叫著，戰鬥激烈起來的時候，別人勸他：
“老先生請回吧，戰鬥很快就要結束了。”
“不，讓我看著勝利的到來！”
就這樣一種鎮靜的態度，一種從容自若的談吐，像小孩子跟前的慈母一樣，給了戰士們以莫大的感染與鼓勵。往往有他在跟前，便可以更快的解決戰鬥，更快的獲得勝利——須知在生死場上，是七十六歲的白發老人啊！
戰地裏聯絡，鼓動，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他衝著敵人底封鎖線走來走去，喚起了群眾，團結了軍隊，人人喊他“老救星”。有時平穩的地方他和年輕人走在一起，人們怕他累著要替他雇一輛車子，他會很生氣地說：
“你們想幹什麼？想把我擠出青年人的隊伍麼？”
別人正有些歉意的當兒，半天他又追加一句：
“這簡直對我是一種侮辱！”
他愛青年，不是把青年隻看做學生，而幾乎是把青年看作先生。抗戰初期，每次和年輕人一起開會，他都看成是一種學習，袖珍記事冊裏記著的就常是年輕人的意見。人們見他聽人發言，那樣細心，仿佛一個字都不舍得漏掉似的。有時一句話沒聽清楚，他往往在散會的時候，緊趕上那發言的人，謙遜地問道：“你剛才說的什麼？能不能再講一遍我聽聽？……”
為這一切，我深深地懷念著這“老當益壯”的人民底議長，範明樞先生。
（吳伯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