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在自修室的坐鎮，使我們在下課以後的自由仍受一定的限製，同時作為老師也增加了教課以外的業務負擔。但他的最大的好處是增加了學生們與老師的親近，每學期開學後，自修室總有變動，坐鎮自修室的老師也變了。
現在我記得印象較深的是龔先生，老師中年紀較輕的，可能師範畢業就來我們學校了，不過教齡也不短了。他是家鄉北部近海的小路頭人，說話硬聲硬氣，有一股海頭味。留著長發是正中分開的，經常一件鼻煙色的小溪呢袍子，個兒瘦小，教我們算術課和音樂課。
我們那時用一本厚厚的有光紙線裝的《筆算數學》，什麼開方、乘方呀，常鬧得我蒙頭轉向，我別的功課不怕，怕的就是這一門。但他兼教音樂，其實隻是唱歌，卻引起了許多同學的興趣。在後院兩側那個小課堂，就是各班的音樂室，有一架風琴。雖然我五音不全但跟大家齊聲唱，濫竽充數，我還是喜歡大聲唱歌的。
男兒誌在四方，“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就是龔先生教的歌，現在回想，這首歌影響了我的一生。
龔先生在自修室自顧寫作，不大管我們，他編了本《鄉土地理》，因為他也擔任高年級的地理科，這自編的講義，記述我們這個縣的鄉區方位，山脈河流，民情風俗，鄉土物產。一個小孩成長在一個小縣城裏要全麵了解自己所處的地理環境，也沒有那麼多實踐的機會，別說環遊世界，走遍中國，就是把自己出生的那個小縣，各鄉各區，都小小走遍的，除了特殊職業者，又有幾人呢？多少年後，抗日戰爭的後期，我才有機會幾次穿行家鄉南山北海的土地，還記起了龔先生的那門功課。
龔先生在自修室上首的桌上，望望我們，我們都是高年級了，放下書本，自由談話，他不大幹涉。天冷了，外邊刮風，我們叫冷了，龔先生就批評：“小夥子嘛，身上有三鬥三升火，怕什麼冷。”
不怕冷的同學是有的，坐在我前麵書桌上的朱振鈞，他整個冬天不穿棉褲，兩條單褲就過冬了。他精瘦，但身子骨結實。也不是窮，而是家庭教育的鍛煉。他父親好似在肖山什麼地方當廠長，又像一個教育家，聽他做過青年修養的演講，叫朱嘉琳(？)，三個孩子，大的洪鈞，號伯銀，比我們高一二班，按照讀來的武俠小說，我們叫他洪鈞老子。同班的叫振鈞，號金聲。後來看社戲，舞台背景左右兩道“出將”“入相”的繡花門簾，各寫上“金聲”“玉振”的門額，他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這金聲，功課好，數學精，說話不多，一說就打在人家點子上，很厲害。我們算是要好的同學。上學、下學，有時見他母親站在門口正盼兒子回家。下麵還有一個小弟弟，不知什麼鈞，叫鐵珊，還沒有上學。後來振鈞不知哪裏上中學，又考上南京的東南大學，去美國留學。聽說到四十歲還未結婚，回家總跟母親睡一個房，四十歲後在美國與一華僑富女結婚，成了什麼物理學博士。中美複交後，不斷有華裔學者回國，我在報上留意著，總沒有發現他的名字，不知後來怎麼樣了。
再講老師龔先生，他一個人留校住宿，到寒暑假才返鄉探親，還帶了一個侄子來校，寄宿隨讀，恰巧是我寄宿時代的玩伴，玩得可夠凶的，一張嘴很髒，滿口都是粗話，當時大家都沒有這方麵知識，可多少已有向往之心。我記得他一句口頭話叫“王廾”，王廾兩個上下拚在一起，就是“弄”字。這“弄”字是一個動詞，在家鄉話中，用處很大，什麼動作都用得上，好比現在我們慣用的“搞”字，當然也包括到異性之間的事，於是引起小同學們大大的興趣，一說“王升”就想到那裏去了。而這位海頭小夥子，一天到晚是“王什”“王廾”的。
這些全是插話，別了學校之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過龔先生的消息了。雖然他那裏是我一位嫂子的老家，後來我跟著部隊行軍，也到過他的故鄉，可隻有他在校的印象，深深留在今天的記憶裏。默默無聞的舊時鄉間的知識分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