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人們
小學時代的記憶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讀者，可能不想再讀下去，對不起得很，讓我再講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師和同學，早點結束這段漫長的回憶。
沈紹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輩，教我們數學和體操，他帶領我們到後大院操場上，自己就像一隻猴子，縱力一躍就兩手攀上了樹椏杈，在我們這沒有體育設備的操場給我們做示範。為此他好像也不過比我們大一點的小夥子，可是他凶。我們學校老師要打手心的，我記得被他打過一次。不知怎麼的，我在大課堂的課桌空行裏穿行過去，一隻手閑著，就順便一個個摸摸別的小朋友的腦袋玩玩。他遠遠坐鎮在上，看在眼裏，便叫我去，叫我到旁邊小自修室去拿一塊戒尺來，這戒尺不到一尺長，方方的一條老梨花木條，我奉命取來交給他，不知他要派什麼用途。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隻摸過小朋友腦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裏狠狠打了五下。現在小學生雖苦，恐怕嚐不到這味道了。他打得我火燒火辣的痛，掌心像饅頭一樣的紅腫起來。我沒哭隻回到坐位上用另一隻手拚命的摩擦痛處，摩得麻木了，痛也就減輕了。這天下課回家，我在母親那裏隻是鬱鬱不樂，卻沒有訴說實情。一訴，我得挨罵，總之，是我太頑皮了。有一句話，叫“先生打，買仔打。”本來家長給學校繳了學費，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卻不許我們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樹幹。兩株梧桐樹直挺挺竄過院頂，不但落下桐子，是我們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樹幹上割一道縫，過一夜就會長出閃亮的樹膠，很好玩。這行動被他發現了，他問：“用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還教我們英文課，原來他是一個基督教徒，縣裏的教會辦了一個小學，馬上請他去當校長，我們的英語不是必修課，是憑誌願於下午上他當校長那學校去上課的。父親在上海知道我們有英語課，來信叫必修，我也隻得跟學英語的同學去上課。而一方麵卻竭力鼓搗，“這是一種南蠻夾鳥舌之音，我們堂堂中華民國人，學這幹麼？”於是我的英語沒上進，與這位先生是有關係的。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當學徒，後來回家探親，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討教上海的繁華景象，問我：“嫖過長三堂子沒有？”我搖搖頭：“沒嫖過。”他奇怪了，“到了上海還有不去嫖堂子的。”可見他對上海最高的向往就是嫖堂子了。而他實際卻是嚴肅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長。
最後講一位老師，比我們高年生大不了多少歲，剛從杭州師範出來，暫時留家鄉短期擔任了國文教師，他一來第一課給我們講了韓愈的《送董紹南序》，全是選文，又講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使我們進入了經史之外的別一洞天，使我喜歡了他——本來因為他年紀太小而有點瞧不起的小先生。
這小先生叫楊井眉，後來他去上海彙劃錢莊當了信房先生，就是專門司筆墨的，和我後來最要好的朋友應修人是同事，他們幾個人五四以後發起辦了讀書會，小圖書館，發展到成了全國讀者的上海通信圖書館，他是最老發起人之一。可惜當我參加時，他已不在，而且聽說他很年輕就去世了。
說不準，如果他還留著，我們會一起去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
老師中還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經剪掉辮子的臨時代課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學生。我們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寫出來給我們見識見識，並在我們的課本上各人請他用片假名拚上自己的名字。這樣的書，抗戰前，我回家還發現過一本。
1989年病中隨記
（樓適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