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所點書，句讀頗有誤處，望隨時改正。即如《洛誥》：“今王既命(逗)曰(逗)記功(句)宗以功(逗)作元犯(句)”此在叢刊本《尚書》斷句尚不誤，而侃前竟誤讀以“記功宗”為句，雖有所本，然不合於注疏也。
唯其有了這樣的治學態度，他才能廣為繼承前人，博於吸取時人，不斷訂正自己，從而集其大成，並謀取發展。
季剛先生在治學方法上最大的特點是堅持從客觀材料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空談。這也是中國傳統語言學一貫的優良學風。他在世時曾對我多次強調，搞小學一定要有深厚的文獻語言作基礎。隻有材料精確、完整，結論才有正確的可能。所以，他閱讀文獻資料一定從第一個字研究到最後一個字，絕不中途而止。他最反對那種翻上一部分材料就忙於作結論、寫文章的作風，也最反對那種他稱之為“煞書頭”的讀書方法，他雖然不忙於寫書，但為寫書而作的資料工作卻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的。他生活雖很灑脫，讀書卻十分勤苦。在我和他相處的那些日子裏，他常與我用閑談的方式論學，大半都在夜間十一二點後，我才離去。第二天早上，我準時八點前去，他的桌上已有厚厚的幾卷全部細細地批點過了。我總覺得他晚上是不睡覺的。如今他留下的許多書上，都記著自己的許多很有價值的觀點、意見。這些書經武漢大學黃焯教授整理了一部分。隻是在那些書上有一部分符號，是準備將來著書時集中材料而用的，因而未加說明，現在整理要花很大的工夫了。
季剛先生對古漢語文獻材料的熟悉、精通是驚人的。從“九經”、“三傳”等大量的材料出發，他作出了不少科學的結論。雖然在他的時代，語言文字學的方法尚未臻於現代化，是很笨重的，他的一些設想並未全部在當時得到證明。但是後代科學研究所證實了的東西，又進一步說明季剛先生從第一手材料中得出的設想有相當的可靠性。這裏我想起一件事情。1928年夏天，我在南京季剛先生家裏討論古韻分部。他對我說：“我的古韻二十八部僅僅是綜合乾嘉古韻學家之說，不是我的發明。我自己對古韻部分倒有一個沒想，就是‘覃’、‘添’、‘合’、‘帖’四部應當離析為‘覃’、‘談’、‘添’：‘合’、‘盍’、‘帖’六部。可惜這些部字數太少，用《詩經》押韻無法證明。希望將來能有新的方法證明它。”時隔幾十年，俞敏教授用漢藏比較和梵漢對音的方法，
確實證明了閉口韻可析為六部，與季剛先生的結論是一致的。這件事使我感到占有第一手材料和運用科學的方法兩者結合的重要性。缺乏第一手材料，靠著字典和搜尋幾個零星的例句來作學問，勢必發空論，作科學八股，甚至導致結論的失誤；而沒有科學的方法，很多設想雖因來自客觀材料而比較可靠，卻難以上升到理性認識，難以得到有說服力的證明。
季剛先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他的文思敏捷過人，凡領教過的都為之驚愕。我在這裏舉幾件事情。記得有一次，有人請他寫一篇碑文，約好五天來取，他卻到第四天尚未動筆。直到第五天，取文的人來了，他才研墨鋪紙，吩咐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筆一揮，連上下款帶正文，剛好寫到最後一格，一字不差。還有一次，中國大學哲學係教授陳映璜拿來一幅扇麵，請季剛先生賜一首詩。當時他的長子黃念華因肺病剛剛去世，自己又在師範大學受到排擠，時有所感，揮筆成韻，一氣嗬成五言排律一首，又是剛好寫到扇麵最後止筆。這首詩我至今還記得：
故裏成荒楚，微生任轉蓬。
無心來冀北，何意適遼東。
豺構王猶歎，麟傷孔亦窮。
望思新恨結，行邁舊憂重。
身世黃塵內，關山夕照中。
青山縈旅夢，華發對西風。
哭彼唐生拙，遙憐趙至工。
雄心如未戢，且複問昭融。
又有一次，他的一位老學生到南方看望他，季剛先生很想留他多住幾天，便應允為他親筆批點一部《文選》。書買來後，季剛先生每晚詳批，同時讓侄兒黃焯往另一部書上過錄。20天後，他竟把這麼大的一部《文選》批點完了。後來黃焯先生告訴我：
“不知先叔怎麼會那麼快，我抄錄都趕不上他的速度。”季剛先生的才華加上他的勤勉，恐怕是他多所成就的內在原因了。我因此常想：比起季剛先生來，像我這樣不敏之人，恐怕更應以勤補拙了。
黃季剛先生的學術成就很多，而且有他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