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黃侃先生的學術成就(1)(1 / 2)

黃季剛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他和他的老師章太炎曾被共稱為“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稱為“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承前啟後人”。他的名字是與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分不開的。但是,季剛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常常不易被現代的人準確理解,甚至40歲以下的中年語文工作者,有些已不太熟悉他的名字。這與他雖然從事幾十年的語言文字學的教學工作,卻很少有成形的著作這一點是有關係的。

季剛先生確實很少有成形的著作。現在剛剛重版的《黃侃論學雜著》和早些年出版的《文心雕龍劄記》都僅僅是他早年在北大和武昌大學講課的講義。他去世後,南京中央大學《文藝叢刊》想印些他的遺著,但是找不到,便把他這部分講義刊印了。這些都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較成熟的著述都還沒有來得及寫出。在我親隨他學習的那些年月裏,他常常告誡我,也告誡其他的學生,一定要把《說文》、《爾雅》、《廣韻》等小學專著研深研熟,而且要把古代文獻材料工作做好,50歲前不要忙著寫書。他自己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季剛先生博覽群書,對中國古代近100種文獻逐一鑽研。他讀書必動筆,從句讀這一基本的工作作起,同時進行刊正、批注、評點和集中有關材料的工作。每本經他讀過的書,都從頭到尾充滿了眉批、旁注和各種符號。這些都是他為以後係統著述所作的資料準備。但不幸的是,他在自己規定的寫書年歲的前一年——也就是他49歲的那一年竟早亡了。因此,他不僅沒有來得及把自己曾作出的一些結論(包括設想)係統反映在自己的著述中,就是有些已被人熟知的學術論點,很多也沒有來得及完整、係統地作出見於文字的論證,隻是靠教學中口耳相傳被保留了下來。

季剛先生的學術成就不易被理解,也與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整理、介紹和普及的工作做得不夠有關係。中國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也就是文獻語言學,是與經學、考據學等學問關係至為密切的。它作為閱讀古代文獻的工具,自然與古代文獻的內容無法絕然分開。因此,在極“左”思潮侵入各個學術領域的時期,進行這方麵的整理、介紹工作,極易蒙上“複古”、“借古諷今”、“宣傳封建思想”……之嫌。就連高等院校中文係裏,這方麵的課程也被一度取消,更不要說範圍較廣的普及工作了。所以除了其中的音韻學由於抽象和概括的程度較大,近年來又在國外普通語音學的推動下進展較快以外,其他兩個部分——文字學和訓詁學,都處在進展遲緩和後繼無人的情況下。不隻是黃季剛先生,還有很多近代小學家的成就,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許多對發展現代語言科學有益並且在今天還有應用價值的遺產,也沒有完整地被繼承下來。現代科學的發展很多需要從古代繼承有用的東西,因而很多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部門,如中國古代史、各門類的科學史、考古學、中醫學、地理學、古生物學……都存在著閱讀古代文獻的問題,需要借助文獻語言學的幫助,同時現代語言科學的發展也需要從自己本民族的研究成果中接受資料、吸取經驗、尋求方法和繼承一切已被實踐證明了是正確的結論。因此,文獻語言學不但沒有“終結”,而且還有很寬廣的發展前途。今天紀念季剛先生,我想應當使文獻語言學的整理、介紹、普及、應用工作得到推動。讓它在祖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紀念黃季剛先生的時候,我想談談在跟從他學習的十幾年裏,對他的治學態度、治學方法和學術成就的一些體會。

季剛先生在他的那個時代所以成為“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是和他重視繼承又不忘發展的治學態度分不開的。他從來是尊重師說又不拘泥於師說的。他有兩個老師,就是章太炎和劉師培。季剛先生在1905年遊學日本。第二年,太炎先生也到了日本。於是,季剛先生就多次登門謁見太炎先生請業。有一次,太炎先生見到季剛先生一篇文章,十分讚賞,有心授業。所以,當季剛先生1907年歸國省親之前,太炎先生就對他說:“回國後,你可拜孫仲容(詒讓)為師;如仍回日本,就從我學習吧!”季剛先生當時就決定跟從太炎先生,當天就備禮叩頭拜師。由國內二次去日本後,便親從太炎先生學習,追隨至密。他與太炎先生師生之誼極篤,當太炎先生因革命活動被軟禁在北京錢糧胡同時,季剛先生不懼危險,也搬了進去,兩個人日夜讀書論學,更加深了互相了解。章與黃的學術活動與革命活動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後世“章黃”並稱。季剛先生的另一個老師劉師培,是他在太炎先生家認識的。有一次季剛先生去劉師培家,見他正與一位北大學生對話,劉先生對學生提出的問題多所支吾。學生離去後,季剛先生便問他為什麼不認真回答問題。劉先生說:“他不是可教的學生。”隨後,他便感歎“四世傳經,不意及身而折”,深表遺憾。季剛先生說:“你想收什麼樣的學生呢?”劉先生撫著他的肩膀說:“像你這樣足矣!”季剛先生並不以此為戲言,第二天果真正式拜師,登門受業。當時很多人都很奇怪:黃比劉年齡隻小一年零三個月,在學界也是齊名的,甚至不少人認為在“小學”上黃甚於劉。但季剛先生卻常說他受益於劉先生頗多。在他為劉先生寫的祭文中,也有過“夙好文字,經術誠疏,自值夫子,始辨津塗”的話語。從文獻閱讀的角度說,小學是經學的工具;而從語言文學研究的角度講,經學又是小學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