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房裏還有一個天井，跨過天井便是轎夫們的飯廳，也就是他們的廚房。那裏有兩個柴灶。他們做飯的時候，我常常跑去幫忙他們燒火。我坐在灶前一塊石頭上，不停地把幹草或者柴放進灶孔裏去。我起初不會燒火，看看要把火弄滅了，老周便把我拉開，他用火鉗在灶孔裏弄幾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來。他放下火鉗得意地對我說：“你記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確，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樣的話。
我從這個先生那裏略略知道了一點社會情況。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還有所謂社會，而且他還傳給我他那種生活態度。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星似地過去。我漸漸地長大起來。我的腳終於跨出了家庭的門限。我認識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經曆，在這些朋友中間我找到了我的第三個先生。
我在一篇題作《家庭的環境》的回憶裏，曾經提到對於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個表哥。我跟表哥學過三年的英文；大哥買了不少的新書報，使我能夠貪婪地讀它們。但是我現在不把他們列在我的先生裏麵，因為我在這裏說的是那些在生活態度上(不是知識上)給了我很大的影響的人。
在《我的幼年》裏，我敘說過我怎樣認識那些青年朋友。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間的一個。他是《半月》的一個編輯，我們舉行會議時總有他在場；我們每天晚上在商場樓上半月報社辦事的時候，他又是最熱心的一個。他還是我在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同學，班次比我高。我剛進去不久，他就中途輟了學。他輟學的原因是要到裁縫店去當學徒。他的家境雖不寬裕，可是還有錢供他讀書。但是他認為“不勞動者不得食”，說“勞動是神聖的事”。他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脫離了學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縫店規規距距地行了拜師禮，訂了當徒弟的契約。每天他坐在裁縫鋪裏勤苦地學著做衣服，傍晚下工後才到報社來服務。他是一個近視眼，又是初學手藝，所以每晚他到報社來的時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滿是針眼。他自己倒高興，毫不在乎地帶著笑容向我們敘述他這一天的有趣的經曆。我們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這樣，同時還實行素食。我們並不讚成他的這種苦行，但是他實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卻使我們齊聲讚美。
他還做過一件使我們十分感動的事，我曾把它寫進了我的小說《家》。事情是這樣的：他是《半月》的四個創辦人之一，他擔負大部分的經費。刊物每期銷一千冊，收回的錢很少。同時我們又另外籌錢刊印別的小冊子，他也得捐一筆錢。這兩筆款子都是應當按期繳納不能拖延的。他家裏是姐姐管家，不許他“亂用”錢。他找不到錢就隻好拿衣服去押當，或是當棉袍，或是當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這件事，他出去時總是把拿去當的衣服穿在身上，走進了當鋪以後才脫下來。當了錢就拿去繳月捐。他常常這樣辦，所以他鬧過熱天穿棉袍的笑話，也有過冬天穿夾袍的事情。
我這個先生的犧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決心，以及他不顧一切毅然實行自己主張的勇氣和毅力，在我的生活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見了信仰所開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個人的毅力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母親教給我“愛”；轎夫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我雖然到現在還不能夠做到像他那樣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為卻始終受著這個影響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個先生都簡略地告訴你了。你現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麼人把我教育到現在這個樣子的吧。我自己相當高興，我畢竟告訴了你一些事情，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寫了。
1936年9月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