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說，自有《儒林外史》之後，在我國文學史上才有“足稱諷刺之書”。那麼，《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誰呢？
他就是吳敬梓（1701—1754）。吳敬梓字敏軒，號粒民，晚年又稱文木老人。他出生在安徽省全椒縣的一個名門望族。他家在清朝初期曾有50年左右的“鼎盛”時期。高祖吳沛是東南學者的宗師。曾祖吳國對是殿試第三名，稱為探花。他的伯叔祖一個是殿試第二名，稱為榜眼，一個是進士。“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可謂官勢顯赫，富貴之極。但到他父親一代，家道開始衰落。他從小過繼給堂伯父吳霖起做兒子。吳霖起做過江蘇贛榆縣教諭，即主管縣裏教育的官。他品德高尚，不慕名利一心做學問。曾“捐資破產”，興辦教育。他父親的品德、思想和為人，對吳敬梓有一定影響。
吳敬梓從小聰明，學習刻苦。所以，他學問高深，詩詞歌賦，“援筆立成”。少年時代曾隨父遊覽大江南北。23歲時，父親去世，家道益困。雖然這一年他考中了秀才，但他不懂生計，既不懂生產，也不會做生意，坐吃山空。他交友廣泛，終日詩酒相陪。又“遇貧則施”，慷慨無量。這樣，不過幾年時間，就把他繼承父、祖的產業，揮霍殆盡。族裏的父兄輩無不認為他是敗家子。鄉裏人也把他當作教育子女的壞典型，“鄉裏傳為子弟戒”。
29歲時，他最後一次參加科舉考試。雖然他才學過人，但仍未考中舉人。這次失敗，使他對科舉製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此以後，他不但批判科舉八股取士製度，而且嘲笑那些醉心科舉，鑽營功名的人。33歲那年，他懷著憤懣的心情，離開家鄉。遷居南京，住在秦淮河畔，白板橋西。到南京後，他仍然廣交朋友，詩酒唱和，被“四方文酒之士，推為盟主。”36歲時，安徽巡撫推薦他上京參加封建統治者為拉攏文士們而開設的“博學鴻詞”科的廷試，他以“病”辭卻。把功名富貴丟在腦後。乾隆皇帝南巡時，文士們都去夾道歡迎，他卻高翹著腳躺在床上，對最高封建統治者表示了極大的蔑視。同時，也表明了他不願同流合汙的高尙情操。
為了修複“先賢”吳泰伯祠。吳敬梓賣掉了家鄉最後一所房子——全椒老屋。此後生計更為困難。有時幾天都揭不開鍋，隻好賣幾本舊書，換回一點米來充饑。冬天無錢買炭取暖，就繞城長走，叫做“暖足”。他說“富貴非所好”，“貧賤安足悲。”表現了他清高和達觀的襟懷。《儒林外史》就是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創作的。54歲時，他客死揚州。
他的作品，除《儒林外史》之外，還有《文木山房集》12卷，至今保存下來4卷。
《儒林外史》是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其批判的鋒芒直指科舉製度。作者在開篇的楔子中，借王冕的口說：“這個法（指科舉製度）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這裏的文是指文章，行，是指行為，出是做官，處則退隱。這句話是說，有了科舉製度這個規矩，就使讀書人為了功名富貴，便醉心科舉，把寫文章，為人處世，做官或退隱的道德規範，全都看輕了。這裏，開篇明義，鮮明地表示了反對科舉製度的立場。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通過對周進、範進中舉的描寫，揭示了科舉製度毒害文士們的罪惡，以及文士們醉心科舉的原因。周進在屢試不中，未當秀才、舉人之前，衣衫破舊，窮困潦倒，受盡別人的諷刺挖苦。後來，連書也教不成了，隻得替商人們記記帳，以混碗飯吃。他跟隨商人們到了省城，參觀貢院，即秀才們考舉人的地方。他不禁觸景生情，想到自己終生不第，便傷心落淚，一頭撞去，“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眾人救起後，仍哭個不止。“滿地打滾、哭了又哭”，“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商人們看他如此難過，頓起憐憫之心，答應湊錢給他捐個監生（和秀才同等學曆，可參加舉人考試）。這時，周進肌在地上一邊磕頭，一邊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這哪裏是在做人，簡直是在乞討。窮秀才範進也被科舉製度害得瘋瘋癲癲，不像人樣。當他知道自己考中舉人了，居然高興得發瘋！他到處亂跑，跌騎撞撞，弄得“兩手黃泥”，一身臭水，嘴裏說著“噫！好，我中了！”這些生動形象的描寫，深刻而又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文士們喪心病狂熱衷科舉功名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