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向政治民主、經濟騰飛的新時代
從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來台灣，到20世紀70年代，二十年之間，世界局勢不斷變化。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和台灣關係密切；朝鮮戰爭結束，世界兩大陣營的冷戰方興未艾。那時，台灣並不處在兩個陣容衝突的焦點，而且大陸內部風風雨雨，經曆了許多起起伏伏的運動，一時顧不到台灣，於是台灣有了一段喘息的時間。台灣本身呢，蔣介石那一代人重返大陸的希望，後來逐漸成了遙不可及的美夢。於是，海峽兩岸基本上處於一個對峙而不衝突的局麵。我的盼望是：璧合之前須有珠聯，鏡圓之時還待金鑲；其間必有一段過程，一段秉承善意和理性、彼此相處的過程。
台灣應對新時期的政治結構調整
台灣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逐漸進行內部調整，以適應在台久居的形勢。二十年來，蔣介石自己和選他出來的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以及監督“行政院”的“立法委員”們都垂垂老去。原有的機製很難維持“法統”的長存，無窮的“國祚”不能依靠有限的人壽繼續下去。
有關法律規定，地方各級的民意代表和縣市長，也要經過民選產生。二十年來，在這一製度下，台灣人民已經熟悉如何遵守民主選舉的規則，選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長。台灣經曆這個過程，獲得的經驗是複雜的：一方麵，台灣延續了長期以來地方豪強的影響力，以及族群彼此間的分野；選舉因此往往不是憑借著政見，而是憑借著歸屬和認同，以及地方利益的劃分，這一民主基礎其實並不理想。另一方麵，民眾對選舉程序已經很嫻熟，新一代的民眾已知道應該如何擺脫過去的習慣，用理念作為選舉的訴求。而且，在這一段國民黨一黨執政的時期，還是有一些國民黨以外的候選人，經過民選而踏入政治領域。例如，台北市的市長高玉樹和國民黨並無淵源，也能高票當選。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市政專家，今天台北市的很多建設，在他的時代已經有所規劃和實現。
在民意代表方麵，當局采取了一個過渡的辦法：大陸時代選出的民意代表固然留任，以維持“法統”；台灣地區本身則按照人口比例，根據規定，定期選出應有的代表。這是所謂“增、補選”條款，逐漸調整原有的民意機構成分。台灣地區新當選的民意代表之中，國民黨支持一些候選人，包括地方有名望人士，也包括國民黨的黨工。這些人挾國民黨的優勢和資源，當然有較多機會當選。還有一些是本省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地方領袖，也頗有人當選了。當時的民意代表，如，郭雨新（郭雨新（1908-1985）台灣宜蘭人，黨外運動元老之一，被稱為“黨外祖師爺”。）、許世賢（許世賢（1908-1983）出生於台灣省台南市，是台灣第一位女博士、女縣市長，有“嘉義媽祖婆”美名，也是嘉義政壇“許家班”的開山始祖。）等，這些人當選為“立法委員”，在國民黨心目中是大出意外；既然已成事實，這些人的影響逐漸增高。而且，他們的當選鼓勵了台灣的有誌之士，通過民主選舉的渠道進入政治領域，發揮應有的影響力。經過新陳代謝，經過增、補選舉產生的當地代表，民意機構的成員比率，終於占議會的大多數，改變了原來“萬年國會”的結構。
民主運動的興起
日治時代，台灣的民主運動其實已經開始，林獻堂等人，如上一講所說，經過十餘次的請願，希望日本政府賦予台灣百姓民選代表的權利。他們的請願沒有成功，這批爭取台灣民權的地方領袖，此時為爭取民權，重新努力。不久，林獻堂去了日本，不再回台灣。郭雨新、李萬居等人還繼續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權利。因此，台灣民間已有一股蓄勢待發的力量，經過不同的途徑，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權利。
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權的結構逐漸改變。蔣介石老了，國民黨的上一代人物也都老了。蔣經國隨侍乃父，身在權力中心，成為蔣介石最信任的左右手。
他的職務由“政戰首長”晉升為“國防部長”，然後又轉往經建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簡稱，台灣“行政院”轄屬的政府機構，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專責機構，也是策劃台灣地區發展走向的主要幕僚單位。），升任“行政院”副院長，輔佐嚴家淦（嚴家淦（1905-1993）江蘇吳縣（今蘇州）人，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繼任“總統”。1978年後，任“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改變，也都必須從經濟結構改變的角度，才能理解相應的關係。）。他已經掌握了軍事和經濟兩方麵的實權。1975年，蔣介石去世，嚴家淦接任，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握有行政大權。1978年，他接替嚴家淦，直到1988年去世，他主導台灣發展，因應內外變化，也有二十餘年之久。在蔣經國任期的後半段，也就是他權力巔峰的時代，台灣內部最重要的改變，乃是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
討論台灣
60年代以後，台灣已經有一批人士投入民主活動。他們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大陸來台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從大陸時代開始，就深信人民參政的權利是民權的一部分。在大陸，他們也已經對國民黨威權體製有深切的不滿。另一類，就是在台灣成長，延續日治時代民主運動的人士，也可說是本土民主運動的第二代。這兩股力量本來是各走各的路。前者——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如上講已經說過，以雷震和殷海光（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黃岡人，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係，先後任金陵大學副教授和《中央日報》主筆。1949年去台灣，任台灣大學哲學係教授，兼《自由中國》雜誌編委。他深受羅素思想影響，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科學、自由、民主。20世紀60年代初發動文化保守主義的批評，掀起一股自由主義的思潮。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展望》、《思想與文化》、《自由的倫理基礎》等。）等人辦的《自由中國》為最重要的輿論園地。後來政府壓製，封了雜誌，雷震入獄，但這些民主的訴求並沒因此死亡，在新聞界和學術界，民主訴求的聲音仍舊不斷出現。這批人基本上都是大陸來台人士，或台灣成長的青年學生。台灣本土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以後，還沒有立刻冒出頭來，隻在群眾之間默默地活動。可是，新一代的政治活動者已經在成長了。
到了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這兩股力量，也就是大陸來台的青年人和本地成長的民主運動者逐漸合流。大學師生合力辦的一些雜誌，《台大青年》、《大學雜誌》、《文星》等在各處流傳。台灣經濟開始成長，有了市場需要，兩家民營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成長為主要的新聞媒體，並逐漸發展為公眾輿論的論壇。海外和台灣的學者們在這些報刊上時時發表論文。
1957年，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的“祝壽專號”，所載文章直言進諫，直指蔣介石政府。
1952年11月，台灣《自由中國》創刊三周年紀念並歡迎胡適餐會。
1969年，康寧祥（康寧祥（1938-）曆任台北市議會議員、台灣“立法院”增額“立法委員”，先後創辦《台灣政論》、《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等雜誌。）當選為台北市議員；1972年，再由台北市議員當選為“立法委員”。這應當是新一波民主運動的初試啼聲。有許多不在國民黨之內的政治活動人物逐漸結合，被稱為“黨外”，儼然是一個不具名的政治團體。當時，大陸來台的外省青年人大多在言論方麵，努力鼓吹民主化；本地成長的運動者，則有不少投身實際的地方政治活動。在這一基礎上，孕育了十幾年後，才出現了民進黨。台灣的政治結構是在默默之中逐漸轉變的。
蔣經國開啟民主政治革新之旅
20世紀70年代，台灣的國際地位陡然變化。二十餘年來，台灣仍能保持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因為基辛格的工作，大陸取代台灣，獲得了聯合國的代表權。同時，釣魚島的主權問題引發了海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海外華僑尤其是知識分子，轉變了認同方向，承認大陸代表中國。這些轉變對台灣的存在，的確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台灣的執政當局不能再依靠聯合國席位或“法統”的延續，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據。蔣經國清楚地認識到，台灣的存在和發展，必須建立在人民的擁護上，發展自身，自求多福。
本省人爭取民主，要求“當家做主”的意願已不是國民黨可以壓製的了。大陸來台的學者和青年們，絕大多數也投入了為台灣爭取民主的活動中。於是，國民黨政府必須致力於疏散民怨——逐步開放選舉，就是一種疏散民怨的方式。這一態度和政策的轉變，為台灣換得二十年的漸進蛻變，也正是在疏散壓力的過程中，台灣在經濟、政治各方麵，都可以和緩地有所作為。
在政權的基本性質方麵，蔣經國著力之處，是改變軍隊的歸屬。台灣現代的軍隊，不僅裝備上，更重要的是在組織上得到美國的援助，得以不斷改進。數十年的內戰，將領擁兵自重。在蔣經國執掌軍權的時代，軍隊逐漸從國民黨手中轉移到台灣地方政府手中。又實行普遍征兵製，征來的青年經過軍訓，組成軍隊的基層，將領不能再擁有軍隊。蔣經國也重組情治單位，將情治單位統一，成為安全係統下麵的調查局和軍調局。通過這些努力，一方麵是蔣經國利用這些渠道，掌握了主導權；另一方麵，軍隊和情治機關正常化，歸屬當局，而不再屬於領袖或政黨。這一係列的改革，使得任何執政者都不能再倚仗槍杆和警棒緊握政權。
“十大建設”引領經濟騰飛
快要進入70年代，台灣的經濟固然已經有所好轉（如上講所述，耕者有其田和輕工業的發展，讓台灣已經有將內銷市場轉變為外銷的可能），但是力量還是相當薄弱。當時居民收入不過幾千美金而已，政府仰賴外援，自己的庫存並不豐厚。傳聞說，蔣介石從大陸帶來幾噸黃金，幾噸黃金的總值也就不過數億美金。這一數字如果屬實，早就在1950年開始的五六年中，在別無其他財源時便已花費殆盡。1957年，我將要赴美留學的時候，陳誠曾經對留學生有坦白的講演，他告訴我們：“政府手上隻有三千兩沙金。”用今天的價碼來換算，也就幾十萬美金而已。台灣必須要尋求出路，打破困境，培養自己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