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蔣經國開始直接主持經建會。從他任經建會的主委開始，一直到嚴家淦任“行政院”院長時代，他都致力於台灣的基礎建設。也許因為蔣經國長期和政府中的技術官僚接觸，如農複會、電力公司等機構的工作人員，他逐漸了解到，這些人的做法，和傳統的黨官僚、軍人及情治人員完全不同。技術官僚是理性的、務實的，善於多方考慮和處理問題。於是，他用了一批從大陸帶來的技術官僚，包括孫運璿（孫運璿（1913-2006）台灣高層技術官僚、知名政治家，被許多人認為是台灣科技產業的主要莫基者，堪稱“台灣經濟的推手”。）、費驊（費驊（1912-1984）台灣政治人物，是台灣“國家公園”的催生者之一。）、陶聲洋（陶聲洋（1919-1969）江西人，早年留學德國，為戰後台灣的技術官僚之一。）、李國鼎（李國鼎（1910-2001）政治家兼經濟學家，曾任台灣“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在任時推動許多經濟建設，被譽為台灣經濟奇跡的重要推手。）、蔣彥士（蔣彥士（1915-1998）浙江杭州人，曾任台灣“教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總統府”資政。）等人。嚴家淦是他的上司，本身就是一個很能幹的技術官僚。這批人共同創造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業績。
1974年9月，台灣“行政院院長”蔣經國與內閣閣員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並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其主要閣員為：“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內政部長”林金山、“外交部長”沈昌煥以及“財政部長”李國鼎。
70年代初期，蔣經國的注意力在於經濟發展。第一步，次第推行“十大建設”（指台灣當局於20世紀70年代在台灣推行的一係列基礎建設工程。當時，台灣當局鑒於台灣許多公共基礎建設，如道路、港埠、機場、發電廠等尚處於匱乏欠缺的狀態，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為了提升和深化總體經濟發展、緩解由於“出口擴張”而日益凸顯的新矛盾，開始規劃進行十項大型基礎建設工程。由蔣經國提出，建設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共動用新台幣3000餘億元。），作為經濟發展的配套措施，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改進港口和機場，增加新的能源，如水電、核能等，作為未來開展工業建設和對外貿易的準備。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80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遵循幾個階段，逐步進行。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
以產業結構而論，從農產品加工過渡到日用品的外銷，然後從日用品的外銷進入一般電器器材的外銷。70年代，台灣開始注重大規模的紡織工業建設，成立了“紡拓會”（1975年根據台灣產業發展政策及紡織業的需求，在相關單位的輔助與紡織業的捐助下成立。旨在為市場拓展、產業發展、商情搜集、配額運用、提升設計、改善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等方麵提供服務，促進當局與紡織品設限國進行談判谘商。），作為民間業者和政府的聯絡單位。紡織工業的推廣，也連帶推廣了石化、塑料業。這一發展，造就了一大群能幹的企業家，建構了許多新企業。為了推廣石化工業，政府實施鼓勵民間企業發展的措施，如五年免稅，又如給予優先權利去劃定工業區等。王永慶（王永慶（1917-2008）台北人，祖籍福建安溪，台灣著名的企業家、台塑集團創辦人，被譽為台灣的“經營之神”、“台灣的鬆下幸之助”。）的台塑利用這些措施，取得極大的發展優勢。運輸和交通事業方麵，公營的招商局和華航都轉變為民營。相應的，民間的長榮企業集團在海運和航空方麵，也都迅速地發展。這些項目的開展，使台灣的對外貿易獲得了一定的優勢。
從石化工業升級到信息業，同樣的，相關部門也成立了資策會，推動台灣的信息工業，幫助民間企業從海外取得專利，標下訂單，取得原料，並提供種種相關的服務。為了和新起的工業配套，成立了新竹園區和其他比較小的園區。在園區之內，高科技的工廠可以得到很多方便。這一切產業升級措施和配套措施，使台灣終於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很快就在塑料業和信息業上，成績亮麗，占了國際市場上重要的地位。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台灣的外彙儲備非常豐沛。下一步，本來應是建立科技自主地位。照孫運璿先生的構想，在信息業方麵要推動大規模集成電路，以具備具體的實力，開展信息工業的高科技創新的能力。不幸他自己中風致殘，於是，這部分的領導工作就由李國鼎接下了。信息工業發展後來依然順利，成績斐然。著名的成功案例，包括施振榮的Acer、華碩的筆記本電腦。台灣的計算機主板及汽車內的計算機控製係統，幾乎占了全球大部分市場。
折冀的高新產業構想
原來的構想是在信息工業以後，進一步開拓，升級到前途遠大的高新產業：納米工業、光學產品和生物技術產品。但這三方麵的升級，在蔣經國去世、孫運璿中風以後，到李登輝手上，卻並沒有繼續推動。以至於到今天，台灣的產業結構還停留在信息工業的階段，而且越來越傾向於替世界各處的信息硬件代工，很少自己發展全套裝置，更沒有進一步發展自己創新的產品。在各個零配件的生產上，台灣的成績固然有目共睹，但在整體上，台灣生產能力強大，卻缺少自己開發的創新產品。
於是，台灣的產業從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似乎就走到了巔峰，從此停留在“高原”，隻能憑借生產實力，和大陸的市場配套。互動之際，有了上、下遊分工的取向：台灣的零配件在大陸裝配，或者大陸的零配件到台灣來裝配。這種合作的趨向，固然使台灣的企業界有利可圖，但在整體經濟結構上，台灣卻必須依賴大陸的企業。
都市化發展帶來的南北差異
蔣經國在任時，台灣社會因為經濟發展也發生了實質的轉變，都市化現象非常顯著。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農村人口相對減少。台灣幅員不大，城市與城市間連接起來非常容易，於是，台灣基本上成為一個連接的大都會區，農村反而成為都會區之間的口袋。這一特殊趨向引導了大家的職業選擇。各式各樣的服務業吸引了大量勞力，就業比例顯著超過其他行業。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都會區人口的知識程度提高。南北之間也有顯著的差異：南方的都會現象不如北方徹底，南方的都會呈現農村與都會混合的形態。台灣南部的農村取向和北部的都會取向，形成強烈的對比：工業集中在北部，南部除了高雄有一個港口和石化工業外，其他工業並不發達。南部的農村收入不易提高，南部和北部的生活條件有巨大的差異，使得南部居民感到委屈。這一趨向，在後來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影響。
一份雜誌催生一個民進黨
台灣的政治，在蔣經國時期有顯著的發展。誠如前一講所述，到了蔣介石晚期，不得不對“萬年國會”的怪現象有所矯正。台灣的民選，從地方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長選舉，逐步擴展到全麵的選舉。在蔣經國晚期，民進黨的出現，就是由於屢次地方選舉積累了巨大的能量。民進黨是舊日所謂“黨外”的聯合，在反對黨沒有順利成立政黨時，許多參選的政治人物必須以“黨外”的身份，個人與個人之間互相支持。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兩次相當嚴重的暴力衝突：一次是1977年的“中壢事件”（台灣民眾反對國民黨當局在選舉中公開舞弊而引發的政治事件。1977年11月，台灣舉行“地方選舉”，參加桃源縣中壢鎮投票的選民，對國民黨當局使用非法手段操縱選舉的行為極為不滿，萬餘民眾包圍了中壢警察分局，當場燒毀警車、摩托車數十輛。台灣當局派保安警察前來鎮壓，民眾遂放火焚燒了警察分局。），一次是1979年高雄的“橋頭事件”（1979年1月22日發生於台灣高雄縣橋頭鄉的示威遊行活動，為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地區實施戒嚴三十年以來第一次政治示威活動。1978年8月，當時的高雄縣長餘登發與其子餘瑞言被台當局指稱涉及“匪諜吳泰安事件”，遭情治單位逮捕，罪名是“知匪不報”、“為匪宣傳”，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引發社會的不滿與黨外人士的反彈，抗議國民黨政府政治迫害。）。
這兩次事件，都和《美麗島》雜誌有相當大的關係。《美麗島》乃是“黨外”的雜誌，繼承了日本殖民時代要求民主化的傳統。“黨外”在不同階段發行了不同刊物，鼓吹他們的理念。國民黨的保守分子和情治人員認為，這明顯是向國民黨的威權挑戰。所以，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對這些“黨外”的雜誌有一定的壓製。壓力越大，反抗越大，民主運動的刊物屢禁不絕，一個被禁了，接著就出現另一個。《美麗島》是最後出現的一個大型刊物，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過程中，《美麗島》的出現有巨大的影響力。另外，在輿論上，《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民間報紙的崛起，乘經濟發展的潮流，擁有大量的廣告收入，足以支撐大篇幅的日報和晚報，刊登許多不同的政治理論和文學作品，民間言論不拘一格。這兩大報紙，再加上一份銷路比較弱小的本土報《自立晚報》，在台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開啟了公眾輿論的廣大空間。推動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借用公眾論壇，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除了文字的討論，這幾家報刊也舉辦了許多討論會和演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