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
1945年，八年抗戰結束，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根據四大同盟國的協議，日本應當歸還所有侵占其他國家的領土。於是台、澎地區歸還中國，台灣光複。但是，當時大陸全麵的內戰已經開始，國民黨政府忙於大陸上的鬩牆之爭，也沒有能力派遣足夠的人力和軍力，接收日本離去以後的台灣。陳儀（陳儀（1883-1950）浙江紹興人。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後引咎辭職，後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初他曾規勸湯恩伯向解放軍投誠，不久被免職並遭殺害。）遂因地利，奉命從福建接收台灣。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的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陳儀為接受日軍投降的主官。台灣從日寇統治下重回祖國。
接收台灣的力量單薄
八年抗戰期間，福建不在主要的戰線上，日軍隻占領了福建幾個主要城市，並沒有占領全省。當時福建的管理情況是相當地方性的，中央政府在重慶，無法照顧到遙遠的福建。陳儀在福建，儼然半獨立，手上的資源也有限。他的軍力是將各個地方性的團隊和遊擊隊，組編為一個軍的番號建成的，其裝備和訓練都不夠正規軍的規格。
陳儀帶著如此一支部隊進入台灣，實在是不適當的選擇。台灣同胞在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之後，回歸祖國，心裏十分興奮，大家一心以為，從此可以擺脫二等國民的身份，成為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國民。當時全島準備歡迎中華民國的國軍，但是從碼頭上下來的，卻是衣衫襤褸、裝備粗劣、訓練不足的一群軍人。在台灣同胞印象中，日本皇軍地位高、軍容盛，兩者相比，對中國軍隊的形象，陡然大失所望。
1945年到1948年之間，台灣非常混亂。陳儀本身奉命接收台灣，是因為他跟日本關係非常密切，即所謂“日本通”。他和中央的關係並不良好。居留台灣，中央鞭長莫及，他要求台灣一切都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貨幣，有自己獨立的行政權。他的政治理念，乃是在國共之間另辟蹊徑，尋找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兩者兼顧的方向。他的夢想，是使台灣在相當程度上隔離於中國本土的紛爭，有機會實現他的理想。因此，他也拒絕中央派兵支持。於是，中央派來台灣的正規軍，隻有嘉義機場上的防衛部隊和高雄的要塞部隊。全台灣軍隊和警察的力量，其實非常單薄。幸而台灣同胞在日本統治下，長期以來已經訓練了守法的習慣，一時之間，似乎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國民黨政權由失望到不滿
當時陳儀四周的權力結構，也非常混亂，有陳儀帶來的福建省政府的班底，也有他從民社黨（當時的一個小政黨，成員都是知識分子，群眾基礎很小）邀請來的智囊團。當時國民黨在台灣的組織，既有國民黨的黨部，也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黨和團兩方麵也在較勁。陳儀手下，還有許多來自大陸的技術人員，他們奉命來台接替日本技術人員。這幾撥人馬互不相屬，各有各的係統，也不知道怎麼配合工作。甚至技術人員中，電力和電信屬於電信係統，糖廠屬於經濟係統，整個行政團隊都沒有整合為可以運作的係統。再加上民間有一批從大陸回歸鄉裏的台籍人士，即所謂的“半山”，他們有的是在大後方擔任公務員和教職的台籍人士；另有一些卻是在大陸淪陷時擔任工作，甚至在戰時實際地替日本工作的人。“半山”們離台已久，往往已沒有當地的基業，回台以後，也要爭取權力上的一席之地。這許多錯綜複雜的權力集團和個人，彼此鬥爭，爭奪權力和資源。於是陳儀的統治不僅漫無頭緒，而且內部矛盾重重。
在這種背景下，接收人員的貪汙腐敗，也無從防止。隻要手上有一點點權力，就有機會假公濟私，從日本離開後的空白中，撈取一些不當的利益。台灣同胞自然對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由失望而不滿，由不滿而憤怒。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1947後2月28日，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這個不幸的事件，在台灣戰後曆史上，處處可見其造成的傷痕。“二二八事件”本身是個偶發事故：煙酒公賣局的糾察員，抓到了一個販賣私煙的小販。雙方爭執之中，四周聚集了圍觀的群眾。糾察員麵對大批群眾的包圍，情急之下，拔槍示威，不幸打死了一個旁觀者。一樁偶發事故釀成巨禍：大批群眾湧向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包圍抗議。公署的衛兵處理不善，開槍鎮壓，群眾又有傷亡。於是，情勢一發不可收拾，全省各地都有大批群眾湧上街頭示威，終於處處出現暴亂。街上的群眾，見了不會閩南語的外省人，揪住就打。他們也侵入公家機關，毆打外省的職員。同時，暴亂也有另一麵，許多外省籍人士得到台灣同胞的掩護。鄰居、親友、同事盡力將他們掩藏在自己家裏，避免遭到街上暴亂群眾的毆打。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抗議的台灣民眾攻擊台北公賣局，並拋出辦公室物品，放火焚燒。
這全省性的暴亂，究竟外省人死了多少？無法統計，保守的統計是數以千計的人無辜地被打死。這些暴亂的群眾之中，大部分是從南洋回來的本省軍夫。他們參加了日本軍隊，真的自以為是日本的“皇軍”了。敗兵遣回，他們在台灣沒有職業，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看見新來接收的政權非常腐敗，他們自是滿腔憤怒，群起鬥毆。亂事持續了幾天，各地的本省士紳紛紛組織團體，維持地方安全，暫時讓情勢安定下來。他們也向陳儀和國民政府提出要求，讓台灣高度自治，要求政府不再派外省人治理台灣。這些人的要求，實際上是相當理性和平的，也延續了日治時代他們不斷提出參加議會政治的努力。陳儀向南京政府的報告，卻是誇大其詞，稱暴動為“叛亂”。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在內戰，情勢十分緊張，聽了陳儀的報告也信以為真：台灣發生了叛亂。於是，國民政府派軍隊鎮壓。
在鎮壓部隊來以前，台灣也已經有幾支自己組織起來的軍隊，其中有兩支主要部隊：一支是在嘉義附近，由日共係統分出來的台共謝雪紅（謝二紅（1901-1970）女，台灣彰化人。1928年在上海參與建立台灣共產黨，同年回台灣從事革命活動。），組織了她平時就熟識的左傾青年，從警察局奪取槍械，與嘉義飛機場的守衛部隊作戰。他們也盼望日月潭等處的山地原住民下來增援，但是，原住民並沒有下山支持。這支部隊持續了相當長久的戰鬥，最後在埔裏解散。另外一支為在高雄聚集的群眾，也是以回台軍夫為主要成分，占據高雄中學及附近的據點，和高雄要塞司令部的部隊對峙。其他地方實際上並無有組織的行動，無非街上的暴民群起擾亂。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造成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