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讀的兩本詩集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或初冬，我正讀初二，學校有個高三級同多趙增益，文質彬彬，麵色蒼白，兩隻大眼睛格外嫵媚有神采，他的為人和學識是我最為欽佩的。他送給我和同鄉好友郝潭封兩本詩集：田同的《呈在大風砂裏奔走的崗位們》和胡風的《野花與箭》。後者的沉部而略帶哀傷的青春氣韻，我當時難以理解，作者青年時代的經曆可能與我父親相近似。父親在家多時也寫新詩，但我沒有看見過，他偏愛徐誌摩。田同的詩強烈地震撼了我幼稚的渴望投入戰鬥，生活的心靈，連他的那種被人嘲笑的分行樣式我都喜愛，我以為田間昂奮的激情，奔跑的姿態，隻有用短促而跳躍的節奏才可以相應地表達出來，假如以精雕細琢的訶彙、沉緩的調子、板板正正的格律去框住田間詩的飛動的意象，是難以想象的。田間當年的詩是健壯而紅潤的，粗礪的語言有很大的爆發力，我有兩三年光景沉醉在他的戰鼓聲中。不必去去一一評析田間當年哪幾首詩完美、哪幾首詩粗淺，重要的是感受他那些藝術上參差不齊的詩所形成的與時代脈搏相合拍的審美趨向。曆史上有許多事情常常巧合，當年批評和嘲笑過田間詩的張振亞，1946年在開封地下工作時，我與他是戰友，但從沒有談過詩，也沒有談過田間。
我的老師
一九三九年七月韌，我寫了一首近百行的“詩”，讚頌奔走在抗日前線的戰士們，登在同班同學張允聲辦的牆報上，首次用各風的筆名。寫這首詩，我內心並沒有抑製不住的衝動，而是覺得應該寫這樣一首歌頌全民抗戰的詩。空泛與稚拙是可以想見的。有一天，生活書店的薛經理對我說：“熱情倒是有的，但沒有什麼詩味。”我問他什麼是詩味，他回答說：“你應當多看艾青和田間的詩。跟著他們寫下去，慢慢地就會知道什麼是詩味了。”他這幾句話我幾十年來從未忘懷。此後我在報刊上專找艾脊、田間的詩看。薛經理是南方人，圓圓的自皙的麵孔上總浮著沉靜的微笑，他可能是當時隴南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我、郗潭封和另一個比我們大好幾歲的同班同學(他去過陝北)作為一個小組受他領導。
我們經濟從生活書店後院的書庫裏選些書刊帶回學校閱讀，《七月》、《文藝陣地》等文學刊物和延安的《新中華報》都能看到。我還看了幾本哲學、政治經常學入門的書籍。每天精晨，三個人到城外跑七千米，準備有一天到前線打遊擊。我們從城門口跑到大像山下繞“李白故裏”的古老石碑一圈兒回到學校。一年之後，薛經理被國民黨逮捕，現在我連他的名字都忘了，但他那年輕而穩重的形象和說話的聲調一直記得清清楚楚。8年代初倪子明同誌告訴我，薛經理的本名薛天鵬，是一個詩迷，解放前在上海為愛情而苦惱，跳黃浦旺死了。我深深地感念他。他和趙增益都是平凡而有理想的人，我慶幸在少年時期就遇到了他們，得到正確的指引，使我一開始練習寫詩，就踏上一級堅實的台階。
回顧和思考
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我完完全全被詩迷住了，不寫詩就悶得活不下去。也就是這兩年，整個大後方籠罩著白色恐怖，我和幾個朋友陷入了苦惱與煩躁之中，時刻想從窒息心靈的圈圈衝出去，但經過幾番密謀都未能去成陝北。學校受國民黨地方當局指令，把我和幾十同學軟禁了幾個月，隻許隨班上課，不準離開學校走動。這時隻有詩能把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距離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創造的一個美麗而淒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詩給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勇氣和安慰。說也怪，正是這兩年，我的心情最煩悶最動蕩的時候。詩卻寫得最多。學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獨自跑到山頭，從早晨到黃昏，坐在後漢將軍李廣故裏附近一座古墓叢林中看詩寫詩。萊蒙托夫的《童僧》我讀了不下十遍。我寫了好幾冊詩稿。生活境遇的危難和心靈的抑鬱不舒。更能激發一個人對命運抗爭的力量，而詩就是在這種抗爭中萌生的。幾首情境相同的詩
從一九四〇年起，我悄悄地向陝西甘肅的地方報刊投稿，大部分如石沉大海，隻有少數刊出。有一次我寄給重慶的《文學月刊》一首題作《西中國的長劍》的長詩，讚美中國西部少數民族的苦難和曆史業績，其中我寫到了成吉思汗的征戰沙漠的騎士(我的遠祖是其中的一員驍將，叫兀特兒)。詩稿退了回來，審稿的是詩人力揚，他給我寫了一封熱情的信，說詩寫得有想象力，情境是悲壯的，但結構太散慢，他建議我修改後務必再寄他看看。十多年之後，一九五四年在文化部召開的一次會上，力揚找到了我，問：“你是不是穀風?”我說是，他責備我當年沒有把詩稿
改好寄他。他說他看過《鄂爾多斯草原》，認為不如《西中國的長劍》，後者有濃鬱的浪漫主義的奇異的色膨。我很感激他。當時真不知為什麼投有修改《西中國的長劍》，而是另寫了一首情境相似的《鄂爾多斯草原》寄給桂林的《詩創作》，出乎意料地被刊用了。在那幾個月(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二年春)。我還寫了另一首長詩《草原牧歌》。登在西安出版的一個不為人注意的三十二開本土紙印的詩刊《匆匆》上。以上進三首詩顯示了相近的藝術情境。現在隻留下了《鄂爾多斯草原》，成為這一時期我的心情與追求的蹤跡，很明顯這三首詩在創作手法上受到了艾青的《北方》和萊蒙托夫的《童僧》的某些啟示。我摯愛母阿早期的詩，由於生活境況不同，我無法學他，麗形式的模仿總是失敗的，但艾青的詩卻容易追隨，容易吸取，他的詩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廣闊的情境。
詩劇《智慧的悲哀》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或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經蘭州的馮振乾(他在《詩墾地》發表過不少歌頌中國西部風情的詩)介紹我加入成都的海星詩社，主持人是牧丁，一個中學教員。四一年冬，我寫了一個詩劇《智慧的悲哀》(約五百行)，發表在海星詩杜編的《詩星》上，寫的是我受到親友的阻撓沒有去成陝北的失望與悲憤的情緒。這首詩比《鄂爾多斯草原》早寫兩三十月，因為不能直抒胸臆，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語言不夠樸素，情境像是在長長的惡夢中。
《詩墾地》給我的激勵
皖南事變之後，大後方的詩歌界有一個短時期呈現出一片荒涼蕭條的景像。抗日初期那種響徹詩壇的高昂聲調頓然消失，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詩人大多數沉默無聲，少數詩壇宿將的詩作顯得空泛無力，失去感人的力量。艾青，嚴辰以及剛露頭角的艾摸等都先後奔赴陝北。我們幾個掙紮在荒寒的西北深山裏的詩歌小兵，日夜渴望著從遠方傳來振聾發聵的強音，我們的希望沒有落空。年輕而強健的真實的詩，正突破沉悶的氛圍而崛起，許多野花般的詩叢在全國各地萌發。當我在重慶出的報上見到了十叫做《詩墾地》的詩叢的目錄，發現作者中有S，M，鄒獲帆、冀汸，曾卓、綠原(剛剛看到他在《詩創作》上的《越獄及其它》一組淒清的小詩)等久違的名字，我欣喜若狂，還沒見到刊物就立即寄去新寫的一組詩《高原的音息》。不久收到編者鄒獲帆熱情的信，我的詩幸運地被采用。這對我當時孤島般的困境無異於登上了一艘希望之船。之後，我又陸續寄去了許多詩。多半沒有被采用，但我已經很滿足，我深知自己的詩比起《詩墾地》的其他詩來是稚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