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和思考(3 / 3)

真正的詩有繁殖力

我練習寫詩的曆程,就是對人生不斷思索拚搏的進程。四二年之後,對我影響最直接最有魅惑力的詩,多半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那些年輕的虎虎有生氣並不圓熟的詩。對那些精細的典雅的詩幾乎讀不下去。我也不想學他們的“技巧”。我摯愛的是人生與詩的新生代。除去《詩墾地》人群的詩作外,魯藜的《延河散歌》、艾漠的《自己的催眠》和‘躍進》(四首),陳輝的小詩輯《平原手記》等質樸而新鮮的小詩,對我的詩起了催化的作用,它們像一粒粒具有繁殖能力的細小的種子,落進了我的渴望得到墾殖的心靈。新奇的意象能澈發人產生相近的聯想。這一時期我還讀了許多外國名家的詩。但對我的影響,卻不能與上述小詩相比。隻有惠特曼的寬闊雄性的聲音令我肅然起敬,我欣賞他的那股野勁兒。

蒼凉的伏牛山

一九四六年夏天。出獄後輾轉到了開封。九月,國民黨要抓我,在開封呆不住了。組織上派我深入到伏牛山區工作了幾個月,調查那個山區當地國民覺武裝力量(包括土匪)的分布狀況。在深山寂靜的一間茅屋裏,我寫了一首諷刺蔣介石的長詩,寄給了上海編《希望》的胡風同誌。沒有得到回信,後來知道《希望》已無法編輯印行。那時我以為。身在煉獄詩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幟。離開伏牛山那天,我被土雁綁架,差點給槍斃了。

寒冷的一九四六年冬,在開封的一條小巷裏一片臨街的小屋(沒有窗戶,本來是一個叫作小開書店的鋪麵),我與懷孕的愛人住了幾個月。在陰暗而黴味的空氣裏,我寫了長詩《血的流域》(‘捶煉’就是從中節選的),記錄下那時艱難的生活與悲憤的情緒。地下工作是極為艱險的,靈魂在地獄的火焰中得到冶煉和淨化。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女兒誕生的第二天,國民黨又搜捕我,急匆匆離開了開封城。在豫北太行山戰火中寫下十幾首小詩。一步一滴血地在燃燒的荊棘中闖蕩著。人和詩都經受著苦難與磨練。

生活要拚搏,詩要升華

等著組織對我的工作安排,到浙江天台教了四個月中學,寫了長詩《彩色的生活》,在這首詩裏力圖深廣地剖露國統區的動蕩局勢,寫了反饑餓反迫害的群眾遊行的場麵。提煉得不夠,更沒有升華了的意象,因此顯得過實。但我當時有個想法,以為沒有具體的(有血內的)描繪與雕塑,曆史和時代的風貌就不能真實地顯示出來。本來是內搏戰,就不可能采取有距離的冷靜的描述,即使升華,那形象裏也不能喪失了生活的本來的氣息,血有血的氣息,汗有汗的氣息,遠距離的旁觀者是不可能憑虛構創造出來的,升華隻能從生活的灼熱的內部升華出來,從作者灼熱的生命內部升華出來。由於是處在肉搏的情境t主客觀的灼熱氣息在交流中旋飛著升華著。我體會到了這個交錯而豐厚的情境,但寫的不好。心裏很對不住那段寶貴的曆史。我把這首詩寄給胡風同誌,他回信說,詩的情緒不夠一貫。轉給北平出版的《泥土》雜誌,後來發表了出來。

《彩色的生活》

再見,上海,再見,立在岸上送行的摯愛的朋友。一九四八年夏,坐在海輪的甲板上到天津去。第一次看見大海和海鷗,海水深暗,不像是水,更像重重的油液,冷到陰森森的。在北平宣外好友壽孝鶴的家裏住了十幾天潛赴華北解放區的前幾日,我把手頭積存的零零散散的原稿,一古腦兒卷起來寄給上海的郗潭封,希望他轉給尊敬的胡風先生看看,詩稿轉到胡風那裏之後,想不到他認真看了我的全部詩稿,有的詩在文字上的還作了少許的修改,編成一集,這就是列入《七月詩叢》第二輯的《彩色的生活》。一九四九年,胡先生和我同在北京,我因為忙於工作,一直未去拜訪他,詩集快要付印時,他托魯煤讓我趕緊寫一篇《後記》給他,補到了詩集裏,這本詩集,198年下半年已打了紙型,沒有找到承印的地方。

並不墨空白。

1955至1985整二十五年。

沉重的虐點,是斫伐了的森林的樹樁,是被斬斷了還用一截截殘體耕耘大地的蚯蚓,是結繩時代的繩結。是一條小蟲在荊棘中爬行時茸下的足跡,是深深的地層下的河道,是一個人命適的圖騰。是黎明前朦朧的地平線……

詩又在心中衝動

在古雲夢澤勞動了五年多(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自然的創傷與痛苦觸動了我的心靈。由於圩湖造田,向陽湖從一九七。年起就名存實亡,成為一個沒有水的湖。我們在過去的湖底。今天的草澤泥沼裏造田。炎炎似火的陽光下,我看見一個熱透了的小小的湖泊(這是一十方圓幾十裏的湖最後一點水域)吐著泡沫,蒸騰著死亡的腐爛氣味,湖麵上漂起一層蒼白的死魚。成百的水蛇耐不住悶熱,蒼白的頭探出水麵,大張著嘴巴喘氣,嗜血的螞蟥進到蘆葦稈上縮成核桃大小的球體。一片嘎嘎的鳴叫聲,千百隻白色水鳥朝這個剛剛死亡的湖泊飛來,除去人之外,已死的和垂死的生物,都成為它們爭奪的食物。向陽湖最後閉上了眼睛……十幾年來,我第一次感到詩在心中衝動。我悄悄地突然之間寫下《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麂子》等詩,抒發了內心積鬱的情感。詩覓尋到了與它有血親關係的我。當時我並沒有想寫詩。

風格

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談論我的詩。說我有了自己的風格。講這些話的朋友是稱讚我的詩較之過去(四十——五十年代)有了明顯了長進,逐漸顯示出了個人的風格,在他們看來,這是成熟的標誌。我每次聆聽之後,心裏很是不安,甚至有黯然之感。因為關心我,稱讚我的朋友所講的風格,多半是指的藝術手法一目了然的定型化。而我最不喜歡的也就是這個詩的萎縮性的定型。我自己覺得,近幾年來每寫一首(如《夢遊》、《長跑》、《冰山的風度》,《呐喊》等),都像是第一次寫詩。過去幾十年的創作曆史與正在寫作的詩幾乎毫無關係,我壓根兒想不起自己已有什麼創作技巧與經驗,常常是懷著初學寫作時的不安寧的躁動情緒,還帶著一些對陌生事物探索時的神秘感。創作中的詩,是我從來沒有認知過的情境,它對於我是必須經一番拚搏才能顯現出來的心中的幻景與欲望,寫一首詩就是一次艱難而歡樂的創造。詩人應當有自己獨特的性格,任何情境中有自己思想感情的路向。但藝術性格是一個活動的概念,它不可能總停泊或遊弋在一個港灣或棲息在一個花枝上。有風格的詩。常常誕生在詩人不停頓地為人生與藝術勇猛進擊的時候,這時詩人決想不到,也不可能用固定的藝術手法去捕捉與創造意象。藝術風格正像人一樣,永遠是活躍的,向前生長突進的,否則,希論人還是詩都不應當稱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