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天，林彪發布了“第一號戰備疏散令”，這些教養了十二三年的右派分子們除了少數幾個“頑固派”被送到邯鄲地區繼續改造外，絕大部分都摘了帽子，解除教養，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山西的勞改單位去“強製就業”。劉乃元和敖乃鬆等二十多個人，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卻有幸被留在清河農場三分場繼續改造，住在遠離分場部四五裏路的“北磚窯”，幹一些雜活兒。
北磚窯以前燒磚，曾經住過好幾百號人，如今隻住幾十個人，空房子相當多。按規定，應該四五個人住一間房，敖乃鬆卻自己開了一間空房子，一個人住了進去，隊長知道了，也沒有堅決製止。他這個人，什麼苦都能吃，大冬天的室外零下十幾度，屋裏沒有火，他也能夠忍受。他之所以要忍受寒冷躲開大家，除了圖個清靜之外，主要原因，就是能夠關起房門來寫他的這部“絕唱”！
敖乃鬆沉默寡言，性格內向，是個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辦什麼事情總是首先為別人著想，從不計較自己的得失。他買了輛舊自行車，車子從來不上鎖，還當眾宣布說：“我的車，誰有事兒出去隻管騎，騎壞了隻要告訴我一聲就行，我自己會修。”
但就是這樣的老好人，也為“積極分子”們所不容。不知道他跟誰說過“我的崗位不在這裏”這樣的話，被人彙報到隊長、指導員那裏，於是中隊開批判會批判“反改造逆流”的時候，把他這個問題也捎上。不過就這個問題發言的人並不多，除了專職的中隊宣傳員之外，隻有一個趕大車的老張頭牛頭不對馬嘴地胡侃了幾句。這個人以前給地主當長工，不識幾個字，是典型的“人民內部犯法分子”，每逢開批鬥會，有那“不肯認罪”的，就由他上前摁腦袋、揮拳頭、打耳光。批敖乃鬆沒人發言，指導員直給他丟眼色，他無可奈何，又不到打人的火候，隻好胡說八道一氣。他站了出來，一本正經地說：“敖乃鬆，你知道你是什麼身份嗎？告訴你，凡是犯過罪的人，都是三等公民，三等公民隻配種田，不配幹別的，三等公民的崗位就在清河農場，你知道不知道？……”他的這些話，很長時間被傳為笑柄。不過敖乃鬆接受了批判，從此更加沉默寡言，更少與人說話了。
兩年之後，這部另起爐灶的“絕唱”終於又寫成了。這時候，劉乃元已經成了他的好朋友，他的稿子，幾乎是每寫出一章來就給劉乃元看的。不過這部“新版小說”依舊隻寫到敖乃鬆被送勞動教養為止，這一方麵固然是他還沒有時間繼續寫下去，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從感情上說再也寫不下去了。他總覺得，對於像蕾蕾這樣純真的女孩子，給她這樣一個結局，太不公平了。如果照實寫來，簡直是對蕾蕾的一種褻瀆。因為她終究是又哭又喊，反抗過一陣子的。但她終究又是個弱者，她無力反抗，反抗了也沒用。“別人已經損害她了，作為最最愛她的人，我怎麼忍心再損害她呢？”敖乃鬆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對劉乃元這樣說。
“你怎麼就不寫她死了呢？”劉乃元脫口而出。
“對呀！她的結局，即便後來沒死，其實也跟死了差不多。你真聰明，怎麼我就沒想到這一步呢！”
從此，他又奮筆疾書起來。不過所寫小說卻再也沒給別人看過。也許是他覺得這種空穴來風的東西不值得給人家看，也許是他覺得把蕾蕾往死裏寫也是一種痛苦，所以他再也沒給任何人看。
好不容易挨到了1972年。如果從1957年算起，曆史已經過去了十五年，許多在戴著帽子勞改期間表現得頗為積極的右派分子們，一旦摘了帽子，強製留場就業，等於改判了“無期徒刑”，根本看不見出路，於是就產生了兩極分化，一種人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與逆境搏鬥，積極爭取，盡自己的所能，與命運抗爭；一種人則屈服於環境，走消極甚至沉淪的道路，毀滅自己。
積極爭取的人中，又分兩種，一種是來硬的，與環境抗爭，走逃亡的路，比如到新疆、內蒙，做個自由的流浪漢，過一天算一天。另一種人是來軟的，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去”，在無可奈何中，隻想盡到做一個人的責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事業”中，盡量發揮自己的所長，為後人留下點兒什麼，也以此來尋求最適合於自己的出路。所以三餘莊的右派分子中，從事寫作、翻譯的人，也不在少數。
我就是“另一類”與命運抗爭者之一。我利用一切點點滴滴的時間，在偷偷兒地寫一部長篇曆史文化小說《括蒼山恩仇記》，工地的休息時間，坐在樹蔭下寫；節假日，把自己關在工具房裏寫，隻願像《紅樓夢》的作者一樣，死後三十年能有出版機會，即於願已足。上蒼沒有辜負我這個苦心人，1983年，我的小說終於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五冊170多萬字，而且一炮打響，暢銷70多萬部。
至於消極者，則因為有程度的不同，因此表現出來的現象，也因人而異，可謂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這裏麵，又可以分為若幹種。下麵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第一種人，變成了“酒鬼”。
有一個右派分子，原來是北京市文化局的科員級幹部，初到勞改隊的時候，西裝革履，談吐儒雅，儀表堂堂，風度翩翩，雖然是一介書生，勞動倒也相當賣力，確實有在勞動中脫胎換骨的決心。
但是十年之後，右派帽子摘了，他也確實“脫胎換骨”了，甚至可以說是“前後判若兩人”了：他失去了家庭，對一切都不感興趣，惟獨對杯中之物情有獨鍾。他絕不酗酒，每次隻喝一小杯，大約一兩左右。但卻每餐必喝，三餐都離不開酒。當時最便宜的二鍋頭酒也要一塊七毛錢一瓶，他三天喝一瓶，每月喝十瓶，總價就要17塊錢。這個數字，聽起來似乎並不多，但他一個月的工資，總共隻有27元，17元用於喝酒，那麼吃飯、抽煙、買日用品等等就隻有十塊錢了。這當然是不夠的。他一不會偷，二不會騙，父母已經故去，老婆已經離婚，除了隨帶服裝，更是身無長物。於是，他的料子褲子呢大衣，就一件件地變賣出去或直接用來交換二鍋頭。——勞改農場周圍的村子中，就有許多人家是兼做這種“貿易”的。
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他身上的衣服已經千“窗”百孔，隻怕連白送給人家也沒人要的了。飲食則壓縮到了最低水平，但是“一日三杯”的嗜好絕對不變。早飯一個窩頭、一碗棒子麵粥、半塊臭豆腐，也要喝一杯。
過了國慶，天氣冷下來，待收割的稻田裏已經有了薄冰，可他還穿著帶窟窿的單衣。二鍋頭也斷檔好幾天了。那天早上我們正坐在鋪位上“天天讀”（每天早上7-8時是規定的讀“老三篇”、即《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的時間，號稱“雷打不動”，不僅勞改農場如此，幾乎全國皆然），突然刮起了北風，天氣更冷了。他身披棉被，就坐在我的旁邊。快到出工時間了，他捅捅我說：“你能借給我五塊錢麼？我想買件棉背心兒。今天的風特別大，要是沒有棉襖，我隻能躲在房間裏，出不了工了。”我說：“隻要你真買棉背心兒，我給你五塊錢，不要你還。不過你可別拿上錢又去買酒哇！”他當即信誓旦旦地指天發誓：“我要是拿這錢去買酒，我是你的兒子！”——這個當年的知識分子，如今一開口說話，和小流氓也差不多了。
下了“天天讀”，他拿著我給他的五塊錢快步跑到供應站，不一會兒工夫，就一手提著一瓶二鍋頭跑回來了。我一看氣兒不打一處來，責問他為什麼不買棉背心兒，他卻笑嘻嘻地向我解釋：“我買的這叫‘內棉襖’，是穿在肚子裏麵的。隻要穿上這種‘內棉襖’，我就不冷了，就可以出工了……”
他終於扛不過凍餓的威脅，沒等到落實政策，就死在清河農場了。
第二種人，是變成了“色鬼”。
我這樣說，也許太過份、太刻薄了一些。因為孔老夫子也說過“食色性也”這樣的話，一個正常的人，有食欲與性欲應該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當時對右派分子們一關就是十幾二十多年的“政策”，使得許多青年步入了中年卻還婚姻無著。正常的婚姻沒門兒，那就不得不走歪門邪道了。
勞改農場女性極少，隻有少數就業人員從外地貧困農村帶來的婦女，按勞改農場的“土政策”，可以把戶口落在農場，當一個“合同工”，每月掙30元工資。兩口子一月60多塊錢，勉強還能維持下去，一旦有了孩子，這點兒錢當然是不夠的。因此有少數家屬出於“掙錢貼補家用”的目的，有一兩個甚至三四個“相好的”，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並沒有人指責她們，甚至連丈夫也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別是1969年林彪下達了第一號“戰備疏散令”，把清河農場的大批“二勞改”作為“不安定因素”集中到山西去，卻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竟把他們的老婆都留在清河農場，人工製造了大批的“牛郎織女”。於是一部分家屬出於“難耐空房寂寞”而招“野漢子”，或曰禁不起“狂蜂浪蝶”的引誘而“失身”的，也確有人在。
有一個畢業於清華大學的某研究院工程師，“就業”後一個月隻掙27塊錢，但幾乎每月都要送十塊錢給這樣的家屬，以換取偷偷摸摸的“春風兩度”，還自圓其說地聲稱：“我這是可憐她的那兩個孩子！”
除此之外，還有變成小偷兒的，也有變成詐騙犯的。總之，在“看不見出路”的情況下，每個人潛意識中的脆弱部分，就逐漸抬頭了。
消極情緒到了頂點，必然變成悲觀厭世，最後走上了“自戕”的絕路。
在勞改農場，因這樣那樣的原因而自殺的人多了去了，每逢有人自殺，不過找一領葦席把死人一卷埋了就算完事大吉。“文化大革命”期間，則還要召開中隊會或大隊會，對“自絕於人民者”進行一場例行的批判：要叫死者死了也不得安生。
自殺的方式，當然是因人而異的。比較常見的是上吊。一般都是半夜裏偷偷兒跑到房後的空地裏找一棵歪脖兒樹把自己掛在樹枝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被人發現，屍體早已經僵硬了。也有人罄其所有，買一瓶酒、一斤糕點、幾包花生米豆腐幹兒之類，坐在河邊從從容容地自斟自飲，吃飽喝醉以後，往河裏一跳，死了也做個“飽鬼”。比較“出格”的是“摸高壓電”。25萬伏京津塘高壓輸電線路，其中有一段從清河農場經過，電線杆都是“門”字式水泥柱子，沒有電工專用的爬電線杆子設備，一般人是無法攀登的；但是立在潮白河兩岸的，則是三角結構的鐵塔，隻要是成年人，大都能夠一級級爬上去。某一天，等到發現有人爬鐵塔，那人已經爬得相當高，離高壓線不遠了。突然出現這樣的場麵，人人都知道那人要自殺。但卻沒有一個人敢爬上鐵塔去相救，因為弄得不好，是要與自殺者同歸於盡的。惟一的辦法，就是由勞改隊長在塔下喊話，善言相勸，許一些不著邊際的諾言。當然，人人都知道勞改隊長，也就是“獄警”，級別實在太低，他開的空頭支票，永遠也不會兌現。隊長見諾言無效，就動員大家把被子抱來，一層層鋪在鐵塔的下麵，以備自殺者萬一觸電之後掉下來不至於摔壞。但他們不知道25萬伏的高壓電對人體會有什麼樣的作用。當時那人剛把手伸向高壓電線，由於他腳踏鐵塔，人體變成了導體，隻見一團藍色的火光一閃，整個人立刻變成了一個火球，熊熊燃燒了足有十幾分鍾，最後變成了一個比籃球略大的焦糊疙瘩遺留在鐵塔上，而輸電線路居然沒有任何影響，直到第二天，輸電係統才派人來把“遺體”清除掉。
那年月，由於自殺的人太多，身在清河農場的人，大都見怪不怪了。
1973年年初，由於環境的又一次改變，終於導致敖乃鬆下了決心，要和這個他所不喜歡的世界說“永別”了。
1973年3月，有確實的消息傳來，說是留在北磚窯的這二十多個人，都要合並到六分場西村去。
六分場西村，就是茶澱農場西村，是個有名的“嚴管村”。因為“文革”中期那裏辦過“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個叫郭全鬥的隊長，以整人凶狠而出名。現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結束，計劃從各分場調人去組建就業中隊。既然有這樣一個“酷吏”在那裏當隊長，依舊是專政對象的“二勞改”們日子還能好過得了？因此鬧得人心惶惶，都生怕這消息是真的。
那一段時間，劉乃元被分配去替班喂馬，住在馬號旁邊一間有火的房間裏。在勞改農場，能夠一個人住一間帶火的房子，那可是不得了的“特權”。
3月27日，農曆是二月二十三，雖然已經開春，但是天氣還很冷。河裏的冰白天化開了，到了夜裏氣溫一降低，早上又會結上一層薄冰。那天晚上，劉乃元正在爐子上給牲口煮料豆，敖乃鬆突然提著一個大塑料包進來了。他從塑料包裏拿出一大紮粉絲，一包黃花兒菜，半瓶醬油和一小包味精，說是天氣冷，要在劉乃元這裏煮點兒宵夜打個“牙祭”。那年月，有醬油煮粉絲吃，就已經是難得的美味佳肴了。劉乃元當即洗幹淨臉盆，燒開了一盆水，把他拿來的粉絲和黃花兒菜全都煮上，滿滿的一盆，足夠三四個人吃的。煮熟以後，加上醬油、味精，劉乃元又把僅有的一點兒豬油和五香麵兒全部加上，兩個人就圍著爐子坐了下來，一麵津津有味地吃粉絲，一麵瞎聊調到六分場去的消息。敖乃鬆說起，六分場的房子已經騰空，調人過去也就是這幾天內的事情了。反正這是近來大家聊得最多的老話題，隨口聊著，也沒怎麼往心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