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大家的肚子都很虧，吃什麼都很香，食量也很大。但是那個夜晚敖乃鬆卻吃得並不多，至少沒有劉乃元吃得多。吃飽了肚子，時間已經很晚，他站起來告辭要走，忽然又從塑料包裏取出一本《龍江頌》的總譜來遞給劉乃元，說：“這個送給你，留個紀念吧！”
這是一本精印的五線譜總譜，厚厚的，定價很貴，幾乎相當於勞改農場就業人員半個月的工資，平時他愛護備至，用牛皮紙包得好好的，輕易不讓別人摸一下。劉乃元愛好音樂，會拉拉小提琴，同時也喜歡京劇，特別喜歡用西洋樂器伴奏的京劇樣板戲。今天敖乃鬆突然把他自己喜歡的東西送來給他，而且明說是“留個紀念”，這是什麼意思？他突然醒悟過來，冷丁地問了一句：“你這是幹什麼？”
沒想到敖乃鬆卻並不掩飾，隻是淡淡地說：“我想結束，留著它沒用了。”
劉乃元不由得愕然，愣了好一會兒，這才勸他說：“還是再等等，再看看吧。他們不承認咱們，咱們可要承認自己。不瞞你說，麵對這樣的現實，活不如死，我也想到過要自我了斷，可是想到上有老母，下有幼女，總覺得自己還沒有盡到做兒子、做父親應盡的責任……”
他慘笑了一聲：“我和你不一樣。我的老母已經故去，妻子已經被別人霸占，老父有弟弟照顧，我想伺候也伺候不著。在這個世界上，我已經沒有什麼責任，也沒有什麼可顧慮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說完這一句，他似乎不想跟劉乃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拉開房門管自走了出去。
突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一夜，劉乃元怎麼還睡得著？他在反反複複地琢磨：“他已經明白地告訴我他不想活了，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去隊部報告麼？不能。報告的結果，無非是派人把他看起來，防止他自殺。而一個決心要死的人，是誰也看不住的。看得住今天，也看不住明天和後天，何況後天之後，還有後天。本來我是他可以信任的朋友，這樣一來，連我這個朋友最終也失去了。這對他來說，是一種更大的痛苦。那麼，是不是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另幾個好朋友，讓大家一起來想辦法勸阻他呢？再想想，還是不行。他能夠把他要死的打算告訴我，說明我是他惟一信得過的人。他相信我不會去報告，所以才把這意思透露給我。如果我去告訴了別人，別人難保不去隊部報告，這樣一來，結果反而會更糟。”劉乃元翻來複去地考慮了一整夜，最後做出的決定居然是：“誰也不告訴，就當我不知道。既然他決心去死，當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他認為去死是他最好的歸宿，那就讓他去走自己認為最應該走的路吧。”——直到今天，劉乃元都不知道當時他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對還是錯。
第二天一早，隊部果然通知大家打鋪蓋，還開來一輛帶拖車的拖拉機作為運輸工具。大家剛把東西整理好運到上車的地方，見敖乃鬆用他自己的那輛破自行車先後三次馱了一個鋪蓋卷兒和兩箱子書，也運到了集中的地方。他招呼大家幫著他把行李裝到車廂上。他說他不坐拖拉機了，他有自行車，可以自己騎車到六分場西村去。
這話是合情合理的，誰也沒有起開疑，就連劉乃元這個知道他想死的人，也沒想到他會在這個時候向大家永久告別。
出發前點名，隊長見沒有敖乃鬆，問大家他到哪裏去了，大家同聲回答：“他的東西在這裏，他自己騎車先走了。”
但是等大家到達六分場西村，還不見敖乃鬆的影子。搬家之前，順路去買點兒東西或看看朋友，也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仍沒有開疑。等到天色斷黑，還不見他的蹤影，劉乃元就意識到事情不好，但他不能聲張，隻能第二天再說。
第二天，許多人都出去找敖乃鬆，幾乎找遍了各分場他所認識的朋友，都說沒看見過他。第三天，大家返回北磚窯尋找，果然一找就找到了他的下落。
有個叫李衍德的，是個很忠厚的蘇州人，被指定留在北磚窯喂馬。大家返回北磚窯，第一個就先去找他。據他說：“大家都搬走以後，下午四五點鍾光景，敖乃鬆又回來過一趟，車把上掛著的書包裏裝著許多東西，看樣子是酒。他交給我一個紙包，要我轉給劉德明。又問我要一塊塑料布，我就把我的塑料床單給他了。”
劉德明不是右派，而是“內矛”（內部矛盾），也就是當時所說的“人民內部犯法分子”。這個人是個慣竊，連好朋友的東西都偷，敖乃鬆的東西當然也不例外，但卻又很講“義氣”，朋友們托他辦點兒什麼事情，隻要跟“錢”字不沾邊兒，他想盡辦法也要給你辦到。敖乃鬆利用他的“內矛”身份和講義氣的性格，經常給他一些小恩小惠，跟他成了好朋友，目的是把寫好的稿子都藏在他那裏，以防稿子第二次被抄。劉乃元要李衍德把那個紙包拿出來看看，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拿出來了。紙包沒有密封，打開一看，裏麵是他寫的小說手稿，有一寸多厚。這時候，劉乃元當然沒工夫看稿子，隨手一翻，這幾章寫的是蕾蕾的死，都是沒看見過的。也就是說，他的小說終於寫完了。劉德明本來就是他的手稿的“窩主”，在調往六分場之前，為避免有人找碴兒生事，趕緊把手稿轉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不見得就是想死。大家再問李衍德：敖乃鬆離開他這裏，往哪個方向走了？李衍德用手向養魚池一指，大家的心立刻就涼了。
北磚窯葡萄園旁邊有一個很大的養魚池，據說那是以前磚窯燒磚的取土坑，最深處約有六米。這時候葡萄還沒出土，荒涼的野外，很少有人會到那裏去的。敖乃鬆一個人到那裏去幹什麼？大家急忙跑到養魚池去尋找線索。隻見在養魚池岸邊的一棵楊柳樹上，靠著他的那輛破自行車。車子的後貨架上，夾著一張包裝紙，上麵用鋼筆潦潦草草地寫著：
朋友們：
對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必須說明的是：我是因為失戀而自殺的，與政治無關，更與這次調往六分場無關。
我選擇這樣的時間離開你們，真不是時候。湖水太冷了，要你們下水來撈我，我實在不忍心。現在我想了一個辦法：你們為我收屍的時候，隻要拉一下這棵楊柳樹上的繩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過眼下凍土還沒有開化，挖坑要打鎬，很累的。我向為我挖墳坑的朋友說聲對不起。我特地為你們買了兩瓶二鍋頭，算是我對你們的慰勞吧。另外還有一瓶，是給替我換衣服的朋友準備的。
大冷天的幫我換濕衣服，我知道那滋味兒也很不好受。按理說，我應該多給你們買幾瓶酒的，但是我的力量達不到了。
我這輛破車，留給大劉，作為紀念。
我的鋪蓋卷兒裏，有一件棉大衣，留給老張。他要趕大車，棉襖已經很舊，把我的大衣給他吧。毛衣、毛褲之類，還有幾雙鞋，給誰都可以。那兩箱子書，最好通知我家裏運回去。盡管都不怎麼值錢，可要買卻難了。最後，奉勸想自殺的朋友們，結束之前，千萬不要忘了喝酒。它可以把你送到極樂世界。別了，朋友們，一切恩恩怨怨，都沒有了，都了結了。
敖乃鬆
1973.3.28.下午
遺書中提到的大劉，就是劉乃元；提到的老張，就是曾經以“三等公民的崗位就在農場”的論點批判過敖乃鬆的大車把式老張頭。他聽說敖乃鬆臨死之前還想到他的棉襖破舊，留給他一件棉大衣，感動得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車子旁邊的楊柳樹下，鋪著一塊塑料床單，上麵放著三瓶沒開封的二鍋頭和一個空葡萄酒瓶。——他的酒量不大，能一次喝幹一瓶葡萄酒，已經是拿出“決心赴死”的勇氣來了。——此外還有些吃剩下的糕點、奶糖，一塊手絹兒裏，包著鋼筆、手表和一些零錢，估計是赴水之前從兜兒裏掏出來的。
楊柳樹的主幹上，拴著一根全新的麻繩，不很粗，卻很長，另一頭在養魚池裏。用不著說，那一頭拴著的，就是他了。大家七手八腳地拉那根繩子，很快就把他拉了上來。他穿著黑棉襖，鞋襪整齊，麵色如生，兩手蜷縮在胸前，似乎在向大家拱手作揖。在他的腰間，拴著他那個繡有“海龍”二字的布書包，隻是裏麵裝的不是蕾蕾給他的烙餅和雞蛋，而是五六塊半截兒磚。——那是他為了加速身子的下沉特地給自己增加的重量。
善良的敖乃鬆，與世無爭的敖乃鬆，處處為他人著想的敖乃鬆，失去了生活樂趣的敖乃鬆，就這樣走了，無聲無息地走了，窩著一肚子冤屈走了。——他鄭重聲明：他是“為殉情而自殺”，與政治無關。
北磚窯有個怪人叫馬文才，他不是戲曲舞台上強娶祝英台的那個闊少，而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侏儒。以他的體力和文化來說，他什麼活兒也幹不了，隻能看個堆兒打個雜，一個月掙27塊錢。別看他的工資最低，卻是全中隊最最富有的人。那時候，二勞改們身邊誰也拿不出三五十塊錢來，但他手頭卻隨時都有兩三百塊錢可以“周轉”。不過要向他借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活脫脫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誰要向他借錢，先得拿東西抵押，借十塊先扣兩塊錢利息，到期不還，抵押品就沒收。他還有本事把沒收的抵押品賣出去，價格絕不會低於他借出去的“本兒”。任何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誰也不會向他借高利貸。
敖乃鬆的屍體撈出，看守的任務就落到了馬文才身上。據他自己說：3月28日中午，敖乃鬆去找過他，要把自行車賣給他。敖乃鬆要價35元，馬文才說這車很舊了，連擋泥板都沒有（清河農場的土路，一下雨粘極了，有擋泥板的車根本沒法兒騎，所有的自行車，包括隊長的車，幾乎都不用擋泥板），隻肯給20元；或者拿車子作抵押，借他16元，一個月後拿20塊錢來取。敖乃鬆搖搖頭，沒有答應。
看起來，敖乃鬆在臨死之前，確實想給朋友們多買兩瓶酒，可是以20元的低價把車子買給這個“夏洛克”，又實在不甘心，最後才決定把車子留給劉乃元。
對於這個“大好人”這樣悲慘地死去，人人都很痛心。濕衣服換下來了，墳坑也挖出來了，而且挖得很深。但是屍體一直停放在水泵房裏讓馬文才看著，沒有下葬。有人說是隊部要開現場批判會，有人說是要等屍親來看過以後才入土。
4月2日，敖乃鬆的弟弟敖乃柱終於來了。看過哥哥，整理了遺物，也和劉乃元見了麵。直到這時候，劉乃元才知道敖乃柱也是右派，不過他沒有被送勞動教養，而是下放在東北監督勞動，比他哥哥早些摘除帽子，而且允許回家自謀出路。據他說，4月1日那天，他老父因為心髒病複發，正在床上躺著，忽然來一警察，推門就進，進門就嚷：“誰是敖恩洪？”敖乃柱急忙迎上前去說：“我爸爸病了，有事您跟我說。”可是那警察不理他，徑自上前把老人推醒，然後大聲宣布：“你的兒子死了，自殺的，他要與人民為敵到底，這都是你平時缺乏教育的結果……”老父一聽，當時就暈了過去。
敖乃柱看了哥哥的遺書，除了把兩箱子書運回北京之外，根據哥哥的遺願處理了所有的東西。劉乃元知道敖乃柱經濟也很困難，就拿出全部積蓄20塊錢，又向朋友們借了15塊錢，湊足了35元交給他，算是買下了敖乃鬆的那輛自行車。
敖乃鬆入葬以後，敖乃柱就回到了北京。幾天以後，隊部果然按例召開了一次中隊批判會，批判敖乃鬆“抗拒改造、自絕於人民”的“醜惡行徑”。不過劉乃元因為臨時派有任務，沒有參加。事後據說這一次批判會開得很不成功，除了隊部豢養的專職宣傳員不得不寫篇稿子讀一讀之外，全中隊沒一個人主動發言的，連最善於胡侃的老張頭也默不作聲，弄得指導員下不來台，大發一通雷霆，才草草收場。
劉乃元曾經找劉德明把敖乃鬆最後的“絕唱”要過來讀了一遍，內容寫的是敖乃鬆解除教養，回到常州與蕾蕾團聚，但是蕾蕾不幸得了重病，敖乃鬆衣不解帶地盡心伺候她好幾個月，可惜她已經病入膏肓，藥石罔效。最後蕾蕾大口吐血，死在敖乃鬆的開抱之中。敖乃鬆埋葬了愛妻，一個人流浪到秦皇島，終於跳進了茫茫的大海。
文章寫得纏綿悱惻，催人淚下，但是杜撰的故事，與曆史背景全不合拍。劉乃元很後悔，怎麼會給他出了這樣一個“歪點子”，以至於把一部原本也許很有價值的小說，愣給糟蹋了。
對於這樣的寫法，可能他自己也很不滿意，所以一直到死，都沒把這部“絕唱”拿來給劉乃元過目。
劉德明現在已經故去，敖乃鬆的這部“絕唱”最終下落何處，也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