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樣的信，對一個隻有十七歲半的農家姑娘來說，是多麼難於理解呀！首先她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右派”，更不懂得什麼叫“政治前途”；她隻知道自己要把一切都獻給世界上最好的人海龍哥，可海龍哥現在卻不要她了。山盟海誓，言猶在耳，可他一回到北京，有了工作，就看不上她這個年齡幼小、知識淺薄又是農村戶口的鄉下姑娘。離別之夜她所最擔心的那件事情，果然降臨到她的頭上了。她哭著給海龍哥寫了一封情綿綿意切切的信，譴責他的變心，又盼望他不要變心。即便今後真有什麼苦要受，她也心甘情願地跟著他，保證永不變心，永不後悔。
接到這樣的信，敖乃鬆真是啼笑皆非。他的小愛神確實太幼稚了點兒，不能責怪她對自己的不理解。他再給她寫了一封信，盡一切可能解釋什麼叫“右派”：用當時的話來說，右派就是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盡管蕾蕾生長在農村，也還是知道的，懂得的。接著又解釋什麼叫沒有政治前途，簡單地說，沒前途就是不能再在首都圖書館工作，今後很可能要到農村或者工廠去從事體力勞動了。因此，他不能連累一個純潔得像透明的水晶玻璃似的姑娘與他一起受罪，一起在社會的最底層掙紮甚至無可奈何地、無聲無息地死去。
這封信發出，很快就得到了蕾蕾的回信，她說：隻要海龍哥不是找借口要拋棄她，她不怕當反革命家屬。她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一個在北京，一個在農村，不能在一起生活。既然沒有前途就是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那她歡迎海龍哥到農村去，兩個人一起種地，自食其力，與世無爭。她們村子裏就有受管製的“反革命”，隻要老老實實，不為非作歹，一樣下地種田，一樣出門拜年，村裏人也不特別歧視他們。為了當麵把事情說清楚，她決定立刻動身到北京來，上車之前再給他打電報。
剛看完信，電報接著就到。敖乃鬆倒真佩服這個姑娘辦事的痛快。看樣子，她是吃了秤砣鐵了心，不得到海龍哥，是死也不肯回頭的了。
當天下午乃鬆到前門火車站把蕾蕾接了回來。見到了小別三月的愛人，蕾蕾先是笑，後是哭。不管乃鬆怎麼解釋，她隻有一句話：隻要海龍哥不變心，她永遠跟著他，哪怕討飯或者當囚犯。為了表示她的心跡，她要求立刻就結婚，又說：隻要兩人在一起，喝水也甜，吃粥也香。
見她的態度如此堅決，一家人都很感動。但是按照當時的婚姻法，女方也要年滿十八周歲，才能登記結婚，她隻有十七歲半，又沒帶村裏的介紹信，這婚怎麼個結法？更何況敖乃鬆已經被劃為右派分子，現在是等待處理階段，究竟怎麼個處理法，誰也不知道。按最好的估計，是下放勞動，去種田或者做工，按最壞的估計，那就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在這樣的節骨眼兒上向單位提出來要結婚，即便女方年齡合格，也不合時宜呀，何況女方還不滿十八歲？
既然女方態度如此堅決，在特殊情況下，老太太做出了特殊的決定：年齡不夠，幹脆不登記，先把婚事辦了再說，連單位也不通知。一家人藏起了煩惱，強顏歡笑，急忙買菜打酒，舉辦婚宴，來一個苦中作樂。——此情此景，真正應了“黃連疙瘩當簫吹”這句四川歇後語了。
敖恩洪老先生在《中國畫報》社工作，住在阜成門外二裏溝文化部宿舍三樓。那是一座老式的住宅樓，樓梯在牆外。不過敖家住的是一套三居室，在住房普遍狹窄的當年說來，麵積還算是大的。三間房間，老兩口兒住一間，四個兒子合住一間，小保姆住一間最小的。既然是娶媳婦兒，哪怕十分倉促，非常草率，也不能讓新娘子在客廳打地鋪吧？於是老太太與小保姆商量，請小保姆在客廳的沙發上暫時將就幾夜，她的小房間，讓給乃鬆作新房。
敖乃鬆以“待罪之身”在家裏等待“處理”，新婚燕爾的蜜月期，其實並沒有幾天。當時他們所做的最壞打算，無非是送勞動教養。而根據當年8月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署公布的《勞動教養條例》，這不過是一種“最高的行政處分”，時間也不會太長，隻要勞動一段時間，表現好一些，就會摘去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單位工作。所以當時他們兩人對於處分的恐懼感倒並不十分強烈，令他們傷心斷腸的，正是那如膠似漆的燕爾新婚，難分難舍！
幾天之後，這一誰也不希望它到來的場麵，終於到來了。一輛小吉普，開到宿舍樓前麵停下，下來兩個警察，叫開了敖家的房門，取出一張蓋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委員會大印的“勞動教養通知書”，要敖乃鬆簽字。
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所以全家人都沒有慌亂。敖乃鬆鎮定自若地簽了字，與父母、妻子、弟弟們告了別，拎起家裏早就給他準備的鋪蓋行李和洗漱用具，在警察的押送之下緩步走出了家門。
這樣的場麵，盡管頗有幾分“風蕭蕭兮”的悲壯感，但在當時說來，卻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敖乃鬆跟家裏人有話在先，一旦出現預料中的事件，全家人第一是要鎮靜，千萬不要慌亂，不要號哭；第二是誰也不要送行，隻當他到另一個地方去上班一樣。今天的事情既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家裏所有的人也都能夠克製自己。與蕾蕾道別的時候，盡管她眼眶中充溢著熱淚，但是緊咬著嘴唇，沒有發作，表現得十分堅強。她似乎想撲過來與丈夫擁抱一下，但是一隻手被老母親死死抓住，隻能用淚眼目送著丈夫轉身出門而去。
當敖乃鬆走出家門，走下了三層樓梯，剛走到二層樓梯的轉角處，突然聽見頭頂上傳來一聲撕心裂肺的呼叫：“海龍哥，你要保重啊！”
敖乃鬆一抬頭，隻見蕾蕾就站在三層樓梯的轉角處，披散著頭發，淚流滿麵，分明是為了掙脫母親的控製反抗過一陣子的。這一眼，是敖乃鬆有生之年看蕾蕾的最後一眼。他不敢再看，也不忍再看。此情此景，就是鋼鐵漢子、石頭心腸，也難免要為之動容，潸然淚下的。他知道，這時候隻要他也喊她一聲，甚至隻要稍一遲疑，蕾蕾肯定會衝下來。為了避免出現令人看笑話的一幕，敖乃鬆用最大的自製力克製了自己，隻是回頭看了她一眼，僅僅一眼，就狠起心腸，提起鋪蓋卷兒來，加快步伐走下樓梯，惟恐來不及似地鑽進了小吉普。
直到車子開動，他都沒有再看蕾蕾一眼。他怕看到意外的情景，會控製不住自己。
1966年在三餘莊被隊部抄走的“鴛鴦蝴蝶派反動小說”，寫的就是這一段“情史”。作為一部小說，當然寫得很細致，很生動，不像這裏“複述”的這樣粗疏而笨拙。至於教養以後的故事，可能還來不及寫，或者說還不知道應該怎樣寫，稿子就遭到了浩劫，被作為“罪證”裝進他的檔案袋中去了。
所有的人，包括決定送敖乃鬆勞動教養的首圖黨委在內，都不會想到“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右派分子，居然會一進公安局就有如泥牛入海，有去無回的。敖乃鬆也和大多數被處分的右派分子一樣，抱著悔改之心，真的打算在勞動中脫胎換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有肺病的底子，從來沒有從事過強體力勞動，又患有脫肛症，稍許累著點兒，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這樣的文弱書生，要過勞動這一關，該有多麼困難。
今天的青年人，也許很難想象當年被勞改的右派分子們是如何生活、如何勞動的。近來我到北京市所屬的勞教所去參觀，見那裏環境幹淨，教養人員們睡的是上下鋪的單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麵，房間裏有電視機、電風扇，穿得整整齊齊，教養期間還允許結婚、允許高考，比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勞教場所來，簡直一個像天堂，一個像地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勞教所，吃的是麩子麵窩頭，而且隻能吃半飽，床鋪上臭蟲、虱子成堆，一條統鋪上要睡二三十個人，一人隻有30幾厘米寬的鋪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勞改犯！就是這樣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一群，許多人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幹起活兒來，卻一抬兒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做十幾二十來方土方！
簡單說吧，敖乃鬆以改造自己、重返崗位、與蕾蕾團聚的主觀願望為動力，咬牙克服一切困難，在勞動中表現得極為出色。在此期間，他與蕾蕾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蕾蕾恪守諾言，矢誌不渝地耐心等待著丈夫的平安歸來。勞動教養起初是沒有期限的，強調的是“誰改造好了誰走人”，但是從1957年深秋到1961年的初夏，時間一晃過去了四年，改造了四年之久的右派分子們，竟連一個也沒“改造好”，連一個解除教養、重返崗位的人也沒有。一直到了1961年的5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屬勞教單位分別召開大會，對每一個勞教分子都宣布了教養期：最短的半年，最長的3年；但是有一條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一律從1961年5月24日算起。教養期一宣布，台下的人為之嘩然：三四年的艱苦勞動，不容易呀，說不算就不算，哪有這樣的道理？可是在那法製不健全的年月，不管有意見沒意見，執行單位隻能堅決執行，誰也改變不了。
1957年，敖乃鬆僅僅給領導提了幾條改進工作的意見，根本不錯，更不是罪大惡極，卻被定期為三年。他長歎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把這一“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麼說，總算有了個“盼頭”不是？
沒有想到問題會出在蕾蕾那邊兒。1956年秋天，敖乃鬆與蕾蕾定下了親事，村子裏的人都說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對兒”。曾幾何時，敖乃鬆成了右派，成了教養分子，人們的口氣就變成“一朵鮮花兒插到了牛糞上”，有的動員她趁早一儀兩斷，以免受到牽連；有的就給她張羅對象，勸她重打鑼鼓另開張。但是所有這些好心人的“遊說”，都讓蕾蕾給“噘”回去了。她隻愛海龍哥一個人，除了海龍哥，她誰也不嫁。
到了1964年，蕾蕾已經二十五歲了。這個年齡的女人，在農村中早就已經做了媽媽，隻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著丈夫的歸來。她知道，最多再過一年，她的海龍哥就要回來了。因為海龍哥多次給她寫信講過，根據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養，也必須強迫留在農場繼續改造，隻有家在農村的，才準許回家務農。她倒暗暗為此高興過：幸虧自己身在農村，不然，海龍哥可就沒救了！
1964年，農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個村子，老支書、老村長，都被打成了“四不清幹部”，先後下台了。新上任的支書和村長，都是部隊裏回來的年輕人。他們見蕾蕾出落得越來越漂亮，卻又二十五歲了還不嫁人，就動開了她的腦筋。他們當然都知道她在等待著她的海龍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龍哥是個何等樣身份的人。或許是他們也聽說了敖乃鬆再過半年就要來常州與蕾蕾團聚的消息，就決定采取“先下手為強”的對策，一方麵到蕾蕾父親那裏以“說媒”為名施加壓力，一方麵直接對蕾蕾下手，強迫她與“右派分子劃清政治界線”。蕾蕾當然不幹，堅決反抗；但她父親“胳膊擰不過大腿”去，不答應不行，結果是不答應也得答應，何況蕾蕾與乃鬆根本就沒有辦理過結婚登記手續，法律並不保護她的“不合法”婚姻。於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村子裏演出了。
那一段時間，敖乃鬆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親眼看見村幹部們把五花大綁著的蕾蕾綁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無濟於事，甚至沒人同情她，反而說她痰迷心竅，現放著一個“黨員幹部”不嫁，卻心心念念想著那個“反革命勞改犯”！
自從1962年右派分子們集中到團河農場以後，允許家屬們每月來接見一次。後來又特許表現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給假幾天回家去看看。敖乃鬆合並到團河來以後，他家在北京，勞動表現又不錯，當然也得到了這種“人道主義”的待遇。敖乃鬆回到家裏，敖乃柱正好從常州回來，就給哥哥敘述了自己的親眼所見。他的本意，是想來一個快儀斬亂麻，讓哥哥斷了想念蕾蕾的念頭，免得老背著這個沉重的思想包袱。沒有想到情重的哥哥一聽這個消息，差點兒暈倒。第一他不知道蕾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搶到“夫家”之後能不能活下來。第二他失去了這惟一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了。但他還有一個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這一場生死之戀的經曆寫出來，傳之於世，讓人們都知道。特別是到了三年教養期滿，公安局還不放他，他萬念俱灰，隻剩下“要把小說寫出來”這樣一個念頭了。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從1964年到1966年，他利用工餘飯後的點滴時間，蘸著血與淚，詳詳細細悲悲切切地把這一段真實的故事記錄了下來。可惜這樣珍貴的東西，竟被右派中的“積極分子”們當作邀功請賞的資本，先是告密，接著沒收，後是批判，到現在則不知下落了。
對敖乃鬆來說，小說就是他的生命。難怪手稿一被抄走，當天夜裏他就上吊，再也不想活下去了。因為這第二根精神支柱被折斷了，他又一次崩潰了。
劉乃元聽完了敖乃鬆的敘述，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動人的題材，就懇切地鼓勵他從頭開始，繼續寫下去，並且答應盡可能地幫助他完成這部作品。在劉乃元的積極支持下，他終於又一次拿起筆來，重新用全身心投入寫作。他利用一切機會偷偷兒地寫，一點一滴地寫，寫得更加認真、更加投入，也更加精彩、更加有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