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序文字，多為作者情懷的夫子自道；而在魯迅先生有文集麵世後的幾乎每一年間，一直到死，都在籲吐著抑鬱和悲涼，表達著對人世涼薄、社會黑暗、人間鬼魅的激憤，有無限蒼茫的感慨和按捺不住的憤慨，創巨痛深，憂憤深廣。探尋魯迅先生這14年間的生活軌跡，則同誌誤解、兄弟失和、上司欺壓、權貴迫害、同事猜忌、文壇圍攻、同道冷箭、身後讒言，不一而足；明槍暗箭，防不勝防。寂寞、忘卻、隔膜、死亡、靜默、荒涼、無聊、麻木等關鍵詞穿行在他的序跋文本的字裏行間，悲涼的人生際遇，少年失怙、家道中落投下的心理陰影，使魯迅思想資源的積累更偏好於激憤、孤獨的一路（如對屈原、嵇康的情有獨鍾，對克爾凱郭爾、尼采的長期浸淫），嵇康的“師心使氣”“慷慨激昂”，孔融的“譏嘲筆調”，都曾得到魯迅的讚許並效仿。一開始接觸文藝，就對那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叛逆詩人的作品十分推崇，更喜愛那些“抗爭和憤激之談”，廚川白村、鶴見祐輔、常穀川如是閑等作家都曾受到他的特別青睞。究其原因，那種社會挑剔者、批判者的觀察視角正與魯迅從小就用懷疑和憎惡的眼光看待世界相吻合。因此，如果我們不苛責先賢，而能作設身處地的體諒，就知道那些題序文字中的陰鬱和憤激，實在是魯迅對環境的真實感受使然。可以說，絕望和悲情造就了魯迅的內在經驗世界，並貫穿於他生命的全程，成為他寫作的一切。
二
而正是這樣的悲情和冷眼，使魯迅的目光無比犀利，對社會弊端及其思想根源的洞察力，遠遠超過同時代人。他不像李大釗似的熱情洋溢，不像陳獨秀那樣一往無前，沒有梁漱溟那種舍我其誰的擔當意識，也沒有胡適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篤定精神。在設計藍圖、匡救時弊、積極建構、踏實推行等方麵，魯迅在上個世紀中國的誌士仁人中，的確稍顯遜色。但他也沒犯下李大釗那種用理想主義揣度政治鬥爭的錯誤，不至於像陳獨秀那樣需要刀光血海的教訓才能從現實中猛醒；也沒有如梁漱溟那般的不自量力，要想給毛澤東一類政治強人去當“王者師”；更不至於如胡適們那樣與虎謀皮，以“好人政府”肇始，卻以自取其辱告終。在參悟世事、透視黑暗、洞察人心、考量人性、確診病源方麵，他的深刻和睿智實在驚人，是上述諸人遠遠不及的，這也是我們至今無法繞過魯迅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這樣的悲情和冷眼，使魯迅具有高瞻遠矚的曆史和社會批判眼光和超人的膽識，他的冷眼總有常人不及的發見。他通過狂人之口，把中國曆史、文明高度概括和比喻為“吃人的宴席”，而傳統中國就成了“安排人肉宴席的廚房”。狂人晚上睡不著覺，翻開曆史書，在滿紙仁義道德的字裏行間，看到的隻有兩個字：“吃人”。魯迅給他的朋友許壽裳的信中說：為什麼寫《狂人日記》？因為偶讀《資治通鑒》，才醒悟到中國人尚是一個食人民族。他說自己重視這發現，而知者尚寥寥也。“魯迅的目的很明確，他要把這種’知者寥寥‘的屬於思想先驅的獨特’發見‘，通過小說的形式曉示全國。”《狂人日記》用“吃人”來概括中國傳統，雖是一種文學象征，但的確表現了魯迅對傳統的猛烈而深刻的批判，是極帶義憤的攻打和否定。在五四時期，魯迅一談到舊文化舊製度，往往深惡痛絕，有時把話說得很“絕”。他甚至曾經用這樣義無反顧的語氣來表示：“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仙丹，全部踏到他。”對魯迅的這種非常規思維的逆反評判，在讓人震撼、驚愕、不習慣之餘，會頓覺清醒，思路別開生麵。
“一些我們引以為榮的事，到了魯迅那裏，卻可能又有新發現，有入骨的質疑。”他把雍正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的盛世之舉，視為一種“文化統治”，是“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文化和人情”，“文字獄隻是由此而來的棘手的一種”。魯迅有意用這種逆反式的評判去警醒人們，掙脫被傳統習慣所捆綁的思維定勢，揭示曆史上被遮蔽的真實，正視傳統文化中不適於時代發展的腐朽成分。針對五四落潮後，那些重新要提倡尊孔讀經的思潮和對那種麻木人心的“僵屍的樂觀”的反感，向青年提出“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在這看似偏激的主張裏，是魯迅期待青年一代盡快擺脫禁錮民族精神，麻木靈魂，消解活力的衰腐傳統文化的警示。魯迅指出傳統文學中常見的“大團圓”、“十景病”其功用就是粉飾現實，製造瞞和騙的大澤。至今讀來，仍能從他那睿智的卓見中獲得深刻的思想啟迪。在《傷逝》這篇愛情詩化小說中，魯迅沒有去為當時一片叫好的“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時代風潮推波助瀾，而是一仍舊貫充滿悲情地寫愛情是如何逐漸冷卻為愛人之間的隔膜而走向死亡的。魯迅通過涓生之口警示那些單純以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為目的的人們——“……大半年來，隻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在五四作家中，魯迅第一個意識到現代愛情的雙重性：愛情意味著婚姻，而婚姻則本能地排斥自由選擇的可能性。”當人們都在為“娜拉”的出走鼓掌喝彩的時候，魯迅卻冷靜地追問“娜拉走後怎樣？”指出在婦女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的社會裏，娜拉的個人反抗是無力的，所以走後也隻能墮落和回來兩條路。即便麵對死亡，這一國人諱莫如深的題材，曾在死亡的陰影中穿行的魯迅在他的散文詩《野草題辭》中，卻以深晦而充滿哲思的語言道出了他對死亡的雙重性的認識，賦予死亡以生的哲學思考：“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遠非空虛。”魯迅作品中表現的諸如此類啟人智慧令人警醒的超出常人的對問題的思考和見解，其深刻性不僅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作家無人可比，就是在現在，他的一些思想也是無人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