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善於感受和發現問題，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質，非如此無法持續展開他的思考，而且難以承受探索之路上的種種挫折，這一點，在自然科學和人文領域是一樣的。我們從來不會因科學工作者對種種問題鍥而不舍，就責備他們不向大自然感恩、不注意思想感情的平衡，為什麼就不能用類似的標準體諒人文思想者呢？科學家們的發明創造，歸根結底來自對自然界與人類欲望的矛盾，他正是對這類問題盯得緊、想得深、丟不開，才有研究的持續動力，在這一點上，人文思想者是與之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科學家在麵對自然界的各種問題時，不會對大自然提出人性的要求，故一般不會摻入感情因素，而其追究問題的興趣也不至於傷及他人；但思想家麵對的問題，常常是人類生活中的困厄和災難，其中多半有人為的原因，或者說思想家們更關注的也是人為的原因，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觸動感情，這種感情的強烈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思想者對問題的敏銳和執著。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悲觀的、敏銳的、冷眼看待世間萬象的人文學者，比樂觀的、中庸的、極力照顧人際平衡的人文學者，更接近思想的聖殿。偏執的深刻比從容的衝和更能孕育探索所必需的激情。對這一點，李澤厚認為：“魯迅即使在激烈的戰鬥中也仍時時撫摸著生和死，驚心目睹著生命的逝去和滅亡的總將來臨。魯迅不像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來抵擋和掩蓋深刻的悲觀，用苦茶和隱士的自我解嘲來解脫人生。”林毓生說“魯迅有一種敏感和懷疑的氣質，他認為中國民族根性的痼疾太深，民族的傳統太腐敗，因此，這種沉屙是否能夠治愈，過去傳統的影響是否能夠摒除，還是成問題的……外觀上他疏遠、淡漠，內心則悲憤、沉鬱；但他卻有一種誠摯的關懷和道德的熱情，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辯力表達他對中國文化危機的極度痛苦”，使其意識的主要特點是“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衝突。”汪輝指出：“魯迅的深刻之處在於：他代表了所處時代的理想，確又表達了對於這種理想的困惑，”“魯迅的精神和文本是由諸多自相矛盾的觀點、情感構成的，這些矛盾點在不同時期雖有消長，但同時共存和發展，構成了魯迅悖論式的精神張力結構”，“種種試圖把魯迅思想和藝術納入某種有序的、統一的過程，以證明某種本質的、必然的規律的做法，都是對魯迅豐富複雜的精神世界的簡化和’誤讀‘。”林賢治對魯迅不同凡俗的崇高有深刻的見解，他在其《人間魯迅》中指出：“曆史人物之所以偉大，正在於我們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選擇中間，我們根本不願拒絕他的靈魂的參與。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沒有把黃金世界輕易地預約給人類，卻以燃燒般的生命，成為了千千萬萬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錢理群認為魯迅“對中國國情的把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楊義更為明確地指出：“魯迅小說所體現的那種異常強健、睿智和深刻的理性”是尤為可貴的。“如果說在藝術天才上可以和魯迅媲美的世界文學巨匠有一批人，那麼在以光輝的理性參與民族和人民的曆史發展上堪與魯迅相軒輊的世界文學巨匠就寥寥無幾了。”各位專家學者對魯迅精神情懷的這種體認，或許有助於我們對魯迅精神的冷峻和偏激、睿智與深刻作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