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政研室轉呈謝鐵驪、錢江給毛主席的信，“四人幫”恨之入骨。江青攻擊說：“他們就是重視那個《海霞》，而且為了《海霞》，那可是開創我們黨的記錄，曆史上沒有過的，下命令讓中南海的放映員去抄文化部主要負責同誌的家，而且下命令讓所有政治局委員都要去看。”
第八次 1975年8月8日
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三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談了以下一些問題。
8月初，胡喬木要計委搞一個關於企業黨委的材料。計委同誌找北京幾個企業的黨委書記開了座談會，整理了一個材料。胡喬木說，看後得出一個概括性的看法，現在很多企業裏實際上實行的是“黨委書記一長製”。鄧小平聽後說，現在需要解決企業的體製問題。如果將來工代會的製度健全後，革命委員會是否還存在？那時恐怕還是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還說，部隊裏事事都集中到黨委也不行，必須還有各種職能機構和指揮係統。
在談話中，因提到泥塑老藝人楊士惠，談到要開設專科學校，鄧小平就說：現在許多專門人才都有後繼無人的現象。北大有個半導體專家黃昆，現在學校讓他改行了，很可惜。胡喬木接著講起華羅庚在哈爾濱幾乎病死，科學院陪去的同誌不負責。說華羅庚死了還不知誰來後繼。還說李四光的遺著整理就很難。
鄧小平對胡喬木說，你送我看的科學院和冶金部關於調查首都和鞍鋼技術人員使用情況的彙報材料已看過了，不必轉送主席了。科學家張文裕有個很短的談話，講科研工作趕不上生產發展的需要。這個談話好，已送主席了。
關於《海霞》，鄧小平說，《海霞》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壓製是不對的。他還說，文化部對一些問題的處理很成問題。現在的文化部恐怕辦不好《人民文學》這個刊物。胡喬木說，文化部搞反“行幫”。實際上是壓製不同意見。
在這次談話之前，胡喬木曾把《文彙報》發表的三篇借古諷今的批儒文章（1975年6月28日《儒家路線上台的曆史結局——談肖望之的宦海沉浮》和7月12日《趙高複辟有其深刻的社會基礎》、《儒家勢力存在，社會就不得安寧》）的剪報送給鄧小平看。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提到此事時說，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罵嘛！
說明
這次談話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
一、鄧小平談了企業領導體製與企業管理問題。
1975年6月，鄧小平提議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他說，前一段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都是一個一個地解決，光這樣不行，要通盤地研究。（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運動情況簡報》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4頁）務虛會從6月16日開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王震、穀牧、餘秋裏等參加。會議開了近兩個月，揭露了“文革”中經濟工作的問題，研究了今後經濟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編製第五個五年計劃和十年長遠規劃作了準備。務虛會上提出要搞一個關於工業整頓的文件，7月起，在李先念副總理主持下由計委負責起草（房維中執筆），7月25日拿出了初稿。這次談話中，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調查研究企業黨委的情況，鄧小平談論企業領導體製問題，也是針對著整個工業整頓和為著起草這個文件的。
在領導體製方麵，鄧小平明顯地對“革命委員會”表示了否定的意向，主張“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這個主張，當時沒有寫進條例中去，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反複研究和試點，才正式恢複，八十年代又進行了改革。在企業管理機製方麵，鄧小平主張建立各種職能機構和指揮係統，發揮它們的作用，不能事事集中到黨委。這個指示，後來寫進了9月2日《工業二十條》的稿子中，文為：“所有企業，都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建立強有力能獨立工作的生產管理指揮係統，負責管理指揮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及時處理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不能事無大小，都由黨委直接處理，妨礙黨委抓大事。要按照生產的需要和精兵簡政的原則，建立精幹的職能機構。這些機構，必須麵向群眾，麵向基層，麵向生產第一線，同群眾管理密切結合起來，搞好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財務管理。”
8月18日，鄧小平在國務院主持召開會議，對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8月17日稿，共十四條）進行討論。政研室負責人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出席。鄧小平就加快工業發展的有關問題講了重要意見（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此後，政研室即參加這個文件的修改（在胡喬木指導下，於光遠、鄧力群自始至終參加，吳冷西從10月下半月起參加）。首先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增加幾條：以農業為基礎；整頓企業管理，加強責任製；質量第一；按勞分配；增加工礦產品出口，進口先進技術；等。文件由原稿的十四條增為二十條，於8月22日寫成。8月31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討論。認為文件的政治部分沒有提起綱來，前幾條要重寫。要找一些企業座談討論。9月2日改出一稿（為十八條），3日送李先念、紀登奎、穀牧。他們認為這個稿子過於尖銳，還得改，不能拿出去。9月4日至12日在北京請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十個企業負責人座談，仍用8月22日的稿子。10月8日又改出一稿（二十條）。10月9日拿到在北京出席農村工作座談會的十二個省、市委書記中征求意見，得到普遍讚同。10月中旬，胡喬木又先後同紀登奎、穀牧商量修改，在政研室內多次討論。10月21日至22日又在國家計委進行討論。修改稿於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條，擬交1975年10月25日至1976年1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但在10月29日的國務院會議上張春橋不同意，認為文件太長，又未引“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語錄，故沒有通過。胡喬木等對文件又作了一次修改，仍為二十條，標題稍有調整，篇幅壓縮了一半以上，成11月3日修改稿。這時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開始發動，終於未付討論。後來“四人幫”放在小冊子裏作為“大毒草”批判的，隻是9月2日的那一稿的一個錯漏很多的傳抄本。
在《工業二十條》的修改過程中，胡喬木講過不少意見。主要是：
（1）強調《工業二十條》要像《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那樣，講清楚毛主席的工業路線。在工業建設中，毛主席過去早已解決的問題，要堅持下去。現在發生的問題是離開了毛主席的工業路線而產生的。要把毛主席有關語錄排列成章，作為加快工業發展的思想理論基礎。這方麵站住了，就可以勢如破竹，所向無敵。
（2）要把工業“二十條”搞成帶思想性理論性的文件，原來的稿子隻是一些方針政策的規定，寫得幹巴巴的，沒有吸引力。文件一開始要大講加快工業發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陳詞，同外國比，我們落後幾十年，一定要爭時間，搶速度，浪費時間是犯罪；說明加快發展是經濟任務，也是政治任務。各條的寫法，先要講正麵道理，然後再講目前存在的問題，然後回過頭來講問題如何解決，也不難解決。要講恢複過去傳統的一貫的做法，達到過去最高水平，說明應該做到，也不難做到。現存問題的嚴重性要擺出來，使人印象深刻，不能容忍，非整頓不可，當然也不要造成今不如昔的印象。現代化是“紅線”。整個文件要拿二十五年實現現代化的“紅線”貫串起來。
（3）要把加快資金積累同加快速度聯係起來，放在文件最前麵講，說明這不是“利潤掛帥”；學習外國才能加快速度，這個道理也要放在文件開頭講；整頓企業一條，要增加內容，要批判無政府狀態，要針對我們企業中的情況從理論上講清楚無政府主義的問題，說明搞無政府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在體製方麵，強調反對黨委書記一長製，強調建立工業中獨立的生產指揮係統；關於按勞分配、勞動競賽等問題，要引毛主席語錄來說明一定要實行，現在不敢理直氣壯講這些問題不好；學大慶要像學大寨那樣，有幾條具體標準，說明怎樣才是大慶式的企業；等等。
二、鄧小平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
科技和人才是這次談話議論的一個熱點。鄧小平為許多科技部門專門人才後繼無人而憂慮，為科研工作趕不上生產發展的需要而憂慮。從談話可見，他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當時，整頓科技，改變我國科技落後麵貌，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已經是他注視的重點。按照鄧小平的部署，胡耀邦從7月18日到中科院視事以後，即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準備寫科學院工作的彙報提綱了。政研室也抓了科技情況的調查研究，胡喬木會前向鄧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鋼技術人員使用情況的彙報材料，會上談了華羅庚和李四光的情況。
8月8日談話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在9月26日鄧小平聽取胡耀邦彙報科學院工作時又一次談到。鄧小平說，鞍鋼科技人員比重少，不是多了。又說，有個搞半導體的，是個老科學家，叫黃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別的，他不會。半導體所請他作學術報告，反映很好。他說這是業餘研究的。這種人是大量的，學非所用，應當發揮作用。不然，是對國家最大的浪費……為什麼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調到科學院半導體所當所長。
三、鄧小平對“四人幫”控製的文化部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說“很成問題”。
涉及的具體問題除壓製影片《海霞》以外，還有《人民文學》複刊和所謂“反行幫”。
關於《人民文學》複刊。早在1972年春，原《人民文學》負責人已按周恩來關懷下製定的《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精神，著手準備《人民文學》的複刊工作。但“四人幫”百般刁難，不予批準。結果籌辦班子被迫解散，複刊計劃被打入冷宮。1975年7月，在毛澤東連續幾次對文藝問題談話、批示的情勢下，《人民文學》複刊工作重又提上日程。這時，“四人幫”又忽然熱心起來，企圖將這塊陣地抓到自己手裏。1975年8月25日，張春橋親自召見他們在文化部的一個親信謀劃，很快就配備好了他們的骨幹。9月8日，張春橋在文化部給中央政治局的複刊報告上首先批了“擬原則同意”。鄧小平讚成《人民文學》複刊，但不同意由文化部辦。他在8月8日這次談話時說，“現在的文化部恐怕辦不好《人民文學》”，就已表示了不讓《人民大學》落入“四人幫”掌握之中的意向。所以，在這份複刊報告上，他針鋒相對寫了以下批語：“看來現在這個文化部領導辦好這個刊物，不容易。”使“四人幫”攫取對《人民文學》領導權的圖謀一時不能得逞。到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四人幫”對此進行反攻倒算，在“兩校”大批判組寫的一篇文章中誹謗鄧小平“掄起‘整頓’的大棒，誣蔑文藝界新的領導班子，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連個文藝刊物也辦不好”。
關於“反行幫”。1975年上半年江青布置文化部係統批判所謂“行幫”，以此排斥異己，鎮壓群眾，鞏固他們在文化界岌岌可危的統治。他們的陰謀遭到群眾抵製。毛澤東7月談話和批示後，對所謂“反行幫”已經是群情鼎沸了。就在這次談話的這一天，中央音樂學院李春光貼出的大字報中，有一段話抨擊了所謂“反行幫”。他寫道：“批‘行幫’。什麼叫行幫？據說就是宗派。很好。這是該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們文化部頭頭有沒有行幫？你們有沒有‘哥們兒義氣’，有沒有‘好處想著點’，‘問題兜著點’？有同誌發言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指出你們有行幫，而且指出你們是文藝界危害最大的行幫。我對這個意見表示支持，對這種敢於直言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表示欽佩！”他又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在“反行幫”中受批判打擊的都是在創作中盡了心力的正派之人，“批行幫就批此類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幹什麼。”
第九次 1975年8月21日
下午，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四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讀完後吃飯時談了以下問題。
8月15日中央印發了毛澤東8月13日關於《水滸》評論的談話。胡喬木問鄧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針對什麼的？是不是有特別所指？鄧小平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決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
在這次談話之前，鄧力群把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寫的一張學習毛主席關於《創業》批示、批評文化部的大字報交胡喬木轉送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說，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張大字報已送給主席看了。
胡喬木向鄧小平談到政研室調幹部的問題，說：我們想調一些能獨立工作的中年幹部，可是比較困難。鄧小平說：是啊，中年幹部在全黨全國都是缺的，現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幹部。
鄧小平講到劉冰等人給毛主席的信（8月13日），說：清華有人告遲群發酒瘋，你們知道麼？我把他們的信轉給毛主席了。胡喬木問北大、清華的具體工作實際上是什麼地方管？鄧小平說：北京市委。胡喬木說：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會管得了。當初毛主席抓六廠二校，情況是正常的，現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誰在管。清華、北大是全國最重要的兩個大學，辦得怎麼樣，對全國是要發生影響的。要管還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體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機會把北大、清華的有些情況向主席反映反映，這樣北大、清華的領導工作中的問題才能解決。
在下午談話前，當天上午，胡喬木把蕭勁光給中央的一封信和所附7月上海報刊上發表的兩篇反對軍委擴大會議的文章轉給了鄧小平。
說明
這次談話涉及四件事。
一、關於評《水滸》。
毛澤東8月14日審定關於《水滸》評論文本的當天，姚文元就給毛澤東寫信說，關於《水滸》的評論“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姚提出將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誌和上海市委寫作組”，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批示“同意”。胡喬木看到8月15日印發的中央文件後，從“四人幫”利用曆史、小說、電影等搞陰謀的一貫伎倆，懷疑其中包藏禍心。所以在這次談話中問鄧小平，毛的指示是針對什麼？是不是有特別所指？鄧小平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決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
毛澤東這次對《水滸》進行評論的經過是這樣的——
毛澤東於1974年7月17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上批評了江青，第一次提出“上海幫”，告誡“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以後，即離開北京到外地，於1975年4月中旬才返回北京。這時，毛澤東因患白內障雙目近乎失明，已長期不能看東西了。為毛澤東讀書的北大古典文學教員蘆荻，先前曾聽到傳聞：毛澤東講過《水滸》是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8月13日即向毛澤東請教此事。毛說，那兩句話是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按：應是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同誌時講的）。接著，蘆荻又請教：既然如此，那麼《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裏？應當怎樣讀它？毛澤東回答蘆荻的問題說：“《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他還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他還指出：“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毛澤東指示：“《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毛澤東對《水滸》的這番評論由蘆荻記錄整理，毛澤東於8月14日審定。
從上述過程可見，毛澤東的評論，是對《水滸》這部小說人物形象和認識意義而言的。他指出了這部小說的主要的政治傾向和社會價值，確如鄧小平在8月21日談話中所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可是，韜晦一時的“四人幫”借評《水滸》又活躍起來，他們肆意歪曲毛澤東的評論，猖狂地製造反周反鄧的輿論。8月下旬，江青召集於會泳等開會就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9月12日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前和17日會議期間，江青又在大寨大講評《水滸》“要聯係實際”，“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明目張膽地影射誣陷攻擊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主席”。圍繞《水滸》評論，開始了又一場尖銳的鬥爭。
這次談話後不久，胡喬木提出政研室要寫評《水滸》的文章，要“從與眾不同的角度評論《水滸》”。9月上旬，胡喬木同政研室其他幾位負責人一起議論了文章的構思，確定了寫作班子成員，指定由吳冷西負責。胡喬木說，要研究《水滸》的各種版本，研究宋史中關於梁山的史實；要著重寫農民戰爭的規律性，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對農民戰爭的局限性、皇權主義要作出分析，還要參照外國農民戰爭的曆史。胡喬木企圖從農民戰爭的曆史、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來論證毛澤東對《水滸》評論的意義。同時，他要北京圖書館選編馬恩列斯論農民戰爭的語錄和解放以來關於評價《水滸》的觀點摘錄等資料。
二、關於李春光的大字報。
李春光當時是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理論係的青年教師。在8月2日和4日該係學習討論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的會上，他先後三次發言。會後，他把發言整理成文。8月8日，以《在學習會上的發言》為題貼出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旗幟鮮明，尖銳潑辣，針針見血，擊中“四人幫”的要害。如批評扼殺《創業》的“十條”說：“我認為‘十條’在理論上是荒謬的，邏輯是混亂的，作風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於安定團結，是和安定團結唱反調、唱對台戲的，是反對安全團結的。”“你們搞這個‘十條’，一不要馬克思主義，二不要民主集中製，三不要群眾路線，四不要無產階級紀律，你們是目無王法！這麼搞，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文化部幾個頭頭不聽周總理的指示，作者憤然寫道：“總理的話，你們可以置若罔聞。你們是國務院的下屬機構，你們竟可以不服從國務院總理……你們所采取的這種態度，為億萬人民所不容！”大字報對文化部在幹部政策、理論研究、壓製創作等方麵存在的問題，都擺出具體事實，淋漓盡致地予以揭露。大字報還直指江青的樣板團“搞什麼烏煙瘴氣的鬼名堂！”“大家有意見，但是不能講。講了就是‘炮打’。”責問文化部“負責人”：“什麼時候講過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什麼時候容忍過半句批評意見？你們一句話就是玉皇大帝的聖旨，大家隻能‘唯唯’，‘諾諾’。”大字報貼出後，震動很大，群眾爭相傳告，“四人幫”則竭力封鎖，不準傳抄。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政研室負責人鄧力群有一個侄子，是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星期天到他家來，向他講了這張大字報。鄧力群認為這是毛主席關於《創業》批示傳達後，第一個比較強烈的反響，即讓侄子去抄來。鄧的侄子到音樂學院抄大字報時，這張大字報已經被煤堆遮蓋起來了（這也是“封鎖”之一法）。他就找到了李春光家，征得同意，要來底稿，抄後送給鄧力群。鄧力群看了大字報，感到雖不免有用語尖刻、提法欠妥之處，但總的說來寫得很有氣勢，擊中要害，應該向上麵反映。鄧力群寫了兩三百字的簡要情況，連同大字報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喬木送鄧小平。從這次談話可知，鄧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報轉送給毛澤東了。毛看後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據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運動情況簡報》第四十三期（1977年3月7日），第6頁；第四十七期（1977年6月28日），第7頁。）
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此事被追查，作者遭迫害。於會泳竟造謠說“鄧小平已將李春光的大字報作為十二月份搞政變的材料了”，立即下令將李春光隔離審查，並準備在1976年10月開大會批鬥。
粉碎“四人幫”後，在1976年11月17日首都文藝界萬人批判“四人幫”大會上宣讀了這張大字報的一些主要內容，激起到會群眾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
三、關於幹部問題。
重視中年幹部的作用，強調“最重要的是中年幹部”，這是鄧小平在幹部問題上的又一個重要思想。這次談話之前，他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就講過：“要選一些比較有實際經驗的稍微年輕一點的幹部進領導班子，五十歲的、四十歲的，能有更年輕一點的就更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26頁）這次談話之後，他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9月26日在聽取胡耀邦科學院工作彙報時，他說：“四十多歲的人，搞十幾年了，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歲的人來搞。好的管黨，管後勤工作。”在9月底聽取胡喬木、吳冷西彙報政研室調幹部的一些考慮時，鄧小平又說：老中青三結合，主要是要調中年幹部。調來了馬上頂用。還要身體較好，可以出去搞調查的。在九、十月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他又指出：“老中青，現在要著重注意中。這裏所說的中，就是現在四十多一點的幹部。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經驗，有些還有上十年的領導工作經驗。發現一個好苗子，要讓他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6頁。）
四、關於劉冰等人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
這封信寫於1975年8月13日，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和黨委常委呂方正四人聯名，寫給“小平同誌轉呈主席”，反映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重”等問題。鄧小平所說遲群“發酒瘋”，在此信所附材料中有具體說明：“十大和四屆人大後，他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沒有當上部長，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不工作。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幹。深夜一個人跑到校外馬路上、野地裏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一些教職工四處尋找。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摔碎，把兩張大寫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罵這個‘混蛋’，那個要‘滾蛋’……”“在謝靜宜同誌麵前諷刺挖苦，在背後罵她‘一個臭機要員’，‘當中央委員有什麼了不起’……後來，在一次基層幹部會上，他突然闖來，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講這些話，你們回去都給我傳達。’影響極為惡劣。”
8月21日談話以後，胡喬木曾經想了解清華大學調整院係的情況。他聽說遲群曾多次講過，清華所有的係第一專業都是鬥走資派；遲群把係科搞得很亂，甚至把有長期傳統的電機係取消了。胡喬木談起這些情況，說應該向上麵反映，好讓上麵知道這個學校的領導問題不解決不行。李鑫跟他說，清華、北大的事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千萬不要插手。但當李琦於10月13日找胡喬木轉劉冰等反映遲群在清華問題的第二封信時，胡喬木還是當晚就親自送到鄧小平家裏。
關於為蕭勁光轉信，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1975年7月14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刁小三的邏輯》。同時，也是上海的雜誌《學習與批判》第7期發表《八路軍的“樣子”》。這兩篇文章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對解放軍進行誣蔑，把解放軍同胡傳葵的漢奸部隊相提並論。攻擊我軍“把革命功勞當作伸手要特權的政治資本”，“漫天要價，高人一等”，“做買賣”“以貴淩賤”，跟《沙家浜》中搶劫群眾包袱的偽軍刁小三一樣。這兩篇文章是張春橋授意炮製的，是針對著中央軍委擴大會議（6月24日至7月15日）而來的。這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以“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為指導方針，討論軍隊整頓，解決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安排超編幹部的問題。會上通過了安排退役幹部的方案，規定：退役幹部一般轉到地方工作，工資待遇按地方的同等級別。基層幹部可以當職工或者回原籍地、縣、人民公社當幹部。這個方案完全適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張春橋（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卻竭力反對這個方案。他的反對意見在討論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於是授意寫文章公開咒罵。
這兩篇文章發表後，在軍隊廣大幹部中引起了強烈的反對。上海解放軍讀者曾向這兩家報刊提出抗議，但他們拒絕承認錯誤。這件事反映到海軍司令員蕭勁光那裏。8月20日，蕭勁光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並附上這兩篇文章，請胡喬木轉送鄧小平。信中指出，這兩篇文章“都是以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為名，以刁小三來影射解放軍，對解放軍進行攻擊和醜化，用意是很惡毒的。”
胡喬木8月21日上班後，即給鄧小平的秘書打電話，說有重要的事要向鄧小平報告，時間隻要二十分鍾就可以了，希望鄧小平接見他。隨後胡喬木就到鄧小平那裏。胡喬木當麵轉交了蕭勁光8月20日的信和所附兩篇文章，對鄧小平說，蕭勁光認為《解放日報》上一篇文章很不好，是針對軍委擴大會議的。胡喬木指出，《刁小三的邏輯》發表的時間是7月14日，《八路軍的“樣子”》登在第7期。這兩篇文章是影射攻擊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胡喬木很激動，認為問題十分嚴重。胡喬木從鄧小平那裏回來，要政研室的同誌查一下當時報刊上還有沒有類似的文章。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3月10日，《解放軍報》以“向群”筆名發表政研室寫的文章《刁小三的邏輯和資產階級法權》，副標題為“批判張春橋授意炮製的兩篇反軍黑文章”。
第十次 1975年8月26日
鄧小平找胡喬木談修改科學院起草的彙報提綱，吳冷西同去。
胡喬木談了對提綱草案的意見，主要是提綱全文太長，思想性不夠，文字也陳舊等。鄧小平說，耀邦、李昌他們的稿子太長了，中央的同誌沒有可能看，要短一點。稿子涉及問題太多，不必要地太鋒利，站不穩。話要少說一些，說多了，要說得穩當很困難。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們一起議論一下，要親自動手修改。鄧小平還說，科學院是個有爭論的單位，所以每一句話都不能輕易去說，無論說什麼都要好好考慮，要慎重，不要什麼話都講得那麼凶。他要胡喬木轉告胡耀邦、李昌，要他們少在群眾中說話，等提綱改好了，國務院通過了，毛主席批準了，讓提綱自己說話，讓群眾在討論提綱時自己說話。李昌主張科技大學直接從高中招生，實行半工半讀。鄧小平表示讚成。
胡喬木提出關於不管出版工作的事，鄧同意喬木不管，說政研室事務性的工作不要管多了。吳冷西向鄧小平談了政研室調幹部困難，隻調來了十幾個人。鄧小平說，要抓緊調人，先調一批。選熟悉的人，以後逐步擴大。鄧小平還把一位老幹部要求到政研室工作的信交給吳冷西，要他們考慮是否合適。
說明
1975年8月18日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討論《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即工業《二十條》），發表了重要談話（詳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對這個文件的修改提了指導性意見。此後，他的目光就注視到另一個重要文件即《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上來。
四屆全國人大以後，科學院由副總理華國鋒分管。1975年7月，中央決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偉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要求他們提出整頓科學院工作的意見。他們於7月中旬到任後，花了二十多天時間，作了認真的調查研究。他們查閱了一些重要的曆史文件，同院內外的一些同誌進行了座談，看了一些彙報材料，聽取了華國鋒的意見，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彙報提綱）》。鄧小平與胡喬木這次談話，是就這個《彙報提綱》的8月17日第三稿談的。在此之前已有兩稿。對第二稿，胡喬木提過修改意見。8月26日談話之後，胡喬木就受鄧小平委托接手主持修改《彙報提綱》，政研室參加這項工作的負責人有吳冷西、胡繩。
8月26日談話過後一兩天，胡喬木即約胡耀邦、李昌等人開會，討論彙報提綱的修改問題，吳冷西、胡繩參加。胡喬木按照鄧小平的指示，談了他設想的修改方案。最主要的是單獨增加一部分，把科學院討論稿上引用的毛澤東關於發展科學技術工作的指示，重新加以編排，並補充引證幾條，使之成為較有係統的十條，作為科學院和整個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方針。還有就是把肯定“二十六年”放到突出位置以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成績，並明確發展方向與任務。其他部分大加壓縮，以整頓來統率。
按照這個方案，這一稿把原來的六個部分改為三個部分。（一）中國科學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務。提出今後十年科學研究基本任務的三個方麵：積極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若幹綜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務；開辟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二）堅決地、全麵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這一部分從十個方麵引用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論斷和指示。（三）關於科學院的整頓問題。列舉了認真學習，落實政策，增強黨性、消除派性，調整和健全領導班子，整頓機構等五項內容。對還在修改過程中的這一稿，胡喬木在9月3日開會時即當麵向鄧小平請示，得到肯定後又繼續修改才完稿，成為交國務院討論的稿子，也即9月26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所用的稿子，題為《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
關於出版工作，鄧小平7月9日談話布置調研任務時也是其中的一項。政研室即由鄧力群負責組織，到出版局版本圖書館去查了“文化大革命”這幾年出版的書。據回憶，調查結果，總共約有十來萬種，都是各種小冊子，幾篇社論編一本書，幾篇文章編一本書，數目算起來不少，但真正有學術價值的著作，隻有二十來本，其中還有不少是重版書（如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由此可見，“文革”以來中國的學術界、思想界確實是一片荒漠。這些情況也整理材料報送鄧小平等。此外，7月於光遠曾將出版局一負責人關於出版工作領導體製問題給鄧小平的信經胡喬木轉送。得到國務院領導同誌的支持，使當時“四人幫”通過文化部進一步控製出版陣地的企圖未能得逞。
此後，有一位副總理曾兩次找胡喬木，要他把出版工作管起來。胡喬木感到精力與時間實在不夠，所以在這次談話中向鄧小平請求不管出版工作，得到同意。可是實際上隔不多久，鄧小平還是要胡喬木過問出版工作。1975年9月3日，中華書局女幹部周妙中寫信給鄧小平，提出有關發揮知識分子作用和社會科學研究、出版、圖書館工作的一係列建議。鄧小平於9月11日把這信送給毛澤東，並在上麵寫道：“主席：知你向來關心這些方麵的問題，故送上一閱。擬交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喬木同誌等研究處理。”毛圈閱後，鄧把這封信轉給在京政治局委員傳閱。9月22日信送給胡喬木，胡通知出版局準備開會商談。後來因情況變化而未開成。
第十一次 1975年9月3日
下午，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五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當讀到文中說“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時，鄧小平說：現在就是這樣。
胡喬木利用中間休息把科學院《彙報提綱》修改中的過程稿給鄧小平，請鄧看一看是否大體上可以。特別要鄧看一看第二部分，即《堅決地全麵地貫徹毛主席的科技路線》的部分（這一部分把毛澤東有關科技工作的論述，選編為十條）。鄧看了很滿意，說：這樣寫好。並說：這文件很重要，不單管科學，而且可以適用於文化教育各部門。
談到教育工作，鄧小平說：教育方麵存在不少問題，現在老師積極性不高，學生也不用心學，教學質量低，這樣下去怎麼能實現四個現代化。
說明
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科學院《彙報提綱》的意義和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計。工業《二十條》和《彙報提綱》是鄧小平通盤研究解決各條戰線整頓的產物，體現了他的全麵整頓的指導思想與策略。他抓住兩個重點：一是經濟領域，以《工業二十條》帶動經濟各部門的整頓；一是上層建築領域，以《彙報提綱》來指導和推動科技、教育、文化各部門的整頓。上海《學習與批判》後來在一篇“批判”文章中說，這兩個文件就像圍棋上的兩隻眼，抓住了這兩點，全局就都活起來了。除了指其目的為“複辟”純屬誹謗之外，對鄧小平的戰略策略，兩個文件的意義作用，倒是說對了的。
教育工作，也是這次談話的一個重要話題。鄧小平把教育工作中的問題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聯係起來，焦慮之情溢於言表。在這次會上，胡喬木也反映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他說，現在對“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各有各的解釋，有人錯誤地把學工、學農、學軍也算作“以學為主”。有的大學把專業砍多了，基礎課壓縮多了。後來鄧小平對教育工作又提出：“二十五年發展遠景，關鍵是我們教育部門要培養人。”他指明科研和教育的關係：科學研究工作“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他強調“要解決教師地位問題”。他說，“幾百萬教員，隻是挨罵，怎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3、34頁。）按照鄧小平整頓教育的意見，周榮鑫（教育部長）在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國務院的彙報提綱。於11月8日寫成第三稿。後因“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周榮鑫遭遲群一夥迫害致死而未能定稿。
第十二次 1975年9月10日
下午，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六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
鄧小平說：要全麵宣傳毛澤東思想。現在的宣傳有很大的片麵性。現在對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澤東思想割裂了。
隻有基本路線還不夠，還要有各項具體路線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線是空的。
主席講我們不要吹什麼中國第一，就是不要吹，社會主義不是靠吹能吹得出來的。
現在隻講鬥爭，不講團結。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公式丟掉了。毛主席在“七大”報告中講的三大作風，延安整風報告講的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現實意義。要重新宣傳毛主席這些思想，用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派性，反對新八股。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有重要現實意義，要大講增加黨的團結，加強黨的統一領導。
鄧小平要求政研室：要抓緊寫文章，要擺事實，講道理。
鄧小平還談了要正確宣傳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他談到了上黨戰役，說：這項戰役是按照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指揮打的，有人寫了一個關於這次戰役的電影劇本，受了批判。鄧小平說他看了這個電影劇本，寫得不錯，可以拍成影片。
胡喬木向鄧小平報告了寫關於評論《水滸》文章的打算。鄧小平聽後說：好嘛！政治研究室不寫評論《水滸》的文章還行？就是不要光講現話，要講幾句新話。光講現話沒有人願意看。喬木說：還有點新意。小平說：隻要有新意就好。
說明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提出和發揮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
第一，針對“四人幫”閹割、歪曲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指示，提出“要全麵宣傳毛澤東思想”，反對“把毛澤東思想割裂了”。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對於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鄧小平和羅榮桓一起進行過鬥爭。針對“四人幫”對毛澤東思想“各取所需”、片麵宣傳的做法，鄧小平多次提出要全麵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反對“割裂”毛澤東思想。1975年5月29日，鄧小平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講話，首次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條重要指示“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指出：“這三條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聯係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講話中又說：“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誌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係，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9月10日這次同政研室負責人談話中則不僅就三項指示，而且就整個毛澤東思想，尖銳地指出了“現在”（即指“四人幫”）“各取所需”、“片麵性”、“割裂”的問題，明確提出“要全麵宣傳毛澤東思想”。到10月4日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把“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提出來，鮮明地指出：“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並運用政研室提供的“四人幫”砍掉文藝方針中“百花齊放”的材料，指出“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還說，“現在相當多的學校學生不讀書”，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項基本實踐“現在卻把科學實驗割裂出來了”，從文藝、教育、科技等方麵說明“恐怕在相當多的領域裏，都存在怎樣全麵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是對“四人幫”的尖銳而嚴正的揭露與批判。1977年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正是這一思想在新的條件下的發展。他在1977年4月10日給黨中央的信中，針對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支持“兩個凡是”的方針，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此後，他對汪東興、李鑫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在5月24日同王震、鄧力群談話中，鄧小平又提出了“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係來看待”的重要觀點，指出：“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8—39頁）為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為發端的思想解放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從鄧小平關於怎樣看待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充滿辯證法的理論思維過程來看，1975年9月10日這次談話是發展過程中的一環，有它的重要意義。
第二，針對“四人幫”的空頭政治和盲目自大，強調落實，反對空談；強調實幹，反對自吹；強調不僅要有基本路線，還要有各項具體路線和政策。
這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各項工作中，特別是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體現，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也是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運用。毛澤東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說過，“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幾天後，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講話，又一次闡述了這一思想。他說：不僅要路線正確，而且要政策正確，方法正確。他又說：我們可以自豪地說，無論在工業、農業方麵，已經有了一個進入世界前列、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這麼一個基礎。但是，我們在這一方麵應該有清醒的頭腦，毛主席多年來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過去斯大林的時候，後來赫魯曉夫的時候，吹得很凶。本來不是第一，本來落後，要吹第一。我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不能吹，因為我們現在盡管有了這個基礎，但還很窮、很落後，不管是工業、農業，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還要幾十年時間。鄧小平反複闡發的這個思想，是針對“四人幫”空頭政治、自吹自擂等惡劣作風而發的，指出了怎樣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關鍵問題。
第三，針對“四人幫”敗壞和搞亂的作風，強調發揚黨的三大作風。
這個問題鄧小平在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講話（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頁）中著重談過。這次談話除重申了7月4日講話的內容以外，又著重講了兩點：一是強調安定團結，反對派性。指出“四人幫”掌握的報刊宣傳“隻講鬥爭不講團結”，這是不利於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不利於增強黨性、消除派性的。一是文風問題。結合思想理論戰線的情況，指出在文風上要“反對新八股”，這是以前所沒有涉及的。鄧小平談了他對文章的要求：要有“新意”，“不要光講現話，要講新話”；要“擺事實，講道理”。
在8月下旬《光明日報》、《紅旗》、《人民日報》相繼發表評《水滸》的文章以後，有一位負責人提議政研室也應寫文章。胡喬木同意這個提議，認為我們應從與眾不同的角度來評論《水滸》。隨即召集了一個會，馬上就布置寫文章。（具體情況見8月21日第9次談話及其說明）9月10日上午，吳冷西召集寫作班子成員開會，提出文章的主題是“以《水滸》為由頭，重點批蘇修”。吳冷西還轉達胡喬木的意見，要大家認真學習鄧小平同誌同新西蘭記者的談話，並按這個談話精神寫文章。
9月10日向鄧小平彙報得到讚同以後，胡喬木即親自抓這篇文章的寫作。9月16日討論評《水滸》文章提綱時，胡喬木指出，說宋江搞修正主義，隻是借用。農民戰爭同無產階級革命不是一回事。農民起義中有革命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國農民戰爭史很長，從長期的農民戰爭經驗中吸取教訓，是很需要的。他又說，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奪取政權後本身變質，不是投降。他強調，對斯大林關於皇權主義的話，要作正麵的批評。指出，曆史上的農民起義中，並不是一定擁護原來的好皇帝。有很多農民戰爭是擁護好皇帝的，但也有很多是不擁護的。有的自己要作好皇帝。他還指出，曆史上農民戰爭有各種各樣的領袖。不能把投降派用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來概括。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不是農民的局限性。很多農民起義是反皇帝的。這個方麵，要多少提一下，批一下。否則，文章就不夠分量。
對於江青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胡喬木在10月6日的兩次談話中憤激地說：“把毛主席比做晁蓋，簡直是荒謬！毛主席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晁蓋無論怎樣勇敢，隻是一個農民英雄，這兩個人怎能比較呢？還有把毛主席身邊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說毛主席用了宋江嗎？”他還有針對性地指出，無產階級同農民階級不同，“第一，無產階級不是法家，第二，無產階級不是晁蓋。”胡喬木針對報刊上已經發表的評《水滸》文章說：“文章要正麵立論，不要放暗箭。現在報刊上的文章都很長，但就是隻有那麼一兩句話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話。我們不放暗箭。”
10月14日討論文章初稿時，胡喬木發表係統談話。他指出，農民革命有長期失敗、分化、投降的教訓。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革命首先是有區別的。即使是革命的農民運動也有它的局限性。農民同地主在鬥爭過程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互相滲透，不僅通過宋江這樣的投降派帶進來，即使是革命派也要帶進來。因為農民不能同封建主義徹底決裂。曆史上農民運動總是得不到出路的。他又一次強調，農民是不是皇權主義者？投降是不是農民的局限性？農民有沒有局限性？文章對這些問題要有明確的正麵的回答。他指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前途是明確的，但是還要解決一個問題，資產階級影響還是強大的，還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向無產階級滲透。過去無產階級革命中對這一點估計不夠。胡喬木著重講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從過去農民戰爭的失敗可以從哪些方麵得到教訓的問題。他指出，首先是認識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認識統治階級有長期的優勢。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不能低估資產階級的影響。應當從多方麵吸取梁山的教訓，來對付內部、外部的敵人。同時又指出，農民戰爭也有不同的情況。有擁護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綱領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統治重新建立一個地主統治的，有投降的。不要把曆史看成一個平麵，不要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革命的問題放在一個水平去觀察。李逵不能解決的，無產階級完全可以解決。總的歸結到努力提高階級覺悟，提高識別能力。這就是我們學習毛主席關於《水滸》評論的根本意義所在。可以比較，不是類比。文章的題目確定為《宋江的投降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
10月中旬，在修改第二稿中間，胡喬木把他要編譯局搞的《斯大林提到“皇帝”和“皇權主義”一段話的有關資料》交給執筆的同誌參考。過後又打電話給這位同誌，再次強調要把農民戰爭的問題展開一點，要多引一些馬恩關於農民戰爭的語錄。
10月下旬第二稿改出後，胡喬木要胡繩把毛主席關於對立統一規律的講話拿給執筆的同誌看，提出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把整個文章貫串起來，並指名批評斯大林關於皇權主義的觀點在理論上的錯誤。胡喬木還理直氣壯地批駁所謂“宋江架空晁蓋”這個意在說明黨內有宋江、有現代投降派的提法。他不止一次地說，關於“宋江架空晁蓋”這樣的提法，用不著更多的篇幅去批，隻要用“不能作膚淺的曆史對比”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了。經過胡繩主持修改的第三稿第一部分結尾加上了這樣的話：“不應當把曆史和現實作一種為馬克思所指責的‘膚淺的曆史對比”’，“不應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家同最革命的農民起義領袖看成同一水平”。
第十三次 1975年9月13日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講話，說評《水滸》對當代有現實意義，宋江上山後把晁蓋架空了。吳冷西看到新華社記者發回的江青講話後，即同胡喬木一起去見鄧小平。同時帶去關於“宋江架空晁蓋”的兩篇剪報。胡喬木說，江青在大寨講話，報刊上評論《水滸》的文章，影射攻擊你是宋江，講宋江架空晁蓋是影射你架空主席。鄧小平說，不會吧。胡喬木說，這決沒有錯。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鄧小平看了材料後說，真的指我，那要送主席看。不過不能由我送，要通過別的途徑。又說，不要緊，讓他說。現在叫喊反複辟的人，自己就是搞複辟的。
鄧小平又談到，現在教育方麵的問題積了一大堆。國務院將討論這方麵的問題。
胡喬木談到學部辦刊物的問題，鄧小平說：要抓緊籌備，把刊物辦起來。別人寫文章，你們也可以寫，但不要影射，要講道理。還說：《思想戰線》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審定，有些文章還要送中央和國務院審定。
吳冷西向鄧小平彙報了調幹部的一些考慮。胡喬木也談了紀登奎對政研室調幹部要老、中、青結合的意見。鄧小平聽後說：老中青三結合，主要是要調中年幹部，調來了馬上用，還要身體較好，可以出去搞調查的。要從地方上調，也可以從軍隊方麵搞。
說明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就《水滸》評論發表講話，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影射攻擊鄧小平。新華社記者把江青講話的記錄發到北京。穆青的意見要反映給毛主席。新華社其他幾位領導不積極，他就反映到吳冷西那裏，問怎麼處理。吳說我立即來。穆即在新華社後門等吳。吳怕後麵有人跟蹤，從中南海北門出來，往東單那邊繞了一大圈，才到新華社。吳取了材料，回到中南海武成殿，和胡喬木一起看後，大吃一驚。其時，他們已經看到9月5日《人民日報》和9月11日《文彙報》上以評《水滸》來影射攻擊鄧小平的文章。兩人認為問題十分嚴重，立即去見鄧小平。鄧小平聽了彙報，又看了材料，認為此事重大，要立即報告主席，但不宜通過他報告。胡喬木同吳冷西商量，請新華社記者李琴（楊立三愛人）經過唐聞生、王海容轉交給主席。吳又轉了一大圈，到新華社，把材料給穆青，讓他去辦。這份材料後來由唐聞生及時送給了毛澤東。
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在會見以後，鄧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彙報一些問題。鄧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關於《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等講話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事先已經讀到江青講話材料，聽了鄧小平當麵彙報後，立即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評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政治局）。江青要求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請示毛澤東，毛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在這次交談中，鄧小平提出一個重要論斷：“現在叫喊反複辟的人自己就是搞複辟的。”這是對“四人幫”的陰謀手段與罪惡目的的有力揭露。政研室負責人即把鄧小平的這一論斷寫到正在起草的《論總綱》中，揭露“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後來，政研室批判“四人幫”對《論總綱》的“批判”的文章，題目就是《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發表於1977年7月7日《人民日報》，署名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