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
寫在前麵
這裏輯錄的是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鄧小平同胡喬木以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進行的談話，共24次。其中15次是鄧小平與胡喬木單獨談話。這24次談話，具體地記錄了鄧小平在1975年整頓中親自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並直接領導它同“四人幫”進行鬥爭，推動各方麵整頓的曆程。
1975年6月，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7月上旬開始工作。這時，正是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進入全麵鋪開和深入發展的時刻，同“四人幫”的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更為尖銳、複雜的階段。經過1975年1月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鄧小平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主持國務院工作。7月起，又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他緊緊抓住毛澤東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重要指示，不失時機地對軍隊的整頓和工業、交通的整頓作了部署，並雷厲風行地領導了鐵路的整頓和鋼鐵的整頓。在很短的時間裏，鐵路運輸麵貌為之改觀，鋼鐵工業扭轉了欠產的局麵，並帶動了煤炭行業的恢複和發展。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繼1974年挫敗江青等人的“組閣”陰謀之後，在1975年春天新的一輪較量中，在毛澤東支持下，又挫敗了“四人幫”企圖以“反經驗主義”來打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圖謀。這就為鄧小平全麵開展整頓，促進全國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提供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未曾出現過的機遇。
整頓的全麵鋪開和深入發展，勢必要進到“四人幫”長期霸占的文化、思想、理論陣地，在那裏展開短兵相接的爭奪戰。整頓本身，也迫切需要輿論宣傳和思想理論的支持。而當時北京、上海的主要報刊都控製在“四人幫”的手裏，“四人幫”還培植了一批寫作班子做他們的吹鼓手和棍子。有鑒於此，鄧小平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和基本理論隊伍的組建。
早在1975年1月上旬，他就同“文革”中一直受迫害、剛剛獲得解放的胡喬木商談此事。到6月，適應著形勢的迫切需要，很快就確定利用加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的時機，設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和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鄧力群七位負責人領導。這個機構一成立，就立即開展工作，投入戰鬥。
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政研室在1975年7月起的四個多月時間裏，除從事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經常工作外，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發揮了黨中央、國務院的參謀和助手的作用。
一、對思想文化工作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收集和上報了一些材料，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轉呈了一些信件。在上送的這些材料和信件中，揭露了“四人幫”扼殺電影《創業》、《海霞》，阻撓出版魯迅著作，在報刊宣傳中不提“百花齊放”口號、鼓吹“三突出”等問題，抓住了他們破壞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罪證。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對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別是對《創業》編劇張天民的信所作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文藝界，沉重地打擊了“四人幫”在文藝界的黑暗統治，在全國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迫使“四人幫”在上述問題上不得不暫時轉入退卻和防禦的地位。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電影《創業》、《海霞》得以發行，《魯迅書信集》得以出版，聶耳、冼星海紀念音樂會得以舉辦，長篇小說《李自成》得以繼續寫作和出版，李春光批判文化部的大字報得到肯定，“四人幫”通過文化部進一步控製出版陣地的企圖沒有得逞。在調整文藝政策的方針下，1975年夏季，中國文藝界在一定範圍內開始衝開“革命樣板戲”獨占文壇的局麵。
二、參加起草和修改國務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協助修改《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和《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起先名為《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彙報提綱）》，簡稱《彙報提綱》）。在這兩個文件中，按照鄧小平的指導意見，比較係統地闡述了黨在發展工業、發展科技等方麵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相當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幫”的“左”傾理論，十分尖銳地批判了“四人幫”煽動起來的資產階級派性，比較全麵地提出了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整頓的具體方針、政策和措施。
三、撰寫了理論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以鄧小平關於整頓的一係列講話和有關中央文件為指導，全麵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重要指示，係統地概括了1975年全麵整頓的理論和實踐，針鋒相對地批判了“四人幫”的極左言論和破壞活動。此外，還起草了評《水滸》的文章，試圖在總結農民戰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論述中共曆史上和國際共運中投降主義和反投降主義的鬥爭問題。
四、代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協助籌辦綜合性理論刊物《思想戰線》，在黨內外引起廣泛的注意，使“四人幫”感到他們在思想文化陣地的壟斷受到威脅。
國務院政研室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所做的工作，一方麵支持與推動了整頓的全麵展開和深入，一方麵揭露和打擊了“四人幫”的反革命陰謀和極左理論，因而為江青一夥所深惡痛絕。他們把政研室視為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在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把政研室作為打擊的目標，圍剿的重點。江青公開誣蔑政研室“是一個相當大的謠言店”。姚文元控製的《人民日報》在一份《情況彙編清樣》上誣指“國務院的政治研究室是繼舊中宣部後又一個閻王殿”。他們通過報刊反複攻擊政研室的負責同誌是“鄧記班子中的‘理論家”’、“鄧小平的謀臣”，還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單位追查所謂“鄧小平通過政研室搞策反活動”等問題，打擊、迫害與政研室有過聯係的幹部。他們以百倍的瘋狂集中力量打擊尚未定稿的《論總綱》和討論修改中的《彙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把它們打成所謂鄧小平授意炮製的“三株大毒草”，說《論總綱》是“複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彙報提綱》是“《二月提綱》在新形勢下的變種”，工業《二十條》是“加快資本主義複辟的工業管理條例”。不僅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反複批判，極力低毀，而且還編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冊子，於1976年8月向全國廣泛發行，印數高達幾千萬冊。他們自以為可以在思想上殺滅對手，然而曆史卻同這夥倒行逆施的小醜開了一個大玩笑。本來並沒有同廣大黨員、幹部、群眾見麵的這三個文獻，卻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國人民中間。如果說人們從1975年整頓的實踐中已經感覺到、體會到鄧小平的正確，那麼，恰恰是在“反擊”的高潮中，人們又從這“三株大毒草”把原來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階段，理解並認定鄧小平所主張的路線、方針、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誌和願望，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四人幫”完全是站在中國人民和社會主義的敵對方麵的一小撮。曆史編排的這種喜劇，真令一切翻看這段曆史的人啞然失笑。
正是在這段曆史的逆流中，國務院政研室的七位負責人不得不追敘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史實，從而筆者有可能在今天輯錄、評述這些頗為珍貴的史料。人們完全可以理解，在1976年那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氣勢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處在鬥爭焦點的人物，麵對的還是裏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在十分尖銳複雜的鬥爭中，政研室的七位負責人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四人幫”壓垮。他們都不得不交代、揭發、批判，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幫”後在1977年7月1日全室一致通過的、交給黨中央、國務院的總結中所說，“‘四人幫’誣蔑政研室是‘鄧小平謠言公司’，誣蔑鄧小平同誌‘通過政研室製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謠言’，七位負責同誌堅決抵製了這個誣陷”；“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除記憶差錯外，事實本身沒有出入，沒有涉及鄧小平同誌和他們談到的有關同王、張、江、姚鬥爭的事情”；他們的交代、揭發都沒有涉及鄧小平同誌以外的中央和國務院的其他領導同誌，注意了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四人幫’竭力要從他們那裏壓出最需要的材料，用來打倒中央和國務院一大批領導同誌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得逞”。七位負責同誌在揭批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說了過頭話，在當時這是難以避免的；個別同誌的批判“上綱”較為明顯地出了格，那當然是不足為訓的，但終究隻是不掩大德的一眚。粉碎“四人幫”後，胡喬木同誌曾托人帶信向鄧小平同誌表示歉意。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說道：不必寫信了。他（1976年）3月2日寫的那個材料我看了。沒有什麼嘛。其中隻有一句話不符合事實，他說我發脾氣，實際上那次我並沒有發脾氣。又說：說到批我麼，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4號文件都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台戲？鄧小平還說：喬木是我們的第一支筆。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於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總而言之，這個人還是要用。（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記錄）
根據以上所說的情況，從當時的所謂交代、揭發材料中輯錄出來的這二十四次談話，又經過同胡喬木日記和胡喬木親自整理的一份逐日記事的“手記”核對，應該說內容是可靠的。證之現存的與這些談話相關的文獻、資料、史實，也足以說明這些談話的內容是可信的。這些談話，以及談話前後進行的活動和鬥爭，對於研究鄧小平的生平事業、思想理論與策略，對於編寫胡喬木的年譜、傳記，對於研究1975年整頓和“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對於總結同“四人幫”鬥爭的經驗，都是極有意義的。鑒於這些談話至今還鮮為人知，故特把它輯錄整理出來，以存史實。在每次談話後麵，輯錄者都注明了出處，並依據現在掌握的材料，寫了或長或短的詮釋性的文字，對談話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談話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略加說明或評述，供讀者參考。二十四次談話關涉許多文獻、資料，附錄主要篇目於後，為有興趣進一步研究的讀者提供一點方便。
曆史事件無比豐富、複雜，這份專題資料難免有遺漏、訛錯之處，敬請識者指正。
1994年春初稿·北京
2003年夏二稿·北戴河
2004年夏改定·北京
第一次 1975年1月6日
鄧小平約胡喬木到他那裏談話。胡喬木已在1974年國慶節出席了國宴。
鄧小平說，正在考慮要你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同誌當國務院的顧問。像過去“釣魚台的班子”那樣寫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鄧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寫作的題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
鄧小平還說，主席前不久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談話，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也應認真研究。這些問題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係統解答的。要收集大量材料，寫出係統的有充分說服力的文章，同蘇修進行論戰，並回答國際上左派黨和組織認識不清的問題。
鄧小平還說，從“九評”以後，多年來就很少那樣係統地解答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隻有結論，沒有論證，總之一句話，不能說服人。
胡喬木表示：這些工作很重要，不過我做不合適，我的問題還沒有做結論。
鄧小平說：你的問題實際上已做了結論嘛！
鄧小平又交代喬木：寫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
鄧小平說明，今天談的這些，中央和國務院都還沒有討論過，隻是隨便交換意見。
說明
1974年12月23日，毛澤東在長沙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在談到鄧小平時，毛澤東說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周恩來在1974年底至1975年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了包括上述提議在內的毛澤東在12月下旬同他和王洪文四次談話以及12月26日同他單獨進行的一次談話的要點。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隨後，在1月8日至10日舉行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舉行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時周總理病重。會後，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工作。1975年1月6日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就是在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即將主持國務院工作，開始對各方麵進行整頓的形勢下進行的。
從1975年1月6日同胡喬木的這次談話看出，鄧小平在著手部署各方麵整頓的同時，已經考慮怎樣加強思想理論工作，並積極準備把思想文化陣地從“四人幫”手中奪回來。在談話中他明確了以下三點：第一，任務。像“釣魚台的班子”那樣寫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釣魚台的班子”是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決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鄧小平親自提出當前理論研究與宣傳的選題，要求進行研究，著文回答。這些題目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和我國廣大幹部、群眾普遍關心和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問題。第二，隊伍。他親自挑選了在思想理論上能夠同“四人幫”進行戰鬥的領導力量。其中有：被譽為中共“黨內第一支筆”的胡喬木，他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從1941年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二十年。“文革”中受迫害，直到1974年出席國慶宴會才重新露麵；曾任新華社社長、總編輯，原《人民日報》總編輯、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他是寫社論的能手；還有曆史學家胡繩，“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後來又增加了當過新華社負責人的熊複，原《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鄧力群和原國家科委副主任於光遠。除李鑫（康生的秘書）之外，這些負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衝擊，大多從幹校回來不久。其中吳冷西、胡繩、熊複是“釣魚台的班子”的成員。鄧小平要胡喬木同他們一起，並要求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這樣一支隊伍，是同“四人幫”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展開一場尖銳鬥爭所不可缺少的。第三，文風。鄧小平對“四人幫”的幫八股、新八股深惡痛絕。他要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寫出的文章，能夠係統解答當前的問題。要有論證，能說服人。
對於後來正式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說來，這次談話當然還隻是一次醞釀。一切尚在設想、商量的過程之中。所以，名義還沒有確定下來（當時設想稱“顧問”），任務也隻是從寫文章（當然這是主要的）這一方麵著眼。事實上，政治研究室成立後在1975年整頓中所承擔的任務、所起的作用，比“釣魚台的班子”要寬廣得多。
這次談話以後，胡喬木即出席1月5日已經開始舉行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預備會，接著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會。自此恢複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時，對鄧小平提出的一些問題開始進行了研究。在研究馬列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理論時，碰到幾個問題，其中包括譯名問題。胡喬木手邊沒有材料，5月間到編譯局請他們幫助收集一些材料。關於譯名問題，胡喬木認為法和權是兩個概念，不是一個概念，按原文的意思，還是譯為權利比較合適，請他們研究一下各種外文譯文和過去的中文譯文。此後，胡喬木專門找編譯局的王惠德（時任局長）等座談。參加者有胡繩、於光遠、成仿吾、柯柏年、張仲實等。關於“三個世界的劃分”問題，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指示外事部門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外交部和對外聯絡部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由宦鄉、錢李仁牽頭，集中在台基廠外交部招待所研究寫作。1977年7月，鄧小平要胡喬木主持其事。1977年11月1日，在胡喬木主持下寫成的《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當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第二次 1975年6月8日
上午，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先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接著就談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事。鄧小平說，上次談的事要著手辦，不過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由你們幾個人負責。政研室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主要任務是撰寫反修文章，像過去釣魚台寫作班子那樣。
胡喬木提議負責人加上於光遠，鄧同意。喬木又提出，是否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鄧堅決不同意。
關於政治研究室的任務，鄧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後要“代管學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胡喬木表示負擔不了。
這次談話還談及一些具體問題。
胡喬木在1月6日第一次談話後，研究了“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認為這個譯名欠妥。按原文的意思，還是譯為“權利”比較合適。這次談話時他向鄧提出對於譯名問題的意見，認為宜譯為“資產階級權利”。鄧小平立即說，這個問題不要提。
在1月6日談話後，胡喬木於2月28日曾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說到解放初期毛主席曾要他寫一本關於唯物主義的小冊子，一直沒有寫，覺得非常對不起主席，現在想寫寫看，請求組織上考慮能否允許給他配備一兩位助手。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告訴胡喬木：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傳閱過，主席也同意了。鄧小平說：現在別的工作更重要，這事暫時放一下，以後再說吧。
說明
從1975年1月6日鄧小平同胡喬木談話以後，到6月8日第二次談話，時間已經過去五個月。由於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後成功地領導了鐵路、鋼鐵的整頓，開始了軍隊的整頓，又同“四人幫”的“反經驗主義”陰謀作了有力的鬥爭，中國國內形勢出現了由亂而治的轉機。
1975年1月25日，鄧小平在總參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提出“要遵照毛澤東同誌關於安定團結的指示，整頓軍隊”的任務，指出三個總部首先要整頓，並闡述了增強黨性，消除派性，加強紀律性，落實政策，提高效率等原則。3月5日，鄧小平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講話，提出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此中央下決心要解決當時影響全局的薄弱環節鐵路運輸問題。他結合當天下發的9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講了加強集中統一、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反對派性等解決鐵路問題的辦法，要求“解決問題不能拖”。主管交通的副總理王震主動立下“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效。會後，鐵道部部長萬裏率領工作組先後赴徐州、太原、鄭州、長沙等地，對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經過一個多月整頓，到4月份，嚴重堵塞路段全部疏通，全國二十個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在徐州鐵路整頓取得突破性進展時，鄧小平即於3月25日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提出9號文件精神適用於各行各業。在鐵路整頓的影響和推動下，煤炭工業很快也就上去了。4月召開全國基本建設會議，決定推行大包幹的管理辦法，確定進口成套設備和建設港口、鐵路樞紐、能源、軍工等骨幹企業為主攻方向。5月為解決鋼鐵工業嚴重欠產召開鋼鐵工業座談會，鄧小平到會講話，提出“把鋼鐵工業搞上去”的任務，指出當前重點要解決建立堅強的領導班子、同派性鬥爭、落實政策、建立規章製度等四個問題。會後中央轉發了冶金工業部的報告，並作出《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批示》，鋼鐵工業的整頓迅速展開。與此同時，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自4月底以來連續采取重大行動，大多數關押受審者已經釋放。對地方的整頓也已提上日程，五、六月間開始研究處理浙江“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幹）問題。按照鄧小平的戰略部署，6月以後，整頓要全麵鋪開和引向深入，整頓將進入總體戰階段。不僅工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而且農業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不僅經濟戰線各行各業要整頓，而且科學技術、文化教育衛生也要整頓；不僅軍隊要整頓，而且地方要整頓，黨也要整頓。鄧小平說，前一段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都是一個一個地解決，光這樣不行，要通盤地研究。所以，鄧小平把成立政治研究室提上日程，要胡喬木把寫唯物主義小冊子的計劃暫時放下，“資產階級法權”的譯名問題現在不要提，就是要胡喬木等人集中精力，協助他做“更重要的別的工作”，即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社會主義前途的1975年整頓。
鄧小平主持的這次整頓一開始就以極大的尖銳性針對著江青集團的幾個要害：空頭政治，無政府主義，幫派勢力，還顯然帶著糾正“文化大革命”中若幹具體的“左”傾錯誤政策和批判極左思潮的性質。然而鄧小平的整頓在開頭幾個月並沒有遭到江青集團有力的抵製破壞，這是什麼原因呢？鄧小平推行整頓方針雷厲風行、勢不可擋，江青集團在經濟各部門沒有什麼力量，都可以說是一些重要原因，但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這幾個月江青集團在政治上、在思想理論上遭到了一次失敗，迫使他們不得不由攻勢暫時轉為守勢。
1975年春，江青集團借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打出“反經驗主義”的旗號，發動過一場相當淩厲的攻勢。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說什麼“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毛主席1959年關於反經驗主義的話“現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同一天，姚文元發表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造謠說毛主席十多年來多次重複了“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個意見。此後，江青到處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三、四月，北京、上海兩地主要報紙“反經驗主義”的文章連篇累牘。鄧小平看穿了他們借“反經驗主義”來攻擊周恩來和他本人以及老同誌的用心，即就張春橋3月1日片麵強調經驗主義危險的講話向毛澤東請教，請教時並談到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正式提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於4月23日在新華社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對江、張、姚等作了批評。毛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毛要求“此問題提請政治局一議”。4月27日，政治局開會討論，批評了江青等人。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再次批評江青等人。他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還嘲諷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繼1974年7月、12月之後，第三次談到“四人幫”，告誡他們“‘四人幫’不要搞了”，還非常不滿地說：“我叫他們不要搞，他們還要搞。”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於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對江青等人進行批評。王洪文、江青作了口頭和書麵檢討。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從未有過的。
在整頓初見成效、這一回合鬥爭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鄧小平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看到，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雖是尖銳的、嚴肅的，但並沒有完全失去對他們的信任。毛肯定他們“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對他們不承認有“四人幫”也並不十分介意。對“反經驗主義”的錯誤，還承擔責任，說自己對（姚文元）文章中的問題“沒有看出來”，“我要負責任，我犯了錯誤”；並認為“不要小題大作”；但又指出，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對鄧小平主持會議采取“講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話都說完”的做法，毛很滿意，說“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毛澤東當時對“四人幫”的態度，既造成了對“四人幫”鬥爭的有利時機，又使得同“四人幫”的鬥爭十分艱巨和複雜。同時，隨著整頓在各個方麵展開和向縱深發展，勢必要進入“四人幫”控製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藝、教育、科技、出版、理論等領域，鬥爭必將更加尖銳。總之，整頓的全麵展開與深入，同“四人幫”鬥爭的尖銳與複雜，迫切需要有一支強有力的理論隊伍，有一個能戰鬥的寫作班子，從理論上、從輿論上支持整頓，與“四人幫”進行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擊潰“四人幫”，奪回思想陣地。所以，鄧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喬木談話，具體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組成人選，堅決排斥“造反派”的摻入，並要求政研室“分管學部”，其意是在將可以同“四人幫”對壘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理論隊伍組織起來。這是鄧小平在整頓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著。
鄧小平對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緊。6月8日同胡喬木談話以後，6月15日即在給政治局的關於成立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編輯《毛選》第五卷的報告中，同時提議：“另，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等同誌組成，以後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一點的，培養作理論工作。此事亦請一並提政治局審議。”經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報毛澤東圈閱同意，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負責人除上述報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鄧力群。他後來成為政研室在鄧小平領導下同“四人幫”鬥爭的中堅之一。6月22日下午，胡喬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6月24日早上，胡喬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領導成員開會，胡繩、吳冷西、熊複、於光遠、李鑫等出席。下午即開始辦公。7月4日開政研室首次會議。7月5日，國務院辦公室發出通知：“經毛主席、黨中央批準，國務院已設立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鄧力群等同誌組成。”
與此同時，經毛澤東批準，還成立了由康生、鄧小平、胡喬木組成的三人小組（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負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具體工作也由政研室來承擔。在此之前，3月29日，康生同胡喬木談了毛選編輯工作。4月4日，李鑫把《論十大關係》、《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三篇已經整理過的文稿送給胡喬木重新整理。4月12日、15日，胡喬木同李鑫等商談了《論十大關係》等文稿的整理問題。6月21日，胡喬木請示鄧小平，確定參加毛選編輯工作的人員，確定先把《論十大關係》整理好。
第三次 1975年6月29日
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他說，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學社會科學部管起來。
胡喬木提出，在政研室負責人中由胡繩分工管，胡繩在十大時就是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代表出席的。鄧同意。喬木又說，不過學部的政治工作要請國務院政工組管，行政要請國務院辦公室管。鄧都同意，並說，胡繩本來也不擅長這些。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提出，學部要辦個刊物。
後來（確切時間不詳），鄧小平還對胡喬木說過：學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學，經濟學，每個所都可以出，現在先集中力量出一個綜合性的。寫文章要利用各種周年紀念，例如《整頓黨的作風》發表多少周年紀念，這樣題目就多。許多專業後繼無人，現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幾個老專家了。
說明
這次談話是在黨中央、毛澤東批準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後進行的。在談話中，鄧小平對政治研究室的任務進一步作明確的交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災區，整頓教育的任務十分繁重，代管學部，力不從心。所以鄧小平將這項任務交給胡喬木。因為上一次（6月8日）談話中，對“分管學部”這一項工作胡喬木表示“負擔不了”，所以這次談話交代“一定要”把學部管起來。鄧小平並同喬木商量，具體落實了組織領導，業務、政治、行政三個方麵都明確具體的人或單位分管。同時還提出“要辦個刊物”的任務。如果說，“分管學部”是在信任我國最大的、有組織的這一支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基礎上，抓住了這支隊伍，掌握了對這支隊伍的領導權；那麼，“辦個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陣地。因為當時的主要思想理論陣地，如北京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海的《解放日報》、《文彙報》、《學習與批判》雜誌，都被“四人幫”控製。所以，在一時難以奪回的情況下，創建自己的陣地就顯得十分迫切。
這次談話之後，胡喬木就與有關方麵醞釀學部領導人選。7月9日，向鄧小平彙報了向中組部提出的學部臨時領導小組人選問題。7月17日，胡喬木即召集學部三位新領導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談話，明確了任務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鄧小平彙報。辦刊物的問題也不斷催促，逐步落實。
鄧小平抓的這兩件事，引起“四人幫”及其走卒的極端仇視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這個消息後感到很緊張，加緊商量對策。據後來王紹璽揭發，當時朱永嘉、王知常議論說：“鄧小平這個人識貨，這批大秀才別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裏，成了他的辦事班子和參謀班子。”朱還說：“我們的《學習與批判》辦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什麼像樣的對手……《思想戰線》（按：即學部擬辦的刊物）一出來，那可成了不可忽視的對手。”朱永嘉後來交代說：“我當時埋怨張春橋、姚文元怎麼不抓學部，將來總是個禍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幾個月，就可以把機器開動起來。鄧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學部，我認為對立麵起來了。”他後來還托人去向張、姚建議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1975年7月9日
鄧小平召集政研室負責人開會。政研室七位負責人除鄧力群未出席外都到會。他們是：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
會議第一次閱讀並討論擬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文稿《論十大關係》。毛澤東講到，對犯錯誤的人要一看二幫，不要幸災樂禍（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84頁）。鄧小平說，現在很多人就是不實行這一條。鄧小平說，黨的基本路線一定要有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不然路線就是空的。又說，路線不是空喊。
鄧小平向到會者傳達了7月初毛澤東同他談話時對文藝工作的意見：
“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
“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傳達後，鄧小平說，除百花齊放外，還有一個百家爭鳴的問題。要防止僵化。現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雙百方針沒有貫徹執行，文學、藝術不是更活潑、更繁榮。鄧小平說，毛主席最近關於百花齊放方針問題和文藝工作問題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傳達，準備討論一次。鄧小平說他不熟悉這方麵的情況，要政研室幫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學、教育、出版等方麵執行雙百方針的材料。
鄧小平還說到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問題。他說，現在對基礎理論不重視，隻搞應用科學，這樣要趕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昨日（7月8日）中組部確定、經國務院係統告知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人選（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鄧小平說，學部在適當的時候要考慮安排學術界人士擔任副主任。
說明
7月9日這次談話後的第二天（7月10日），胡喬木即召集政研室負責人開會。這是政研室成立後的第二次會議（第一次會議在7月4日召開）。出席者為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李鑫、鄧力群。會上，胡喬木先講了政研室的性質、任務，接著傳達了毛澤東7月初關於文藝的指示，並說，他理解主席說小說詩歌沒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說詩歌沒有。會議根據鄧小平關於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學、教育、出版四方麵執行雙百方針情況材料的要求，議論了題目與分工。胡喬木就教育方麵出了四個題目：教育質量（包括畢業生的程度如何評價），學習時間，教師、學生的活動，基礎課在課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過個別聯係，從自己熟悉的人那裏了解有關方麵的情況，征求意見。鄧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學院的鬱文聯係。胡喬木說，鬱文曾對他說過，周培源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發表後，南方有人不同意，說這是刮理論風。胡喬木要鄧力群順便叫鬱文把這個情況寫個材料。會後，鄧力群要鬱文寫科學院各主要學科研究工作情況，同時要他寫關於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鬱文寫的材料經鄧力群交給了胡喬木。
政研室的人員和辦公地點按任務分為兩部分。以編輯《毛澤東選集》為主要任務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李鑫在那裏辦公。政研室的經常工作由於光遠和鄧力群負責，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現已拆除）辦公。鄧小平交的調研任務，主要由於、鄧二人貫徹執行。
7月11日，於光遠、鄧力群向剛調來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誌傳達了10日會議的一些內容，具體布置了任務。在這次會上，鄧力群提出關於“三突出”這個題目。他說，現在一些文藝評論文章把京劇革命樣板戲的“三突出”說成是適用一切藝術形式的創作原則，是不妥當的。他請王子野翻閱報刊文章，把有關“三突出”的論述，摘抄整理成一個材料。王子野等查閱了1969年以來北京、上海的幾種主要報刊，在整理關於宣傳“三突出”的材料時，發現自1969年11月以來“雙百方針”提得極少，一個同誌從《樣板戲評論集》上發現以樣板戲演出單位和“初瀾”名義發表的好幾篇文章，毛主席關於文藝方針的四句話，都隻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三句話，而不引“百花齊放”這一句，正好從指導方針和文藝理論批評方麵同毛澤東7月初批評創作上“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相印證。（後來在“四人幫”直接控製的《紅旗》、《人民日報》、《文彙報》三種報刊上初步查核統計，從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有18篇文章砍掉“百花齊放”口號，共19處。）王子野等將報刊中砍掉“百花齊放”的情況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鄧力群即把材料交胡喬木。
胡喬木讀了這兩份材料後，覺得砍掉“百花齊放”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個原則問題，值得送給鄧小平看。不過因為材料比較長，所以寫了一封短信，大意說這個材料很費了工夫，值得看一下。統計數字表明這幾年雙百方針宣傳的確比較少，特別是毛主席說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四句聯用的話，在一段時間裏隻用了三句。關於“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兩句，說也可看看。這信同兩個材料在7月23日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有一次對胡喬木說，這個材料能說明一些問題。
1975年10月4日，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時，運用這個材料揭露和批評“四人幫”割裂毛澤東思想。他說：“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比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誌說，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
“四人幫”割裂和篡改毛澤東思想的這一罪證被揭露，七、八、九、十月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又有一係列指示，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在“百花齊放”口號等問題上作暫時的表麵的退卻。在張春橋授意下，文化部創作辦公室於1975年12月12日向出版機關發出了一個《樣板戲劇組文章若幹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關於文藝方針的提法”說：“69年以來，所有樣板戲劇組文章，大都是提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改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幫”賊心不死，在1976年“四五”運動被鎮壓以後，他們在報刊文章中又重新將“百花齊放”砍掉。真是道地的複辟！
這次談話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鄧小平關於自然科學研究的意見。他從我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高度，闡明了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科學研究的關係。針對“四人幫”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教條主義和以生產鬥爭代替科學實驗的實用主義，指出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在整頓全麵展開和深入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一手抓了社會科學和思想理論，一手抓了科學技術。在領導力量安排上，他要胡喬木“分管學部”，派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胡耀邦於1975年7月18日就職，任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組長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後來“四人幫”將這一配備謔稱之為鄧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1975年7月18日
下午，胡喬木到鄧小平處。鄧小平告訴胡喬木，《論十大關係》整理稿毛主席已看過兩次，作了批示。並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鄧報告了有關編輯《毛選》的一些設想：五卷編輯情況要寫報告；六卷也要編出；及早翻譯。此外，就有關工作問題談了以下各點：
一、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經中組部批準的“學部”的人事安排和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工情況。
二、胡喬木帶了三、四月間的一些關於反經驗主義的報刊材料給鄧小平。鄧說：這些算什麼，有些文章還指著我的鼻子罵。
三、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熊複向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幹部了解情況遇到的困難，說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麵雙百方針執行情況需要組織。
四、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了他所了解到的關於電影《創業》受壓製的情況和人們的議論，認為文化部對這部影片的處理很不對，過嚴過死，所以新片子少。這樣領導文藝，很難達到創作繁榮、百花齊放的目的。鄧表示同意。
說明
7月9日鄧小平同政研室負責人閱讀、討論胡喬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澤東文稿《論十大關係》以後，胡喬木於7月12日寫就《關於〈論十大關係〉整理稿的幾點簡單說明》，指出：“這個整理稿是根據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和1956年5月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兩個記錄稿綜合整理的。”說明中列舉了整理稿中一些內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處。7月13日，鄧小平將胡喬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論十大關係》送毛澤東審閱，附送了胡喬木寫的“幾點簡單說明”。鄧小平在送審報告中說：“《論十大關係》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較成功。”“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此點，請考慮。”毛澤東審閱後，當天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誌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7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讀《論十大關係》，胡喬木列席。江青等認為稿子整理得還不大夠，提出一些枝節問題。鄧小平回答：主席已看過兩次，有什麼問題，待最後付印時再請示。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一個誕辰，1976年12月26日，《論十大關係》在《人民日報》發表。
鄧小平對胡喬木整理的《論十大關係》很滿意。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鄧小平說：《論十大關係》這篇是誰整理好的？是喬木同誌主持，整理了好幾稿才搞出。在這以前搞了好幾遍都不行。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後的文字，理論、邏輯很嚴密，成了一篇理論文章，哲學文章。
鄧小平對學部工作抓得很緊。在6月29日第三次談話之後，他就要中組部提出學部負責人人選，並要一位副總理召集國務院辦公室、政工組和原代管學部的教育部作正式通知。7月9日讀毛澤東文稿時，胡喬木即告鄧小平，已經向中組部提出，學部由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經國務院係統通知。7月11日，政研室負責人開會談了學部工作，確定胡繩聯係學部。會後向鄧小平寫了簡要報告。鄧批請李（先念）辦。7月17日，胡喬木即召集這三位學部新領導開會。由教育部李琦介紹情況，胡喬木談了工作方針與三人分工，要他們開始工作，對他們說：“不能再走老路，但對老路要有分析。”會上還確定準備把下去的業務人員調回來。所以，7月8日談話一開始，胡喬木即將學部組織已經落實，工作已經開始的情況向鄧小平彙報。
胡喬木向鄧小平談電影《創業》的情況和看法，主要依據是賀捷生（賀龍之女）給他送的一份材料。賀捷生當時常去胡喬木家。她得知7月初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對文藝創作中“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的現象深為不滿，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又了解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要了解文藝工作中執行“雙百”方針的情況，遂邀約幾位作家、詩人商量怎樣反映情況。他們認為江青等人指責電影《創業》“在政治上、藝術上有嚴重問題”予以扼殺最為典型，能夠擊中要害，成為打破其文化專製主義的突破口。於是整理一份材料，將《創業》如何備受群眾歡迎，江青等人又怎樣竭力壓製，詳盡寫出，送交喬木。喬木在這次談話時把這份材料的主要內容向鄧小平談了，得到鄧小平的認同。
胡喬木認為賀捷生他們寫的材料雖反映了情況，但還不適於上送。所以，在這次向鄧小平彙報之前幾天，胡喬木已對賀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創業》編劇張天民上書；在這次談話之後，胡喬木又請熊複找詩人李季寫信。他說，李季同誌從延安時候起就有聲名，那時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現在又因受壓製離開了文藝界，到了石油戰線，他寫這封信是最恰當的人選。（後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又沒有參與《創業》創作，胡喬木對王子野代為起草的信稿又不滿意，故此信未寫成。）
就在7月18日胡喬木和鄧小平談話的這一天，張天民分別給毛澤東和鄧小平寫的內容相同的兩封信已經寫好。張天民信中敘述了電影《創業》創作與公映的經過，對文化部核心組批判《創業》的“十條意見”提出不同看法，並“建議應該重新上映”。7月22日，賀捷生把張天民寫的致鄧小平的一封交給了胡喬木，致毛澤東的一封交給了王海容。胡喬木很快把信轉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又及時交毛澤東。7月25日，毛澤東在張天民給鄧小平的那封信上寫下了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詳見7月26日第七次談話）
第六次 1975年7月23日
下午，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因看望一位老同誌，順便到了中南海西四院。胡喬木向鄧小平談了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編輯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談了調幹部的問題。鄧小平說，幹部主要看是不是頂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見。
說明
“頂用”是鄧小平選拔幹部的一條主要標準。在這次談話之後十天，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領導班子問題一定要抓緊解決，要找一些能夠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25頁）“要選有能力的人，選到了要好好培養。”（同上，第26頁）
第七次 1975年7月26日
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二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正在讀的時候，鄧小平接到了毛澤東7月25日對張天民給鄧小平信所作的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他當場就向政研室的負責人宣讀了一遍。讀後說，文化部處理問題太粗暴，連《創業》這樣好的影片也不許放映，還有什麼百花齊放？
胡喬木講了《創業》作者寫這封信的情況，說文化部的十條意見絕大多數站不住。胡喬木還批評拿“三突出”原則作為一切創作的標準，就不符合百花齊放的方針；文化部長期不提百花齊放，評論文章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四句話隻說三句，把百花齊放砍掉了。
胡喬木要鄧力群把有關電影《海霞》的爭論給鄧小平講一下。鄧力群剛在前一天（7月25日）將該片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聯名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交胡喬木請鄧小平轉送。他簡要介紹情況後說，有了《創業》的批示，關於《海霞》的爭論就解決了。
鄧力群又講了一下關於“三突出”的問題，說：一些報刊文藝評論文章把它說成是適用於一切藝術形式的原則，對“三突出”有絕對化的傾向，我不同意。鄧小平說：是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裏還需要有諷刺文學。人民代表大會每次都有侯寶林當代表，而且主席每次開會都要問一問有沒有侯寶林。
說明
在1975年7月14日，即《創業》編劇張天民給毛澤東寫信前四天，毛澤東就文藝問題又一次談話，對“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的狀況不滿，指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使文藝“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所以，《創業》作者7月18日的信，寫得正是時候。
毛澤東在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中寫明：“此信增發文化部及來信人所在單位。”所以，毛澤東支持《創業》作者、批評“四人幫”的這篇批示，在文藝界傳播得特別迅速。長期受壓製、打擊的文藝工作者奔走相告，熱烈擁護。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對文化部頭頭們也有公開揭發、批判的。“四人幫”及其在文化部的爪牙則既怕又恨。江青後來叫嚷，張天民告了她的“刁狀”，毛澤東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
在當時的特定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對《創業》作出批示之後，在人們心目中，向毛澤東寫信，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成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最為簡捷而靈驗的方式。政研室負責人在轉送《創業》作者的信以後，又陸續經鄧小平向毛澤東送了若幹材料。主要有：
電影《海霞》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7月25日給毛澤東的信，申訴受到壓製，要求影片《海霞》影片通過發行。毛澤東7月29日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
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1975年8月8日貼出的學習毛澤東關於《創業》批示，尖銳批評文化部的大字報。毛澤東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按：你，指鄧小平。）
蕭勁光（海軍司令員）8月20日寫給鄧小平的信，揭發上海報刊發表《刁小三的邏輯》、《八路軍的“樣子”》攻擊軍委擴大會議。
中華當局幹部周妙中9月3日給鄧小平的信，對發揮知識分子作用和社會科學研究、出版工作、圖書館工作等提出一係列建議。鄧小平寫了處理意見報毛澤東。毛澤東圈閱。
《化石》雜誌編輯張鋒給毛澤東的信，反映辦刊困難和科學院的一些情況，毛澤東9月6日給來信加了標題：“一封訴苦的信”，批示：“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冼星海夫人錢韻玲9月27日給毛主席的信，要求舉辦紀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聶耳逝世40周年音樂會。毛澤東10月3日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各同誌。”10月下旬，政研室負責人又轉交李德倫給鄧穎超的信，邀請她聽音樂會。
按照安定團結、落實政策的方針，政研室向黨中央、國務院開列了邀請出席1975年國慶招待會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人士的相當廣泛的名單。國慶招待會後，胡喬木於10月13日又將載有《學部老知識分子出席國慶招待會的反映》的學部《政工簡報》第31期送給鄧小平，請他考慮要不要轉送主席。鄧小平於10月15日送毛澤東。10月16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
姚雪垠10月19日給毛澤東的信，請求支持他完成長篇小說《李自成》的寫作計劃並解決出版問題。10月23日胡喬木轉呈毛主席。毛澤東11月2日作了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周海嬰10月28日給毛主席的信，反映魯迅書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魯迅研究等方麵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議，請求幫助解決。毛澤東11月1日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
在7月26日讀毛著選篇的中途得到了毛澤東關於《創業》的批示，很自然地聯係到“四人幫”控製的文化部，並談論到另一部受壓製的電影《海霞》，因為就在7月25日，該片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也給毛澤東寫了信，通過鄧力群、胡喬木送鄧小平轉交。
關於電影《海霞》的爭論，情況是這樣的：1973年元旦，周恩來在接見電影工作者時提出希望三年之內把故事片這個空白填上。1975年初，故事片《海霞》攝製完成。周恩來於春節期間調看此片，予以肯定，並建議放映此片招待國際友人。江青一夥拒絕執行，還說此片“基調很壞”。於會泳等秉承江青旨意，於1975年6月下旬查封了全部底片和樣片。還以文化部名義三次致函北影全體職工，說《海霞》“是黑線回潮的代表作”，發動批判。
前麵已經提到，毛澤東繼7月初同鄧小平談話批評文藝工作之後，7月14日又就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發表談話。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很快在文藝界傳開。大約在7月22日或23日晚上，《海霞》編劇謝鐵驪和8341部隊駐北影廠的軍代表惠宏安一起到鄧力群家中，向他反映江青一夥壓製電影界和關於《海霞》爭論的情況。謝鐵驪說，現在文化部決定既不按第二次修改稿放映，也不按第三次修改稿放映，而要回到第一稿，意在一邊放映，一邊進行批判；並且把幾次的底片封存起來，不讓原攝製組人員參加。謝很著急，想直接給毛主席寫信申訴，要求鄧力群幫助他轉送這封信。鄧認為文化部的做法不妥，同意轉信，但要他認真考慮道理是否站得住，即他們的影片在政治上和藝術上是否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標準和雙百方針的指示。建議他重讀一下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有關論述。其次，認真考慮信中寫的事實是否站得住。鄧說：如果這兩條都站得住，我可以轉，否則我不能轉。毛主席對《創業》批示後兩三天，謝就把信送到鄧處。信開著口，署名的還有錢江。謝說他重讀了毛主席的著作，認為是站得住的。後來，鄧力群即把這封信交給了胡喬木。7月26日談話中鄧力群認為，有了《創業》批示，《海霞》爭論也就解決了。但鄧小平還是將胡喬木轉交的這封信立即轉送毛澤東。7月29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7月30日晚，鄧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員審看《海霞》，謝鐵驪、錢江參加。審看後政治局討論決定，電影《海霞》按作者修改過的影片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