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吳冷西見鄧小平談的另一件事是彙報和請示關於刊物的問題。
針對“四人幫”利用評《水滸》大搞影射，攻擊、陷害老革命家，鄧小平要求政研室也要寫文章，但不要影射，要講道理。同時，提高了刊物的重要性和地位。按照鄧小平所說“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審定，有些文章還要送中央和國務院審查”的精神，胡喬木曾說《思想戰線》實際上不單單是學部的刊物，也不隻是政研室的刊物，而且是國務院要辦的刊物。
這次請示之後，胡喬木抓緊了刊物的籌辦工作。
這次胡喬木同吳冷西一起見鄧小平還有一項任務是談政研室選調幹部問題。鄧小平又一次強調了“中年”、“頂用”的意見。
從抓緊辦刊物，抓緊調幹部，以及要把影射攻擊的文章“送毛主席看”這些情況來看，這時鄧小平對自己主持中央工作、開展全麵整頓還是很有信心的，他也沒有感到毛澤東對他的信任與支持有什麼動搖。這是合乎邏輯的。
第十四次 1975年9月19日
下午，胡喬木找鄧小平彙報準備寫一篇關於全麵宣傳三項指示的文章。在這之前，胡喬木已經布置鄧力群負責寫這篇文章，並商談了文章的主題和布局。要求一個星期寫出來。喬木認為，報紙上宣傳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很需要寫一篇全麵宣傳三項指示的文章，並提出了文章的布局：開頭總的講，由於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三項指示，我們的工作有了進步。但是由於沒有全麵執行，有的隻執行了一項，有的隻執行了兩項，所以各地方的工作發展不平衡。接著分三段分別講每項指示的意義和三項指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落實到全麵貫徹三項指示，落實到整頓。鄧小平聽了很讚成，認為很重要，要抓緊寫出來。還說，寫好以後，可以約幾位副總理一起討論審查一下，然後再送主席，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議，政治局批準了，就可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鄧小平提出，政研室再寫兩篇文章，一是關於整頓黨的作風，一是關於“雙百”方針。鄧小平還要求，以後每月寫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漸走上正軌。
他說：今冬明春要整黨。軍隊要整頓，地方也要整頓，工業、農業、文教、文藝等都要整頓。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從《化石》雜誌談到學部辦刊物問題。他說：《化石》這樣的刊物主席還這樣關心，學部辦的綜合性理論刊物主席還會不關心？
還談到毛澤東對張鋒關於科學院問題的信的批示，鄧小平說，這表示主席對基礎理論科學的重視。
說明
向鄧小平彙報準備寫關於三項指示的文章，是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
寫關於全麵宣傳三項指示的文章，這個題目是胡喬木出的。引起胡喬木要寫此文的動機，是鄧小平關於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思想。前麵已經說過，關於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觀點，鄧小平在5月29日鋼鐵會議上講過，7月4日在中央讀書班又講過。胡喬木看到7月講話記錄後，很擁護鄧小平的這個提法，對於報刊沒有宣傳三項指示不可分割很不滿。9月1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等政研室七位負責人談話中，進一步提出全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批評了“四人幫”割裂毛澤東思想，隻講鬥爭不講團結的問題，布置政研室“要抓緊寫文章”。於是胡喬木想到，與正在寫的評《水滸》的文章比較起來，全麵宣傳三項指示的文章更具有現實性，一定要把它寫好。9月18日，胡喬木即把寫這篇文章的任務布置給鄧力群。他講了文章的題旨與布局，又囑咐鄧力群把小平同誌關於這方麵的講話收集研究一下，把他講的意思組織到文章裏去。鄧力群對當時報刊宣傳的片麵性，對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宣傳得太少，也很不滿。他和胡喬木都想改變報刊宣傳三項指示的狀況，胡喬木要他寫這篇文章，他很樂意。
第二天，即9月19日，胡喬木就向鄧小平彙報。9月20日，胡喬木把鄧小平讚成寫這篇文章的意見告訴鄧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負責人。鄧力群當然很高興，立即找胡績偉、餘宗彥、蘇沛、滕文生四人，研究材料，討論提綱，還請有關單位的同誌就全國貫徹執行三項指示情況和文章應怎樣寫法，開了兩次座談會，然後即寫初稿。
鄧力群同四人一起商定了文章的結構，然後分兩組起草。胡績偉最早拿出初稿，鄧力群看了不滿意。後即由鄧力群口授，蘇沛、滕文生筆錄整理，然後由鄧力群主持，五人一起討論修改，鄧力群改定。文章初稿於10月7日寫成，題目也由鄧力群確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個初稿的主要論點，是根據鄧小平在幾次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中央一係列正式文件，中央和國務院其他領導同誌的講話中的觀點形成的，其中一些段落是摘抄原文。這些講話和文件是：鄧小平在鐵路會議（3月5日一指講話日期，下同），鋼鐵會議（5月29日）、接見中央讀書班（7月4日）、軍委擴大會議（7月14日）、國防工業會議（8月3日）、討論《工業二十條》會議（8月18日）、農業學大寨會議（9月15日）等七次會上的講話記錄；1975年中共中央文件4號（2月10日，批轉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5號（2月18日，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指示的通知）、9號（3月5日，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12號（6月2日，批轉江蘇省委關於解決徐海地區問題情況的報告）、13號（6月4日，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批示）、14號（6月30日，批轉國防科委關於解決七機部問題的報告）、16號（7月17日，批轉浙江省委關於解決“雙突”問題的請示報告）、17號（7月17日，轉發國務院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18號（7月19日，批轉中央軍委關於精簡整編的報告和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文件；國防工業會議上幾位中央負責同誌的講話；紀登奎關於處理浙江問題的講話，以及浙江處理“雙突”問題的材料；《工業二十條》8月22日和9月2日的稿子，以及北京、上海二十個企業黨委書記討論《工業二十條》（8月22日稿）的會議簡報。所以，《論總綱》這篇文章確實比較集中地傳達了1975年中央一係列文件的精神和要點，集中地傳達了鄧小平1975年全麵整頓的思想。這篇文章還相當尖銳地批判了“四人幫”，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戰鬥力量。
對於作為文章初稿的《論總綱》，胡喬木讀後不滿意，10月9日就說此稿不能用。他認為這篇文章用批判和論爭的語調寫不好，應該正麵講道理。鄧力群等又進行修改。胡喬木說，如果第二稿寫得好，可以作為《思想戰線》的帶頭文章。第二稿於10月20日左右寫出，改題為《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胡喬木看了仍不滿意，並另外找吳冷西起草。鄧力群又改出一個第三稿，擬在1976年元旦《思想戰線》創刊號上發表，題為《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未送胡喬木看。吳冷西11月初寫了一稿，題為《堅決執行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送給胡喬木，胡喬木沒有看。所有這些稿子，都沒有拿出來。
可是，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抓住《論總綱》的10月7日初稿，扣上種種帽子，妄圖打倒他們所仇視的鄧小平和其他中央負責同誌。1976年2月，姚文元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把《論總綱》定為“一篇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說它“同571工程紀要何其相似！”對文章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頭和結尾，姚文元也誣蔑與咒罵。開頭批日：“前提。經濟領域社會主義革命、階級鬥爭為綱被排除”；結尾寫道：“一定能複辟嗎？癡心妄想。”他們仇恨、害怕和誣蔑“四個現代化”真是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從1976年4月起，“四人幫”通過他們的輿論工具，在報刊上公開批判，給《論總綱》定性，說《論總綱》是“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紀要的翻版”、“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式的大毒草”。還說什麼《論總綱》是文“拳頭”，天安門事件是武“拳頭”。8月發行三本小冊子，在全國發動批判。他們把《論總綱》說成是“三株大毒草”的“主體”，而《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總之，凡是能夠想得到的最嚴重的反革命帽子，都給《論總綱》扣上了。
在“四人幫”的政治高壓麵前，鄧力群在政研室的批判會上，一再表示，由他負責寫的這篇文章，“從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的過程中，喬木同誌再沒有就文章的內容向我談過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彙報。所以三次稿子中的每個觀點、每個提法和每句話，都由我一個人負全部責任，參加寫這篇文章的同誌對此不負任何政治責任。”（1976年2月16日和3月5日在國務院政研室批判大會上的發言，見《運動情況簡報》第三期和第十期）在批判的高潮中，他當著整人的人的麵，毫不遲疑地在《論總綱》的標題下簽上“鄧力群”三個字。在1976年2月29日給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的報告中也寫道：“從開始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胡喬木同誌沒有向我提任何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彙報文章的內容。所以，這個初稿的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全部責任。”胡喬木也說明，此文並非鄧小平所布置而完全出於他的主動，是他布置寫這篇文章；在布置寫作此文之前，他並未向鄧小平談過，隻是布置後向他作了彙報；文章正在寫作過程之中，當然也沒有送給鄧小平看過。他在1976年3月2日給毛澤東的揭發材料中寫道：“無論我對一稿二稿的內容曾提出什麼意見，總之，寫這篇文章的政治責任必須首先由我負。”至於“四人幫”對《論總綱》以及《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瘋狂攻擊的效果，反而是鄧小平全麵整頓思想、理論與策略的深入人心！這是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彙報提綱》確實可以說是鄧小平全麵整頓的三個綱領性文件，它們分別第一次係統論述了鄧小平撥亂反正、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
曆史學家已經指出，在“文革”前十年探索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向（它們同時又是相互滲透和交織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的發展與積累，為後來糾正“文革”的錯誤，實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做了一定的準備。在這裏，我們應該指出，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正是在“文革”發展到那一時刻的特殊條件下，對前十七年發展與積累起來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的運用和發展，《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彙報提綱》則既是對已經進行的初步整頓實踐的理論概括，又是對即將開展的整頓總體戰的全麵指導，它為後來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更為直接地作了一定的準備，而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撥亂反正，正是1975年整頓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繼續、完成和更進一步發展。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又一次提出“今冬明春要整黨”，同時又一次強調了各個方麵都要整頓的思想。他很讚成寫宣傳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是因為胡喬木的考慮是同他對全麵整頓的部署一致的。他提出要寫關於黨的作風和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也是為今冬明春的整黨和文藝、科技、教育等方麵整頓的深入作準備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是由點到麵，由經濟部門、科技部門到意識形態部門，由各個方麵的具體工作到執政黨的黨風，這樣逐步鋪開、逐步深入的。
關於黨的整頓問題，鄧小平在1975年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學員講話中實際上已經提出來了。他說：“毛澤東同誌講軍隊要整頓，整個黨也有這個問題，特別是在黨的領導和黨的作風方麵。”（《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12頁）到8月18日鄧小平在討論《工業二十條》的會議上講話時，黨要整頓的思想與部署已經十分明確。鄧小平說，不但各行各業要整頓，黨也要整頓。還說，浙江的“雙突”，不隻是浙江一個省的現象，全國各省、市的一些地區和單位都不同程度地有這個問題。不整頓不行。不整頓，我們這個黨就成問題。他說，今冬明春，在整黨的同時，1975年11、12月，要騰出時間來搞好企業管理、生產秩序、設備維修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運動情況簡報》第十六期，第5—6頁。）在9月19日這次談話之前，鄧小平在9月15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了全麵整頓的任務。在這次談話後，9月27日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他又進一步指出：“當前，各方麵都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農業要整頓，工業要整頓，文藝政策要調整，調整其實也是整頓。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麵的問題，解決各方麵的問題。”“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隻要抓住黨這個中心環節，各個方麵的整頓就不難”，“整黨主要放在整頓各級領導班子上”。（《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5頁）至此，鄧小平完整的全麵整頓的思想形成。
按照鄧小平的上述論述，《論總綱》對整頓寫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是互相聯係的不能割裂的統一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項，也不能孤立地隻抓其中任何一項。我們必須以這三項重要指示為綱，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豐富經驗，製定各項工作的具體政策，用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麵的工作，整頓各方麵的工作。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科學技術要整頓，文化教育衛生要整頓，文學藝術要整頓，軍隊要整頓，黨也要整頓。這次整頓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是為了迎接明年開始的第五個五年計劃。”並指出：“在各個方麵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是重點。”“四人幫”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恨之入骨。1976年2月，姚文元對上引這一段話加了三條批語，說“九大‘整頓’。可謂天羅地網。”“殺氣騰騰，一副地主資產階級‘還鄉團’的腔調。”對“為了鞏固和發展……”批道：“換幾個字，為了扼殺和取消就對了。”在這幾句批語中，他們這一夥不要安定團結，反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極左麵貌真是暴露無遺。
9月19日談話涉及的另一件事，是督促胡喬木抓緊籌辦綜合性刊物《思想戰線》。
談話中提到的《化石》雜誌，是1973年複刊的科普刊物（半年刊）。1975年8月，毛澤東左眼做手術後視力有所恢複，看了《化石》創刊以來的各期，寫了批語，要求印大字本送他。9月6日，該刊編輯部張鋒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辦刊困難和科學院的一些情況。毛澤東於9月16日作了批複。他給來信加了標題：“一封訴苦的信”，並批示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關於辦刊物，鄧小平6月29日同胡喬木談話時就提出“學部要辦個刊物”。七、八月間鄧小平又催過幾次。胡喬木曾催問胡繩有關《思想戰線》籌備的情況，很著急，認為事情辦得拖拉，說小平同誌對這個刊物很重視，催了好幾次了，要趕快辦起來。
9月5日學部臨時領導小組已起草了關於創辦綜合性刊物《思想戰線》雜誌的請示報告初稿。9月19日談話後，22日請示報告送給胡喬木審閱修改。
胡喬木於9月29日改寫後，1975年10月4日以哲學社會科學部臨時領導小組名義上報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報告說：“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哲學社會科學部已經逐步恢複業務工作。學部所屬各研究所過去出版過的各個雜誌，隻有《曆史研究》、《考古》、《考古學報》仍在出版，其餘都已停刊多年。現在除準備按照需要和可能逐步出版各種分科的雜誌外，打算先出版一個綜合性的雜誌。”關於“刊名和性質”，報告說：“刊名定為《思想戰線》。它是一個理論性、批判性、討論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月刊。”對刊物的方針，報告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則”、“要麵向全國，麵向廣大群眾，注意同工農兵結合，實行開門辦刊物”、“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提倡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觀點和材料的統一上說明問題。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努力避免片麵性和絕對化”、“提倡革命文風”等五條。
10月5日鄧小平批：“擬同意，請主席批示。”經毛澤東圈閱，10月6日鄧小平又批：“請政治局同誌傳閱後退胡喬木。”
10月6日當天上午，政研室召開會議，討論《思想戰線》工作，胡喬木講了話。他指出，《思想戰線》不單單是學部純學術的機關刊物，它是麵向全麵、麵向廣大群眾的刊物。應當辦成政治性、戰鬥性、現實性、理論性的，能代表黨的路線的刊物。學部領導要把辦好這個刊物當作頭等重要任務來抓。文章的選題與質量，都應與黨目前在各條戰線上的方針任務和要求相適應。編輯部要與黨、與各個實際工作部門保持密切的聯係，把他們工作中的問題，轉換為我們的選題、文章。胡喬木指出，學部的領導、刊物編輯部要能了解和熟悉黨在各條戰線上有哪些任務，對現在各條戰線上的幹部和群眾中的許多思想理論問題，刊物要有所反映，要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予說明和解決，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各種不正確的觀點。結合當前報刊的情況，胡喬木指出，毛澤東關於“要安定團結”的指示已兩年多了，還沒有一篇係統地研究的文章；批評報刊的宣傳不去解決經濟工作中關於革命與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生產中技術與政治的關係、生產組織管理製度等非常迫切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是搞不上去的。他還說，“群眾並不要求那些一窩蜂的文章，這樣的文章與其寫，不如不寫，與其出，不如不出。”這些意見，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控製的報刊宣傳，也從反麵說明了對《思想戰線》的要求。胡喬木還談了作者隊伍與編輯部的建設問題。他指出：我們刊物的作者應當是全國範圍的，要搞五湖四海，打破那種小圈子習氣。作者要廣泛，要老、中、青三結合，提倡理論隊伍與群眾相結合。他還指出：刊物的方針、內容和文章的要求，寫在報告上容易，真正做到卻是很不容易的。這需要一個很強的編輯部的班子，人員要嚴格選擇。他認為編輯部要有兩部分，一部分有觀點、有思想，活動能力強，能出好題目；另一部分能夠對文章的質量負完全責任。
10月6日下午，胡喬木又在會上具體談了《思想戰線》的選題。針對“四人幫”的左傾理論及其造成的混亂，提出不少重要論題。如：在教育工作方麵，要從理論上闡明列寧反對崇拜自發性的觀點，闡明毛澤東的實踐論觀點，無政府、搞破壞決不是反潮流、反師道尊嚴。封建主義的師道尊嚴要破壞，社會主義的師生關係要建立。要講清楚什麼是以學為主，重新闡述“五七”指示；關於科學工作，可以按照《科學院彙報提綱》的精神擬出“科學是生產力”、“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關係”、“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選題；經濟工作，要區別關於唯生產力論、利潤掛帥、技術至上的正確了解和歪曲了解，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來解釋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搞上去；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討論，最好不糾纏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不如從事實、從分析中去講明主席指示的精神，講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根據和與它作鬥爭的途徑；評論《水滸》，可以就這個題目討論中國農民戰爭的問題，分析農民戰爭的幾種類型，不同時期、不同的戰爭、不同的路線、人物、結果，批判一些錯誤觀點。說明宋江投降不是什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但晁蓋、吳用、李逵，有他的局限性。肯定他們的革命性，也指出他們的局限性。無產階級則不同，第一，無產階級不是法家，第二，無產階級不是晁蓋。
此後，在政研室指導下，《思想戰線》擬定了1976年第一季度選題，編就了刊物的第一期。但因“反擊右傾翻案風”起而未能麵世。
第十五次 1975年9月25日
早上，鄧小平把胡喬木找去，說：一定要搞一個毛主席和馬恩列關於哲學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語錄，作為（科學院《彙報提綱》的）附件，明天早上就要編好印發，因為有同誌有意見。
說明
《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交國務院討論稿）中提出“對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必須努力進行係統的、準確的宣傳，並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對這一路線的任何偏離、割裂或曲解。”並列舉了五個方麵，說明應該怎樣全麵認識與把握，防止兩種錯誤傾向。其中說到，“一定要強調馬列主義哲學對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提倡科研人員學習自然辯證法，認為哲學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沒有指導意義，是不對的；另一方麵，以為哲學可以代替自然科學，以為不依靠科學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勞動和精確論證，就可以簡單依靠哲學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體科學問題的具體結論，也是不對的”。
鄧小平得知有的中央負責同誌對於上述論斷有些意見，立即找胡喬木編印材料，說明《彙報提綱》理論上有根據，站得住。
胡喬木當即要於光遠組織政研室同誌摘編。國內組孫小禮連夜編好一份題為《哲學隻能概括、引導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材料，引用毛主席的論述5條，恩格斯、列寧的論述12條。這份材料在9月26日印出，下午開會時發到每個與會者手裏。鄧小平在26日會上談到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還特別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寫清楚。
會後，胡喬木等又對《彙報提綱》中的這一段話作了修改，成為：“一定要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指導作用。不積極組織科技人員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學習自然辯證法，不鼓勵和幫助他們在工作中自覺地運用辯證法，不認真開展對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批判，是不對的；另一方麵，不注意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以為哲學可以代替自然科學，以為有了哲學就可以不要各門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以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學實驗和精確的科學論證，隻依靠哲學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體的科學問題的科學結論，也是不對的。”所附的材料，後來又補充了不少條，重新編輯，分兩部分：（一）自然科學的研究必須以哲學為向導。（二）哲學不能代替自然科學。兩部分都引用了“毛主席的論述”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論述”。題目改為《必須用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學代替自然科學》。
第十六次 1975年9月26日
早上，鄧小平又找胡喬木去，要他先去找那位對《彙報提綱》中關於哲學與自然科學關係問題的表述有意見的中央負責同誌麵談一下，並要胡喬木一定參加下午討論《彙報提綱》的會。
說明
胡喬木即按鄧小平的囑咐找這位負責同誌（紀登奎）麵談。紀主張用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關於“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的提法。胡喬木即引毛澤東的話作根據，說明《彙報提綱》中用《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路線的道理。其實，在9月26日國務院會議上分發的關於哲學與自然科學關係的語錄，第一條就是“哲學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電子論”那一段，第二條就是《整頓黨的作風》中“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那一段。
9月26日下午，國務院召開科學院《彙報提綱》彙報會，除科學院胡耀邦、李昌、王光偉外，還有計委、建委、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和教育部負責同誌參加。胡喬木和吳冷西、於光遠以及學部林修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鄧小平說到自動化提高後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時，胡喬木插話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馬克思說生產力首先是科學。”根據會上鄧小平的談話，以及會下鄧小平的交代，胡喬木又對《彙報提綱》作了若幹修改，如：隊伍，注明全國各專業科研機構五個係統共約25萬人；明確要選拔科研人員擔任正副所長等職；科技大學要從應屆優秀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整頓的內容還增加了“整頓科技出版工作”一項。9月30日晨，稿子修改好付印，午後送鄧小平報送毛澤東。
第十七次 1975年10月3日
下午，鄧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七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等），又一次提出要宣傳七屆四中全會精神。
因前一天（10月2日）晚上看了電影《春苗》，在吃飯時鄧小平問大家對《春苗》有什麼看法。有的同誌表示，反映“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情況比較真實，鄧小平說：你倒比較寬大。
9月底看了話劇《萬水千山》。這次鄧小平說，《萬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戲院演出。
說明
以赤腳醫生為題材的《春苗》，是“四人幫”控製製作的宣揚與走資派鬥爭的第一部故事片。於1975年國慶節公開放映。鄧小平同政研室負責人吃飯時談到這部影片，雖是隨便聊天，但愛憎分明。他對這種影片的不滿，也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的不滿，從對那位認識模糊的同誌的揶揄中自然地流露了出來。
《萬水千山》是陳其通編導、1955年由總政話劇團首演的十幕話劇。周總理多次觀看演出，並同作者一起研究這個戲的主題和構思。劇名《萬水千山》就是周總理定下來的。
這個戲，通過描寫中央紅軍的一個營——泰山營在長征中的戰鬥經曆，藝術地再現了紅軍長征的光輝曆程，特別是遵義會議後，紅軍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四渡赤水，扭轉了戰局，然後巧渡金沙江，通過彝族區，搶渡天險大渡河，翻雪山，過草地，突破臘子口，直插六盤山，勝利到達陝北的情景，歌頌了毛主席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力挽狂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的偉大業績；歌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戰勝王明、張國燾“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歌頌了紅軍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較成功地塑造了紅軍指戰員的英雄形象。許多老戰士看了演出，重溫當年長征的戰鬥生活，深受鼓舞。廣大觀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稱讚它是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的好教材。
毛主席於1964年觀看了演出，肯定過當時演出本的一些情節和人物，並對如何表現好紅軍各方麵軍團結戰鬥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此後，作者對這個戲反複進行了加工修改。1974年以來，在內部試驗演出了一百七十多場，觀眾十萬多人次。1975年7月，毛主席指示調整文藝政策，擴大文藝節目，重新上演《萬水千山》提上了日程。
鄧小平熱情支持《萬水千山》重新上演。他希望把《萬水千山》的劇本改得更好。1975年9月1日，他對劇本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指出：“主要是二方麵軍寫得不夠；要把長征中的路線鬥爭寫明確；要寫陝北是落腳點和出發點；三個方麵軍會師的地點較難處理，對會師的政治意義突出不夠，要把毛主席總結長征時說的‘長征是曆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的意義表現出來；毛主席軍事思想最光輝的一頁，就是長征中的四渡赤水。全劇的中心是要突出毛主席的思想。講清楚長征後紅軍縮小了，但更強了；講清楚長征的偉大意義；講清楚樹立了我黨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地位，迎接革命新高潮。這樣才能反映出在艱苦奮鬥中的革命樂觀主義是從哪裏來的。”
“四人幫”卻設置障礙，妄圖不讓演出。江青授意她的親信，寫了一個洋洋三千言的《對話劇〈萬水千山〉的初步意見》，百般挑剔，借談意見為名，行否定之實。還以“不改好不看”相威脅。“四人幫”說什麼劇中幾次提到毛主席，“反而搞得很平淡，不突出”。他們甚至下令要把台詞中提到“周副主席”、“朱德同誌”的名字去掉。還攻擊劇中人物羅副營長，說他的覺悟直到會師陝北“仍然停留在‘誰反對革命，我就揍他’的水平上，使人感到不夠真實”。
“四人幫”已經無法阻止《萬水千山》重新登上首都舞台，但還是在劇場的安排上進行限製。1975年10月1日，經修改後的《萬水千山》正式公演。這時，“四人幫”更是惱羞成怒。江青指責“這個戲有問題”。張春橋咒罵：“《萬水千山》那些東西，都是為那些老家夥評功擺好的！”“四人幫”還利用手中的權力，扣壓《人民日報》已經編排好的《萬水千山》彩色劇照，不讓見報。還指使人炮製文章，影射攻擊《萬水千山》“政治背景不明”，“同樣板戲唱對台戲”。但是，他們的這些倒行逆施隻是螳臂擋車而已。他們終於無法阻擋《萬水千山》的連續公演。在當時，衝破樣板戲獨霸舞台的局麵，就是貫徹“百花齊放”方針的一個勝利。
第十八次 1975年10月10日
下午，胡喬木到鄧小平處，談華國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報告稿的修改問題，同時談了毛選五卷編輯問題、教育問題等。
說明
10月9日下午，胡喬木到國務院參加華國鋒召集的會議，討論華國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的修改問題。10月10日上午，胡喬木又到國務院研究修改辦法。當天下午，胡喬木到鄧小平處，聽取修改意見，共同商議。當天晚上，華國鋒到胡喬木處商談農業學大寨會議報告稿，談到十一點半。第二天（11日），胡喬木從早晨開始修改，一直改到夜裏三點鍾才完稿。10月12日晚，國務院再次對報告稿進行討論。10月15日，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作了題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總結報告。10月17日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胡喬木對這篇報告又修改潤色了一遍。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華國鋒的這個報告。
第十九次 1975年10月14日
早上，胡喬木去鄧小平處。鄧小平告訴胡喬木，主席講他沒有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對科學院《彙報提綱》有一些不讚成的意見；鄧對主席說，請主席把稿子退給我們修改吧，但還沒有退回來。
說明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可是在1975年卻成了爭議的一個焦點，後來還被“四人幫”用來製造謊言，大肆攻擊。
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彙報提綱》前三稿中，從1969年由有關部門編印的《毛主席論科學技術革命》的小紅本中，引用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科學院為起草《彙報提綱》而編輯的《十六條語錄》對這一條注的出處是：“毛澤東：《在聽取科學技術規劃彙報時的談話》，1963年12月。”鄧小平讚成這個論點，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胡喬木接手修改《彙報提綱》後，曾經查對過這句話的出處，一時沒有查對得很清楚。他決定暫時保留，送請毛澤東審定。於是，胡喬木把包括這一條語錄出處在內的《彙報提綱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關於科技工作指示的出處》（共二十六處）印出，作為9月26日國務院討論稿的附件之一，其中引了兩句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並引馬克思關於這一論點的論述（引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三分冊第369頁），作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的注釋。注文為：“關於這一論點，馬克思在講到近代社會的勞動生產力時，有過這樣的論述：‘所謂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其次是在生產過程內部聯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最後是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轉移到死的生產力上麵去的技巧’。”同時要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同誌進一步搜集和整理馬、恩、列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材料。
毛澤東在審閱《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時表示，他不記得說過這句話。鄧小平10月14日談話後，胡喬木進一步作了查對工作。查出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聽取聶榮臻同誌彙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列席的韓光、範長江、於光遠都作了筆記。關於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等話，在他們的筆記本上都有。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都失記。鑒於《毛主席論科學技術革命》中所引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那句話一時查不清出處，於是，在10月24日《彙報提綱》退回後的改稿中刪去了這句話，同時，在所附《出處》中也相應刪去它的出處和引馬克思的話所作的注釋。“四人幫”則別有用心地抓住這件事大作文章，說什麼這句話是胡喬木“喪心病狂”地製造的“政治謠言”。在1976年4月初上海《學習與批判》發表的文章中，還在馬克思那段譯文上找茬兒，認為是用了錯誤的譯文。但不論他們怎樣“校正”，終究不能抹煞科學的力量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並向現實生產力迅速轉化，愈益成為現代生產力中最主要的推動力量。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第一個問題就是係統論述“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認識問題”。他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鄧小平強調：“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化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與外賓談話中更進而作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同年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彙報時又重申了這個論斷，並說：“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進一步強調了這個觀點，他說：“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可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麼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使馬克思主義關於科技性質和作用的學說和生產力理論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在這個理論觀點的指導下，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
第二十次 1975年10月24日
上午，鄧小平找胡喬木去，說毛澤東退回了科學院的彙報提綱，要他照主席的意見再修改一次。
說明
胡喬木遵囑於當天下午約胡耀邦等研究《彙報提綱》的修改問題。後又改了一遍。10月27日又對提綱修改稿研究修改後送給鄧小平。因為當時鄧小平已經受到錯誤的“批判”，他就沒有再把這份《彙報提綱》送給毛澤東。
《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的製訂，雖然與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一起中輟，但這個文件所概括、所論述的鄧小平關於整頓與發展我國科技事業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反而因為受到無情的批判而格外顯露出它的光芒。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於1977年夏剛開始恢複工作，又立即緊緊抓住科學和教育這兩個環子，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旗幟鮮明地繼續1975年冬天中斷的事業。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40、41頁）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說“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麵的工作”，指出我國趕上世界水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係統地闡述了調整科研、教育體製與機構等問題。（同上，第48頁）在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深刻地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的觀點，提出了建設宏大的又紅又專的科技隊伍的任務。（同上，第88、89、91頁）4月22日，他又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鮮明地提出“提高教育質量，提高科學文化的教學水平，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任務。（同上，第103頁）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新時期科技與教育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1975年整頓中的《彙報提綱》正是後來科教部門撥亂反正的一個前導。
第二十一次 1975年11月4日
下午，鄧小平找胡喬木去，談《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談完以後說，你們以後就是抓緊這兩件事：一件是把編輯《毛選》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幫助學部把刊物辦好。還說，要把辦好《思想戰線》這個刊物，作為政研室的主要任務。
說明
這次談話，是鄧小平開始遭到錯誤的批評後進行的。
1975年10月中、下旬，毛澤東就10月13日劉冰等人給他的信對鄧小平作了嚴厲批評。毛澤東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10月下旬和11月1日晚，毛澤東找鄧小平談了兩次。
11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擔任聯絡員的毛遠新對鄧小平主持工作期間的形勢進行攻擊和誣蔑，否定工農業、財貿、教育、文藝等方麵經過初步整頓所取得的成績。鄧小平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說：我是從今年3月9號文件開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號文件以後是什麼路線，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可以考慮嘛！從9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列舉了3月以來作了哪些工作，講了哪些話，並說，昨天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怎樣，主席說對。
然而毛澤東這時的重心顯然已經向另一麵傾斜。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吳德前往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劉冰來信的談話，由此展開了一場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所以，鄧小平及時指示胡喬木，政研室以後就是抓緊做好兩件事，一是西四院的工作，即編《毛選》第五卷，一是辦好刊物。既緊縮了工作範圍，又堅守住基本陣地。
胡喬木認真貫徹了鄧小平的意圖。他立即讓吳冷西主持政研室各組組長會議，討論如何給《思想戰線》出題目，寫文章，看稿子。並指定於光遠、鄧力群幫助胡繩抓《思想戰線》的工作。雖然政研室的同誌作出了很大努力，準備在1976年元旦創刊的《思想戰線》的文章大多已排出清樣，無奈這股“反擊”的風愈刮愈烈，這個刊物終未麵世。
第二十二次 1975年11月10日
上午，鄧小平約胡喬木去，告訴他說：我現受批判，起因是轉劉冰的信。並說：主席作了很嚴厲的批評，我作了自我批評。鄧小平表示：信既要我轉，總是說明寫信的人認為我是同情他們的。鄧小平還對胡喬木說，中央講了，三項指示為綱這個提法不對，隻有階級鬥爭才是綱。
胡喬木說，轉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評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對你早就有了不滿。鄧小平說，過去把形勢看得太簡單了。
胡喬木提到，政研室今後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參加領導，鄧小平聽了馬上搖頭，說：不要！隻要吸收年青一點的就行了。
胡喬木報告了政研室正在寫的關於《水滸》的文章的題目和構思，鄧小平說，寫起來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經我轉。
說明
按照鄧小平全麵整頓的部署，在搞好《工業二十條》和《彙報提綱》之後，下一個重點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的整頓了。鄧小平在9月26日聽取胡耀邦彙報科學工作時指出，“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並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
這次彙報會後，周榮鑫積極行動起來，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國務院的彙報提綱，著手整頓教育。正在這時，劉冰等人10月7日寫了致“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的信。劉冰等人8月份的第一封信是鄧小平轉的。鄧小平希望毛澤東了解遲群的劣跡解決清華大學的問題，從而推動教育的整頓，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當然立即照轉。可是，沒有想到轉信成了爆發點，使1975年鄧小平同“四人幫”的鬥爭形勢發生了逆轉。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鄧小平光明磊落，立即找胡喬木說明自己現在受批評、作檢討的情況。胡喬木這時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批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當然也是10月下旬以來鄧小平在思考的問題。他從毛澤東關於劉冰的信的談話中，從10月下旬、11月1日晚同毛澤東的兩次談話中，從11月2日晚同毛遠新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辯論中，已經看到了分歧的焦點。他告訴胡喬木，“中央講了，三項指示為綱這個提法不對，隻有階級鬥爭才是綱”。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中間，這一句話是關鍵。由此可以看出分歧的焦點是三項指示為綱還是階級鬥爭為綱。對“文化大革命”肯定還是否定，1975年的整頓對還是錯，全由這個“綱”支配和決定。
胡喬木在鬥爭這樣尖銳的關頭，又一次提出政研室吸收“革命造反派”參加領導的問題。鄧小平馬上搖頭，斬截地說：“不要！”表現了在原則問題上不妥協的精神。這種堅定性是鄧小平的一個突出特點。這次談話後十天，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希望初步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此議被鄧小平婉拒。他接過毛主席11月13日指示要給一些老同誌打招呼時說過的他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話頭，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胡喬木這一個月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評《水滸》的文章上。他對先後出來的幾個稿子都不滿意，認為關於農民戰爭問題講得太少。從10月中下旬起，他就埋頭看《水滸》，打算親自動手改寫評《水滸》的文章。10月24日評《水滸》文章二稿付印，他和有關同誌交換意見。11月8日還找胡繩談了他的設想。第一部分主要講農民戰爭的曆史、農民局限性和皇權主義問題；第二部分從國際工人運動的曆史展開，講社會主義下的繼續革命。胡喬木說他對第一部分已考慮得比較成熟，要胡繩幫助他考慮一下第二部分。這次談話時形勢雖然已經非常緊張，但胡喬木還是向鄧小平報告了關於寫這篇文章的打算。當然，鄧小平這時已經無心也不適宜再管這類事了。
第二十三次 1975年11月15日
胡喬木找鄧小平，說明自己要對黨、對中央講清楚為劉冰轉信的經過。
說明
1975年11月14日，根據毛澤東前一天“向一些老同誌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個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鄧小平和幾位常務副總理在國務院召集胡喬木、周榮鑫、胡耀邦、李昌開會，通知他們政治局日內將開會談他們幾個人的問題。這次會上談了周榮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錯誤”，沒有談胡喬木的問題。胡喬木想到，為劉冰等人轉信，當是自己的問題之一。在11月1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談話時，胡就告訴鄧，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給你的秘書的。鄧完全不知道信是怎麼來的，表示信既要鄧轉，總是說明寫信人認為他是同情他們的。要胡不必提轉信的事，以免事情複雜化。11月14日會後，胡覺得轉信是一問題，不講請楚內心不安，故11月15日找鄧說明。
第二十四次 1976年1月17日
胡喬木帶著同政研室幾位負責人商量後擬出的一個信稿，請求國務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學部業務的責任，並建議暫緩出版《思想戰線》，找鄧小平征求意見。鄧看信後表示同意，並說，政治研究室今後的問題要聽候中央處理。
說明
1975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北京召開打招呼會議，宣讀了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提出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省、軍級單位通報了打招呼會議情況，發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12月14日又轉發《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政研室隻能停止工作，聽候處理了。1976年1月17日交鄧小平看過的這封信於1月19日向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發出。
在1976年的運動中，“四人幫”把政研室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之一。他們一麵親自出馬，羅織罪名，誣蔑攻擊，並指揮親信爪牙和輿論工具，從外部圍剿，對政研室極盡低毀陷害之能事；一麵扶植自願充當“釘子”的人從內部發難，插手政研室的運動，一連製造了七次大的所謂揭批高潮，企圖整垮政研室的負責同誌，並由此打開一個搜集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誌黑材料的缺口，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服務。政研室的負責同誌除個別人外，都挨了整。胡喬木首當其衝，成為追逼交代與打擊的重點。鄧力群、於光遠也是著重攻擊的對象。他們當時同上級領導失去聯係，在室內也難以相互接觸和同群眾接觸，又麵臨如此強橫的裏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但是他們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四人幫”壓垮，沒有讓“四人幫”的陰謀得逞。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政研室原來的七位負責人中有四人全力從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留下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三人繼續負責。奇怪的是，在“四人幫”時挨整的政研室，在粉碎“四人幫”後卻還是受壓。胡喬木被誣指“篡改”毛澤東著作。政研室寫的揭發批判“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文章《一個大陰謀的真相》（脫稿於1976年11月19日，早於12月17日見報的《滅亡前的猖狂一跳》一個月），被壓不讓發表；《“四人幫”為什麼要砍掉“百花齊放”的口號》一文也被下令打入冷宮。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主張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吳慶彤、賈魯峰、郭玉峰一起向鄧力群、於光遠還有胡繩宣布撤銷的決定，郭玉峰還催促趕快解散。鄧力群和於光遠表示，執行中央決定，但“四人幫”說政研室是“謠言公司”、“黑風口”，對這些不實之詞，我們要說明真相，予以推翻；一年多的工作要總結一下，向中央作個交代；報刊約寫的文章也想寫完。吳慶彤即要他們寫為《論總綱》翻案的文章。事後，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等正式打了一個報告。3月28日，李先念、紀登奎等幾位副總理接見鄧力群。李先念讚揚1975年政研室同“四人幫”是作了鬥爭的，批示照報告辦。這樣，鄧小平親自組建的政研室才算維持、保存下來。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對鄧力群表示，自己即將恢複工作，你們的事（指解散政研室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複鄧小平原來的職務。不久，他即明確提出政研室不解散。這樣，政研室存留的問題就不複存在了。隻是為了照顧華國鋒的麵子，回應3月4日已經宣布解散的決定，在名稱上去掉了“政治”二字，成為“國務院研究室”。1977年11月，胡喬木、鄧力群和於光遠，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任領導工作，但對政研室的工作還是繼續兼顧。
粉碎“四人幫”後，盡管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政研室繼續受壓，但胡喬木、鄧力群和於光遠領導政研室做了大量工作。
他們寫了一批有分量的揭批“四人幫”的文章，如：《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等，以“向群”的筆名發表，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出來後，他們立即感應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意見，提出“兩個凡是”存在的問題。2月8日，政研室黨支部書記朱佳木就向鄧力群反映，指出這篇社論提出的“兩個凡是”值得注意，按照“兩個凡是”，小平同誌就不能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就不能平反。鄧力群同意朱佳木的看法，即向王震報告。鄧力群向王震說明，按“兩個凡是”去做，問題就大了。鄧力群還帶去摘錄的《聯共（布）黨史》結束語中那段學習馬列主義不能隻學詞句、要學精神的話，跟王震說，“兩個凡是”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建議他看看《聯共（布）黨史》結束語中的那段話。沒過幾天，王震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第一個公開批“兩個凡是”的社論，還點了主持和定稿的一個理論家李鑫的名。會後，王震即向鄧小平反映。隨後，鄧小平給中央寫信，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當麵對汪東興、李鑫說“兩個凡是”不行，又在同王震和鄧力群談話中係統地批判了“兩個凡是”，提出“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係來看待”的觀點，指出“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
他們還同“凡是派”進行了理論上的爭論。他們以“向群”的筆名和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對理論上的“左”傾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從經濟戰線首先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以後又撰寫或推薦了強調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主張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的文章，撰寫了論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和讚揚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的文章，推動了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
他們還為黨中央和國務院起草了不少文件和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文章，很好地發揮了參謀和助手作用。
他們在政治上理論上的貢獻，得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的肯定和讚揚。所有這些，已經不是這份著重記錄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的曆史資料的範圍，留待另一份資料詳細記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