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一九七五年整頓論略
一、一九七五年整頓反映了曆史的必然要求
在鄧小平偉大的人生旅程中，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是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之一。作為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努力，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試驗，曆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理論的起點，一九七五年整頓有其特有的輝煌。本文擬對鄧小平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的曆史背景、指導思想、發展過程、顯著成效、成敗原因及其曆史地位作一簡要的論述。
曲折前行的曆史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曆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都不是任何個人主觀意誌的產物，而是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一九七五年整頓，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那一特定時期的產物，也是各種政治力量矛盾鬥爭融為一個合力的結果。
毛澤東在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曾經不無喜悅地告訴外國朋友，現在我們終於找到了一種辦法，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他認為用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可以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可是，毛澤東的主觀願望脫離了客觀實際。他對形勢的判斷，他確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依靠的力量、進行的方法，都出了嚴重的差錯。事情的發展同毛澤東的預想背離。“本來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變成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內亂。全國上下，“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經過艱苦努力，甚至流血犧牲，直到1968年9月，才勉強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進入“鬥、批、改”階段。原以為中共九大以後，經過“鬥、批、改”，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的預期目標。不想接踵而來又發生了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上的一場激烈鬥爭。
林彪企圖謀害毛澤東的陰謀被識破和粉碎。否極泰來。曆史在震驚世界的突發事件中出現了轉機。“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澤東有所醒悟，開始正視並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特別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鄧小平於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陳雲、譚震林、羅瑞卿等一大批老同誌，也都由毛澤東親自批示，或“解放”出來，或安排工作。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領導了1972年的整頓。他組織批判極左思潮，致力解決國民經濟的“三個突破”，動亂局麵逐步得到控製，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了轉機。
可是，好景不長。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判斷，興風作浪，製造新的動亂。1974年初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又使動亂再起。在“四人幫”的煽動指揮下，1974年春夏，到處批“複辟派”，揪老幹部；社會上又出現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以及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派性重新膨脹，山頭重新樹立，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嚴重武鬥事件；在“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口號下，不少工礦企業停工停產。剛剛趨向安定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活又變得一片混亂，有所恢複和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全國工業生產出現萎縮甚至倒退的嚴重局麵。1974年全國沒有完成工業生產計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原油、糧食增長外，其他全都減產。外貿逆差13.4億美元。全年財政赤字7.7億元。
“文化大革命”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麵對如此長期、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經濟萎縮，已經再也不能照樣生活下去了。製止動亂，進行整頓，成為“文革”九年動亂後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促使一九七五年進行整頓的動因並不是個別傑出人物的意誌或願望，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是受曆史發展內在規律支配的、無法抗拒的曆史潮流。
二、毛澤東的醒悟與矛盾
麵對批林批孔運動再次引起的劇烈社會動亂和國民經濟嚴重下降的危險局麵，毛澤東繼林彪事件後又一次猛然醒悟。他順應曆史的潮流，做出了同整個民族、整個階級，同廣大群眾的意願相一致的決策。
其一，結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澤東在武漢對今後全黨全軍工作的總方針作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毛澤東的“八月指示”，表明了迅速結束“天下大亂”實現“天下大治”的願望。它的直接結果是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重新提上日程。
其二，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毛澤東認識到經濟形勢的嚴重性後做出了這一重要指示。周恩來按照這一指示精神在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和“兩步設想”壯美藍圖，成為動員全國幹部群眾團結奮鬥的精神支柱和巨大動力。
其三，批評“四人幫”，重用鄧小平。正如毛澤東所說，當時中國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他自己也已年邁，隻有鄧小平“算一個壯丁”。圍繞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毛澤東對黨、軍隊和國家領導人的人事做出了安排。毛澤東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許她插手“組閣”，並指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依靠重病中的周恩來主持人事安排，要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四個重要職務，執掌黨政軍的最高權力。這是鄧小平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的組織保證。
同時也應看到，毛澤東的醒悟並不徹底，他還存在著相當深刻的矛盾。首先，他雖然決心結束“文化大革命”，也希望迅速改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麵，容許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局部的錯誤，同意甚至親自下令在某些方麵進行整頓，但是，他並沒有也不容許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他對“四人幫”雖然有很嚴肅的批評，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失去對他們的信任，還是采取“一批二保”的態度。毛澤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深刻矛盾，增加了鄧小平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的複雜性和艱巨性。鄧小平出手的整頓措施，能否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至少是容忍，關係到整頓的成敗。鄧小平同“四人幫”鬥爭的態勢，直接關係到整頓的進展。誠然，在1975年，風雲際會，鄧小平站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發揮了曆史主動性和作用，但應該看到，不論是整頓的勝利發展、巨大成功，還是它遭受挫折以致驟然中斷，都是各種力量矛盾鬥爭、交互作用的結果，而毛澤東是當時中國政治天平上最有分量的一個砝碼。
三、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
毛澤東從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後做出並重申了安定團結、學習理論、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但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把三項指示聯係在一起。鄧小平審時度勢，融會貫通，把它們聯係在一起，在1975年5月29日鋼鐵工業座談會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就是今後我們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
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作為指導思想來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應該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的一個創造，是完整準確地理解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典範。因為毛澤東的三項指示集中反映了當時全國上下幹部群眾共同一致的久亂思治、久貧思富的強烈願望，唯有貫徹執行毛澤東的三項指示，才能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經過九年“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混亂局麵。從另一方麵看，進行整頓的主要障礙物和對立麵是“四人幫”。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以貫徹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來進行，就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占據了主動，“四人幫”很難明目張膽地反對。
鄧小平在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時，還很有針對性地提出兩個重要論點：一個是“整體”論。強調毛主席的三項指示是一個“整體”，是互相聯係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丟掉任何一條。一個是“大局”論。強調周總理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和在二十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這就是大局”。“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鄧小平以此統一全黨全國的奮鬥目標，明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個工作重心，並對“四人幫”割裂三項指示、破壞安定團結、破壞經濟建設的言行提供了批評的依據。鄧小平對三項指示的總體把握，使一九七五年整頓具有一種高屋建瓴、勢不可擋的氣勢。
針對“四人幫”在貫徹理論問題指示中的極左觀點和陰謀活動，鄧小平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鄧小平把毛澤東關於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聯係起來，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個“大局”結合到一起，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性。鄧小平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在一九七五年整頓中，致力於運用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著重解決以下實際問題：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實現安定團結；反對搞資本主義的活動；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和思想作風。鄧小平還敏銳地覺察“四人幫”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提出“反經驗主義”，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和革命老幹部的，是要把理論問題的學習變成一場有一定政治目標的運動，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服務。鄧小平采取向毛澤東請教的辦法，促使毛澤東清醒地製止了“四人幫”的這一圖謀。按照毛澤東的布置，自5月下旬至6月初，鄧小平連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對江青等人進行了批評，迫使江青、王洪文作出書麵檢查。而鄧小平，則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同時，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工作。
為落實安定團結的指示，鄧小平得心應手地運用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法律措施這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方麵，強調把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同幹部、群眾直接見麵，宣傳動員要很深入，要做到家喻戶曉；另一方麵，有明確的政策，確定的期限，強硬的措施。鄧小平從當時實際出發，為治亂安邦，橫下一條心，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主要采取反對派性、調整領導班子、落實政策、恢複和健全規章製度、打擊破壞活動等重點措施進行整頓，隻八九個月，就使一個動亂的中國逐漸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麵。
四、一九七五年整頓的三個發展階段
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後，鄧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他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闊斧地領導進行整頓。
四屆全國人大一開過，鄧小平即為落實毛澤東早在“九一三事件”後就已作出的“軍隊要整頓”的指示作了部署。與此同時，著手雷厲風行地領導鐵路整頓，召開工業書記會議，發出中共中央9號文件，首先解決老大難單位徐州鐵路局的問題，不到一個月就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鄧小平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短短三四個月，鐵路運輸麵貌改觀，煤炭工業恢複發展，鋼鐵扭轉欠產局麵，整個工交戰線發生顯著變化，出現安定團結和把生產搞上去的好勢頭。全國工業總產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四十七點四，全國財政收入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結餘。國防科技事業恢複正常，為當年取得“三星高照”的優異成績奠定了基礎。這是整頓的第一階段，是重點整頓階段，也可以說是整頓的試點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