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九七五年整頓中斷的經過及其必然性
一九七五年整頓的挫折，發生在整頓進入科技領域特別是教育領域的時候。這時毛澤東開始改變他對整頓支持的態度，他與鄧小平的矛盾開始顯現並很快尖銳起來。
9月27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遼寧情況，談話中對鄧小平主持下的這一段工作頗多否定，並提到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這次談話後第二天，鄧小平把經過修改的《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並特別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他不記得曾經講過。而恰恰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整頓科學、教育的方針有所不滿之時，10月15日左右，鄧小平又把劉冰等人揭發遲群、謝靜宜的信轉到毛澤東的案頭。鄧小平希望由此推動教育的整頓。不想結果適得其反。毛澤東認為“信的動機不純”，“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而“小平偏袒劉冰”；並說劉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就在毛澤東形成這些看法的時候，毛遠新在新疆參加慶祝活動後回到北京，於11月2日上午到毛澤東處大談當前形勢，攻擊鄧小平主持的整頓，說現在有一股風，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於是，形勢逆轉，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發動起來。不過，毛澤東認為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毛澤東同“四人幫”的矛盾這時雖然隨之下降，但毛澤東也沒有再重用他們。毛澤東對江青依然有批評，也沒有讓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麵主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擔任代總理的也不是張春橋，而是華國鋒。
1975年整頓中斷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在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政治路線問題上，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上，鄧小平和毛澤東確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實踐層麵上，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確實是在總體保持“文化大革命”外殼的情況下，從工交、文藝、科技、軍隊等方麵，局部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撥亂反正，發展下去，勢必要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導致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毛澤東提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到11月中在政治局內批評鄧小平時，毛澤東還希望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但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推辭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由此，矛盾不可調和。
其二，在路線層麵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既強調三項指示是一個“整體”，又指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大局”，從而突出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毛澤東批評鄧小平：“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據此，“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是“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裏，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其實，鄧小平並沒有否定階級鬥爭，他在主持一九七五年整頓中，突出地抓了反對資產階級派性，打擊各種經濟犯罪和破壞活動，促使安定團結的實現和把生產搞上去。他甚至對本應允許的所謂農村資本主義傾向的一些表現，也進行了批評。毛澤東也沒有否定經濟建設，他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要求，支持為此而作出的整頓措施，進行的種種努力。問題的焦點在於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基本上建立起來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以階級鬥爭為綱”背離了“八大”的路線，導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的錯誤。鄧小平後來批評毛澤東，說：“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極端”。
其三，在理論層麵上，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差異。
毛澤東過於強調社會主義的純和公，而不大注重社會主義的富，忽視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或容許存在的私。對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不是致力於促進其得到應有的發展，而是強調進行限製。對按勞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實現並臻於完善，而是著眼於限製。“四人幫”則把它推到極端，在上層建築領域鼓吹“全麵專政”論，在經濟領域把商品經濟、按勞分配視為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加以反對，把發展生產力視為“唯生產力論”加以批判。鄧小平則指出，限製資產階級法權要有豐富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後來，他更進一步指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搞平均主義也不行。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沒有把本來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或社會主義社會容許發展或存在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來反對或限製；也沒有把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做到的東西，當作現實的社會主義必須做到的來要求。
在個人迷信盛行、權力高度集中的時代，鄧小平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雖然反映了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時也注定了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這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是一個不願其發生而又無力避免的悲劇。
七、一九七五年整頓的曆史評價
在1975年冬天開始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在中國，對鄧小平領導的一九七五年整頓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四人幫”攻擊一九七五年整頓是“右傾翻案風”，“三項指示為綱”是複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發展工業的若幹問題》、《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是三株大毒草，誣蔑鄧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這些誣蔑、攻擊充斥報紙雜誌，一時操縱了中國的輿論。可是，廣大人民群眾、幹部黨員擁護鄧小平領導的一九七五年整頓，反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這種代表曆史主潮的評價，從對“批鄧”的抵製中表現出來，從廣為傳播的所謂“政治謠言”中反映出來，在“四五運動”中爆發出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發展的航程中，一九七五年整頓的成就與挫折，為“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準備與物質準備。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九七五年整頓所開始而中輟的事業，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下，得到繼續和發展。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對一九七五年整頓的曆史評價自然也就顛倒過來：
第一，一九七五年整頓是對“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開始。鄧小平說得好，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曆史經驗，決定了一係列撥亂反正的政策。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係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
第二，一九七五年整頓是改革的實驗。社會主義要擺脫貧窮，就要通過改革，找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比較快的發展道路。鄧小平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還說1976年的四五運動“證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江澤民指出：“這次整頓實質上是後來改革的實驗，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願望，代表了黨的正確領導，在短時間內就取得顯著成效”，“整頓的業績和他在整頓中表現出來的風骨，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為粉碎‘四人幫’準備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第三，一九七五年整頓中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和在鄧小平指導與影響下形成的三個著名文件，以及鄧小平的一係列講話和中共中央發出的指導整頓的一係列文件，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鄧小平理論的醞釀和起點。胡喬木曾這樣分析“三項指示為綱”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的基本路線的聯係：“這裏已經提到一個中心，一個基本點，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當時還不可能提出來，隻能叫整頓，實際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開放。”他還指明，鄧小平“把側重點放在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上麵”，“這兩個口號的實質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後，都還起著指路標的作用”。
總之，鄧小平領導的一九七五年整頓，貫徹落實並發展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三項重要指示所體現的正確思想和決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線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確發展趨向，是六十年代前期調整、1972年周恩來主持的整頓的繼續和發展；它下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新時期，給當代中國的曆史進程起了開辟航道的作用。一九七五年整頓是連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時期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並沒有完全中斷。鄧小平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的理論與實踐，正是在“文革”發展到1975年的特殊條件下，對前十年發展與積累起來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的運用和發展。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應該說，一九七五年整頓所作的探索，為新時期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作了更為直接的準備。
作為一九七五年整頓曆史主角的鄧小平，他領導整頓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鄧反右”遭受的沉重打擊，四五運動中受到的擁戴，再度複出後創造的輝煌，構成了他那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的最為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篇章。而由於曆史的特殊的安排，鄧小平用以指導整頓的“三項指示為綱”，他指導或影響下產生的三個著名文件，他領導製定的一係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頓中的一係列講話、談話、批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解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複雜混亂局麵，不僅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構成了日後形成完整科學體係的鄧小平理論的起點。從一九七五年整頓的曆史，已經可以看出，在七十年代中國曆史轉折關頭產生的世紀偉人鄧小平，既是毛澤東事業和毛澤東思想的繼承人，又是毛澤東事業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者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