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肯定下來的和需要繼續考證的——“賀信賀電問題”之我見
魯迅、茅盾的“東征賀信”史料確鑿，應該肯定下來
最近，從1997年10月20日出版的《廣東魯迅研究》第3、4期合刊上讀到丁爾綱同誌的《從“長征”賀“電”到“東征”賀“信”》一文，接著又在11月22日出版的《新文學史料》第4期上看到這同一篇文章。文章談論的是我感興趣的問題，還涉及我曾經發表過的某些意見。讀後引起我寫下這一篇文字，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為行文方便，我把討論的問題簡稱之為“賀信賀電問題”。
“賀信賀電問題”已經談論了幾十年。近十幾年來，由於有重要史料的發現，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有了重大突破。我以為，已經具備了充分的條件，可以對應該肯定下來的史實肯定下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賀信賀電問題”上，還有問題沒有搞清楚，對史實的認識和解釋，也還有不一致的地方，需要繼續發掘資料，進行考證，需要繼續研究、討論，求得認識的接近以至一致。
在“賀信賀電問題”上應該肯定下來的史實是什麼呢？
應該肯定下來的一個重要史實是：紅軍1936年2月20日過黃河東征以後，魯迅、茅盾確實給中共中央寫信，表示擁護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國主張，讚揚紅軍的英勇鬥爭，祝賀東征的勝利。人們因以前有“長征賀電”之說，而把魯迅、茅盾的信簡稱之為“東征賀信”，是恰切的。
為什麼說這一重要史實可以肯定下來？因為有了過硬的、無庸置疑的文獻、史料。
一、最為重要的是，閻愈新同誌發現了重要的文獻：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鬥爭》第95期上刊登的魯迅、茅盾的來信。
信中說：“最近紅軍在山西的勝利已經證明了賣國軍下的士兵是擁護中共、中蘇此項政策的。”信末寫明的寫信日期是“1936年3月29日”。這兩條內證，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信是魯迅、茅盾在獲悉“最近紅軍在山西的勝利”以後、亦即紅軍東征以後發給黨中央的。“東征賀信”的存在已經有了最直接的證據。
對信的內容，在發現了信的全文以後了解得更加確切和全麵，主要有兩點：一是擁護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等宣言，擁護黨和紅軍的抗日救國主張；一是讚揚紅軍的英勇鬥爭，祝賀東征的勝利。
二、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到此事。
這是一條新的文獻資料。
1936年5月5日紅軍東征回師後，中共中央於5月8日在延長交口太相寺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全體成員和各軍團首長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據會議記錄（作記錄的是楊尚昆），會議由洛甫主持，毛澤東作“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在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到了魯迅、茅盾。毛澤東指出：東征動員了全國。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在暴風雨中。在這種情形下，兩方麵對群眾爭取的情形表示很緊張。一方麵是革命的，這以共產黨為首，以新的政策來動員，魯迅、茅盾等都公開擁護，據說李濟琛也擁護，可以說廣大群眾是已經接受了。他們不願當亡國奴，要反抗，要鬥爭。二方麵是敵人，以日本為領袖，提出防共統一線，企圖以此擊破我黨之人民統一線。（以上是記錄的摘錄）毛澤東在這裏講的是東征以後的形勢，提到魯迅、茅盾擁護新政策，當然是就他們在東征以後的言行來說的。同5月20日的一封長電（見下文）聯係起來看，毛澤東說魯迅、茅盾擁護新政策，其主要依據就是他們的“東征賀信”。
三、1936年5月20日，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在一封長電中提到紅軍東征後魯迅、茅盾的來信。
這封電報由黨中央和紅一方麵軍領導人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鄧發、王稼祥、凱豐、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程子華12人聯名簽發，發給正在長征途中的黨和紅軍領導人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肖克、關向應、夏曦並轉各負責同誌，內容是談目前形勢和策略。這份電報已經選收在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全文有六點，其中（丁）為：“黨的十二月政治決議與七次政治宣言與紹禹同誌在七次國際大會的報告，均得到全國廣大人民包括知識界最大多數人的同情和擁護，紅軍的東征引起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讚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甚至李濟琛也發表擁護通電，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南京政府內部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的兩派正在鬥爭中，上海擁護我們主張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公開刊物多至30餘種，其中《大眾生活》一種銷數約達20餘萬份，突破曆史總記錄，蔣介石無法製止。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領導示威遊行，許多外國記者讚助反日運動，從藍衣社、國民黨起至國家主義派止，全國幾十個政治派別在聯共反日或聯日反共的問題上，起了分裂、震動與變化，我黨與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正在積極組織中，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取著暴風雨的形勢。”
爾綱同誌懷疑以至不承認《鬥爭》第95期所載《中國文化界領袖××××來信》是魯迅、茅盾的來信。他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據是，信末署名用的是兩個××，標題為“中國文化界領袖××××來信”（四個×連寫），這隱去的名字，認定是魯迅、茅盾根據不足。他問道：“文化界領袖多矣，焉知一定就是魯迅、茅盾？”
我以為，把《鬥爭》第95期上的信，與5月8日的會議記錄、5月20日的電報參讀，疑雲應該驅散。《鬥爭》上發表的5封來信，同5月20日電報所說“紅軍的東征引起華北、華中群眾的狂熱讚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和蘇維埃中央的主張，甚至李濟琛也發表擁護通電……”，同5月8日毛澤東報告中所說“東征動員了全國。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在暴風雨中……以共產黨為首，以新的政策來動員，魯迅、茅盾等都公開擁護，據說李濟琛也擁護，可以說廣大群眾已經接受了”，不是完全一致嗎？不是可以互相參證嗎？毛澤東的報告，黨和紅軍領導人的電報，都把魯迅、茅盾放在最顯著的地位，說的明明白白是他們在紅軍東征後來信，這就完全證實《鬥爭》上登載的“中國文化界領袖××××的來信”中那兩個未寫出來的名字不可能是別人，而隻能是魯迅、茅盾。
從3月29日來信本身，結合5月8日的報告和5月20日的電報來看，中共中央認定魯迅、茅盾是“中國文化界領袖”當無疑問，他們“有信來”是由“最近紅軍在山西的勝利”、“紅軍的東征引起”也當無疑問，信的主旨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和慶賀東征勝利也當無疑問。
爾綱同誌認為這兩個隱去的名字可以是別的人，那麼，這可能的別的人是誰呢？問題非常具體、實在，能舉出別的兩個人來嗎？據我看過的在此前後的會議記錄、電報、文件中，沒有見到還有什麼與魯迅、茅盾相當的、堪稱中國文化界領袖的人士來信的記載。這也證明了這兩個××是魯迅、茅盾當無疑問。
四、楊尚昆1936年7月24日寫的文章中引用了“我們的戰友”的來信。
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火線》第61期上發表了楊尚昆7月24日寫的一篇重要文章：《前進！向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進！——紀念1936年的“八一”》。文中引用的一段話，就是《鬥爭》第95期上中國文化界人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的一段話：“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的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全中國民眾正在努力奮鬥，為你們的後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楊尚昆文中沒有明說這段話的出處，但他在引了這段話以後說：“這是我們的戰友對我們的讚揚，是全中國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對我們的希望！”這裏所說的“我們的戰友”是誰呢？在看到了1936年10月28日《紅色中華》“摘魯迅來信”後，當然可以認定是魯迅；在發現了《鬥爭》第95期上“中國文化界領袖××××的來信”以後，認定“我們的戰友”指的是魯迅、茅盾，也是理所當然的。